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对邓小平是有意见，认为邓应该“整一整”，但是他从来没有将邓小平与刘少奇等同起来。一九六八年中共八届十二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党籍。林彪、江青曾竭力主张将邓小平开除出共产党。毛不同意林、江的意见，而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毛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可是，毛又说邓右得很。由此可以看出，毛对于邓小平，是又打又拉，有褒有贬，使邓能为他所用。
我是在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元帅追悼会上，预感到邓有可能复出。那时毛不再与我多谈话，我都是透过汪东兴知道重要政治动态。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我听到毛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由此给邓的复出打下基础。
周恩来的癌症是促使邓小平复出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则是，林彪死后，政治局势日渐复杂。当时正是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一方，周恩来、叶剑英为另一方，正在明争暗斗得不可开交。他们双方在林彪事件的看法上意见相左，泾渭分明。
周恩来批林彪是极左，在工作上就要校正文化革命中的极左作法。江青、张春桥等一再宣称林是极右，周则是“右倾回潮”。毛在此事上支持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自一九七二年初当着江青和周恩来的面交代交权后，似乎就对周疏远了。他警觉到周似乎是个修正主义的右派。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毛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变修正。”毛还说再这样下去，中国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同年十二月，毛又再度批评了周恩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批林彪的“左”，整顿经济，情况确有改善。
从此江青等人不断整周恩来，藉批林彪之机，发动了“批林批孔（夫子）”，又进而“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明指为周公，实指周恩来）”。江青并说周恩来是“现代大儒”。
周恩来处境危艰。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以后，除去毛接见外宾，周作为陪见，待外宾走了以后，才得乘机向汇报请示工作，平常见不到毛。在江青等的围攻之下，他想得到毛的指示和支持，但中间又有张玉凤把关。他因此想通过外交部的王海蓉、唐闻生向毛反映情况，以求得毛的意见。然而王、唐二人与毛的接触自比张玉凤少得多。所以双方较量起来，王、唐要逊一筹了。
一九七三年十日，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逐渐回到权力核心。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返回北京，四月第一次公开露面。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委员会正式恢复邓的职位，十二月任命他为政治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邓的任命，并通过邓为政治局党委和党副主席。毛还让许多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老干部复职。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大）期间，我一心一意只担忧毛的健康，没有注意到此会的政治意义。
在开会期间，我们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毛的缺氧症状十分明显。在他乘坐的车内，装备了特制的氧气瓶。为了使毛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一一八厅，和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能保持不断输送氧气。我们在一一八厅下面的地下室内，安装了中心供氧设备。用管道接至一一八厅和主席台。在主席台的幕后，我们还设立了急救站。
在开幕式的那天，散会时，代表们全体站立鼓掌，毛几次试着立起来，都不成功。毛不起立出场，代表们不会循序退出。周恩来很急，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建议，周向代表们说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场后，他再回去。等代表们全部退出后，我们才搀扶毛回到一一八厅。代表们自然不知道毛已患重病。
直到会后，我才了悟领导核心已发生了重大转移。会后，大家议论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其中固然不少是文化大革命是造反起家的人物，但是“老革命”亦复不少。中共中央副主席，只有王洪文和康生两位是原文革小组成员。另三位副主席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将军。所以就整体而论，开完十大后，江青四人帮并没有占据多大优势。毛没给他妻子太大的权势。
毛仍继续他的政治从事调动。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中间经过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毛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些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上做了很久、文革期间在林彪领导下，军方权力高涨。毛的讲话对整顿军队有很大影响。
有些消息来源说，军区司令员互调是邓的主意。传说，毛召见王洪文和邓小平。毛问他们：“我死了会怎么样？”王回答：“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邓回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邓小平上台后，毛因身体日渐衰弱便没有参加任何会议。王海蓉和唐闻生做毛的联络员，向毛报告政治局势，并在毛和周恩来之间来往传送文件。毛退到幕后，但权力并未稍减。
邓小平协助周主持政务以后，江青四人帮加紧他们对周恩来的围剿。一九七四年刚刚开始，就进入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号召全国学习这一文件。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北京分别召开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大会。
我借口毛身体不好，不能离开，没有去参加。
据汪东兴告诉我，会上主要是姚文元讲话，当中江青插话。最后由迟群、谢静宜讲话。讲话的火药气极浓，矛头直对着周恩来和大批老（右派）干部。汪说，最不可理解的是，周还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还检讨说，这次会开晚，“抓晚了”。汪说周是个胆小鬼。
江青的“批林批孔”运动未形成气候。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一个比一个更风声鹤唳。文革后批斗诬陷，冤狱遍布，连毛最亲密战友林彪也企图武装起义，叛变夺权。中国人民实在是搞疲了，也很厌烦了。人民了解到，这些政治运动只是赤裸裸的高级权力斗争，和他们一点切身关系也没有。“批林批孔”运动只不过是江青等煽动一些人，谋求打倒周恩来，夺取党权、政权、军权。大家都是应付了事。这次运动是个大失败。
毛对江也有批评。这些批评当时已流传到社会上。我只举一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见到江给他的信以后，复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我当时全心全意投注在毛的疾病上，无暇顾及这些政治斗争。毛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