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关于十年文革（三）
提到林彪，中共对全世界宣称，林彪是叛逃国外，看得见的理由是他飞到了蒙古。一个已是二号人物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人，党章上钦定的接班人，他有必要叛逃国外吗？到国外能当得了一把手吗？林彪会如此弱智吗？林彪是坐飞机了，可林彪的飞机是到外国去吗？周恩来亲自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这是干什么？飞机不是鸽子，中国的机场都关了，你让他往哪飞？这不是逼他吗？林彪是走了，他为什么不利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走，还要等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十几个小时后才走？如果出走是有预谋的，这又作何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一听到林彪死了，高兴的拍手笑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语）。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究竟是否存在个林彪反党集团？那个《571工程纪要》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本《毛家湾纪实》（中央党史出版社）这样简介过其中的内容：“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像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还有如下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毛泽东）！推翻挂著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但是，林彪专案组认定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却没有一个看到过这个《纪要》。专案组查了几年，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林彪何时、何地、如何“授意”，或“指使”林立果搞了《纪要》。对此，晚年的邱会作斥为“荒唐”：“这让人感到荒唐。《纪要》如果是个军事行动计划，应该简明扼要，为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的政治话、废话、骂人话，说了很多和军事行动不相干的话？”而且林彪飞机的黑匣子也一直被忽略。黑匣子是确定林彪事件性质的必要证据，当年专案组在“文件”中，提都不敢提黑匣子，更不敢提出要回黑匣子的事。如今事隔近40年了，为什么还不要回黑匣子？！到底怕什么？
对于林彪要搞政变的问题，被诬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出，“九大”后林彪名正言顺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政变。而所谓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在晚年与儿子的谈话中更是列举了八个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把1969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著军委办事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十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程光着《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邱会作的儿子还补充了一个理由：“‘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和林彪划清界线，要深入揭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进驻林彪的家，把每一个纸片，每一个线头，都翻过了。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也反复地仔细清查了，居然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政变痕迹。他们对我们家搜查，把棉衣的里子拆开看，皮箱的衬布撕下查；把小妹妹的作业本、我的大学课本、笔记本，都一页一页地编号，查过后盖上‘验乞’的专案组公章，真可谓一针一线一纸一物都不放过。”
一向所说的林彪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叶群说“不设立国家主席，林彪摆哪儿”那句话，已经证明是汪东兴说的。拿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话说：“林彪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党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还有必要冒着和毛泽东对抗的风险，拿着实权去争国家主席这个排名远远在后面的虚权吗？就算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的竞争、竞选来争取，这应该是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么犯罪行为。”
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认为：“林彪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是党章和即将通过的宪法中法定的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接班人，这比国家主席地位高多了。况且林彪历来重实际、轻虚名，他对国家主席是看得很轻的。”
毛泽东身边的人张玉凤在她的回忆录中，还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著名的“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完全是中央为了应对当时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与张玉凤的回忆录相互印证的，还有姚文元的回忆录《回顾与反思》。姚文元写道，“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