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科隆展出的两幅肖像，左边是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右边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
主张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空袭的人一直认为，这能把制造出一枚原子弹的时间推迟好几年，或许还能为以色列推翻伊朗政府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在公开声明中表示，袭击即便不会摧毁伊朗的核武器项目，也会让其元气大伤。前不久，他声称空袭会使伊朗的努力推迟“很长一段时间”。
但相当一批学者、军事专家和军备控制专家却表示，情况恐怕正相反。他们在报告、讲话、文章以及采访中提出理由认为，袭击可能实际上会促使伊朗加快努力的步伐，确保其实现目标，从而加速原子弹的到来。
“袭击会增加这种可能性，”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政治学家斯科特·D·萨根(Scott D.Sagan)在提到伊朗的核武器时表示。
其实，乔治·W·布殊(George W.Bush)政府曾在内部得出一个更为强烈的结论，否绝了轰炸伊朗的行动，认为它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迈克尔·V·海登(MichaelV.Hayden)回忆说，布殊的高级顾问中有这样的观点，袭击“会促使他们做出我们正在努力防止发生的事情”。
那些警告不要对伊朗发起袭击的人表示，这样的行动会让德黑兰的官员摆脱很多约束。比如，袭击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国际观察员被驱逐出伊朗，这又会让伊朗政府得以消除数百台监控装置和保障措施，包括封存的地下贮藏设备。此外，如果伊朗以袭击受害者的姿态面对世界，会赢得同情，可能还会从曾经支持贸易禁令的国家获取极为重要的进口物资。持这种想法的人还认为，袭击会促使伊朗进一步把经济重心转向军事目的。
这些分析人士说，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袭击会让眼下争吵不休的伊朗团结起来，形成鼓励同仇敌忾的气氛。正如瑞典外交大臣和芬兰外长今年早些时候撰文所述的那样，“很难看出有比这个更可能促使伊朗做出最后抉择的单一行动了。”
分析人士称，历史表明，空袭和军事威胁通常会导致被围攻一方不计一切地获取核武器的坚定决心。
“人们总假定坏家伙必然想拥有核武器，”蒙特雷国际研究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防止核扩散专家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说，“但我认为，因风险平衡的考虑他们会有所犹豫。我的感觉是，军事行动的威胁使坏家伙觉得自己需要原子弹。”
1965年，时任巴基斯坦外长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Bhutto)发表著名言论称，“如果印度制造原子弹，我们哪怕吃草吃树叶，甚至挨饿，也要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他所表达的似乎正是这种决心。
位于伦敦的知名军备分析组织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防止扩散领域高级官员马克·菲茨帕特里克(MarkFitzpatrick)在接受电子邮件采访时表示，“几乎可以确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会导致伊朗“用曼哈顿那样的风格尽可能快地赶制核武器”。
这些分析人士坚持认为核扩散的历史说明，试图通过发动袭击来挫败核武器计划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蒙特利国家研究学院的刘易斯以及其他专家常引用伊拉克的例子作为论据。他们称，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克奥西克(Osirak)反应堆的袭击更坚定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决心，给他的核武器计划野心注入了新的活力。
刘易斯最近写道，“我知道的所有历史证据表明，萨达姆在蒙受袭击的羞辱前，还没作出寻求发展核武器的决定。”
一些以色列高官对这点有不同看法。参与了袭击伊拉克反应堆任务的飞行员阿莫斯·亚德林(Amos Yadlin)曾任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的长官，他在今年早些时候争辩称，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从未完全恢复”，并援引该轰炸事件作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强有力依据。
但也有一些前以色列官员认同袭击事件让侯赛因更加嚣张的观点，他们担心袭击伊朗会带来同样的后果。
尤瓦尔·迪斯金(Yuval Diskin)在去年退休之前担任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局长。他在4月的一次集会上提到“许多专家”援引的核武器计划加速风险。他说，“今天伊朗人宁愿慢慢、悄悄做的事儿，会变成他们能合法地赶快做的事儿，并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核武器历史学家说，仅威胁本身就能激发一个原子响应，比如美国的敌意促使中国寻求制造核武器。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约翰·威尔逊·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薛理泰在《中国原子弹的制造》(China Builds the Bomb)一书中写道，美国的威胁激起了“他们反抗的情绪并决心以高昂的代价实施核武器计划”。
是什么促使核计划加速的问题，看来比伊朗危机和核武器历史更重要，因为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潜在的核武器国家（比如日本、德国等能够制造原子弹，但没有这么做的国家）有所增加，估计现在有40个左右。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阻止国家跨越这条界线的社会因素。
前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El Baradei)在该机构20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曾告诉他的同事们，要不要造原子弹的决定往往取决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因素：“安全感还是不安全感”。
他补充说，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对该因素的估计可能会迅速变化。他说安全感的界限“很小，因此很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