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医院，赫然在目的就是一进门悬挂的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这句话只能是出自毛泽东，換了谁，都会被批判。那时，不论人性还是人道主义，都不属革命范畴。人性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时代大批人道主义，大反资产阶级人性论，并非从文革开始，只是文革中借着亿万人民的脚，再一次践踏人道主义罢了。20世纪50年代，巴人的《文学原理》在课堂上就受到批判，原因是他在书中鼓吹了人道主义。40年代初，延安整风，有的作家就受到批判，说他们的作品也是充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当然，再向前追究，反人道主义的论调，来自苏联斯大林和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等人的讲话和著作。
1965年10月，肖洛霍夫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不久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被称为“大毒草”。批判文章称：“肖洛霍夫身上散发出了浓烈的反动气味，因而博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欢心和青睐。一九六五年十月，瑞典科学院把专门为收买‘东方叛徒’的、被称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诺贝尔奖金’授给了肖洛霍夫。身为苏共中央委员的肖洛霍夫对这笔奖金垂涎三尺，他几次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奖金。”
当时挨批的另一部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讲的是苏联女红军爱上白匪俘虏的故事，其罪名就是鼓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有的批判文章公然指责这部电影和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一样，其鼓吹的人道主义本质就是狗道主义。那时，人权在中国是禁词。
改革开放前，全世界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口径一致：不存在人权问题。感谢胡耀邦开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先河，中国承认人权问题是头一个。前不久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再次忆及自己的父亲。他说，“要搞改革，领导人需要有大智慧、大气魄、大胸怀、大慈悲，看到老百姓受苦他们要很难受才行，更重要的一点还要有牺牲精神。”
与“看到老百姓受苦他们要很难受才行”正相反，凡是这类有人味的电影，都被打成了毒草。甚至连外国电影也不放过，包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莎士比亚等等。什么是无产阶级人性论，什么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是没有人性的人性论，就是没有人道的人道主义。
1967年9月，北京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总部主办的《新北影》第2期，发表《译制毒草片一百例》。其中批判的100部“译制毒草片”有：《白雪公主》（苏）、《白痴》（苏）、《复活》（苏）、《偷东西的喜鹊》（苏）、《白狗》（苏）、《前方是急转弯》（苏）、《初次考验》（苏）、《在荒凉的河岸上》（苏）、《祖国在召唤》（苏）、《证据》（苏）、《舞台前后》（苏）、《白夜》（苏）、《水晶鞋》（苏）、《奥赛罗》（苏）、《第十二夜》（苏）、《带阁楼的房子》（苏）、《共产党员》（苏）、《不同命运》（苏）、《第四十一》（苏）、《祝你成功》（苏）、《雁南飞》（苏）、《两姐妹》（苏）、《唐·吉诃德》（苏）、《一九一八》（苏）、《海之歌》（苏）、《红叶》（苏）、《一个人的遭遇》（苏）、《父与子》（苏）、《阴暗的早晨》（苏）、《最后一步》（苏）、《海军少尉巴宁》（苏）、《金钥匙》（苏）、《不屈服的人》（苏）、《红帆》（苏）、《运虎记》（苏）、《郭林的前程》（苏）、《一年中的九天》（苏）、《姑娘们》（苏）、《烽火年代》（苏）、《人和兽》（苏）、《通向舞台的道路》（苏）、《深夜的脚步》（苏）、《可敬的妓女》（法）、《逃亡者》（法）、《漂亮的朋友》（法）、《红与黑》（法）、《三剑客》（法）、《广岛之恋》（法、日）、《仅次于上帝的人》（法）、《警察与小偷》（意大利）、《如此生意》（意大利）、《她在黑夜中》（意大利）、《家庭争执》（捷克）、《危险的生活》（捷克）、《定时炸弹》（捷克）、《毁灭性的发明》（捷克）、《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捷克）、《更高原则》（捷克）、《像你这样的人》（捷克）、《锁链》（捷克）、《十块美金》（匈牙利）、《雾都孤儿》（英国）、《王子复仇记》（英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