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新闻网》一篇题为《呼和浩特市委原副秘书长贪污6591万一审获无期》的文章披露，呼和浩特市委原副秘书长张志新因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国有资产6591万余元；利用职务便利，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98万余元；在经营培训大楼出租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经济损失348万余元，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没有看到单项罪名的判决情况，但凭笔者根据张志新以上三个罪名的涉案金额分析，仅贪污罪的涉案金额即高达6591万元，已足够处判死刑的涉案金额了；受贿罪至少应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加上玩忽职守罪，如此“三罪并罚”，最终仅被判处无期徒刑，应该说是“畸轻判决”。如果对照此前部分经济犯中部级高官的判决结果进行分析，如果不是人民币加速贬值的结果，那如此明显的“官小轻判”，则是司法机关对张志新特别眷顾。
12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克杰，和其情妇（现在称“特定关系人”）共同涉案4100万元，被判处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唯一被判处死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还是12年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受贿价值人民币544万多元，另有161.77万元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约相当于张志新涉案金额的十分之一，被判死刑；
8年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受贿517万元，被判处死刑。
5年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案金额649万元，其中609万为家属接受钱财，自己直接受贿仅40万元，也被判处死刑。当然，郑筱萸把中国的药品价格弄得畸高，一手制造了“看病贵”问题，也是他被重判的一个重要原因。题外话：他的继任者似乎并未接受其教训，依然乱批新、特药，依然不能很好地行使监督胶冒伪劣药品的职责。
3年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1.9573亿元，被判死缓。这应该是对高官判决畸轻的转折点，当然，陈同海供出了“公共情妇案”，涉及在职的部级以上官员多名，确实有“重大立功表现”。
2年前，被判决的12名部级官员中，“千万级贪官”陈绍基、王华元、王益，涉案金额分别为2959万、1665万和1196万，均被判死缓；向“千万级”狂奔的黄瑶、孙善武、郑少东、皮黔生、米凤君，涉案金额分别为954万、910万、826万、755万、628万，也被判处死缓；陈少勇、朱志刚、康日新、黄松有涉案金额分别为819万元、744万元、660万元、510万元，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1年前，涉案金额3318万元的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和涉案金额1022万元的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均被判处死缓；涉案金额768万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被判处无期徒刑。
不难看出，在部级以上贪官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级”的，均被判处死刑或死缓，其他涉案几百万的，也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缓，甚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中国人历来都有“刑不上大夫”一说。可近几年却出现了众多“官小轻判”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司法的乱象。最为典型的要数山东日照检验检疫局原局长李华森一案，其贪污公共财物折合人民币6520万元，挪用公款8740万元，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580万元，涉案总额超过1.6亿元、“数罪并罚”也仅被判无期，可以说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说。
很明显，以上这些被判决的部级贪官，无论是和李华森还是张志新相比，都只能喊“冤枉”了。因此笔者以为，在对待经济犯罪方面，中国司法何时能有了一把精确的尺度，应该是衡量中国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