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复国——太多的血泪、白骨和苦难为之献祭的深情
【鉴于现在自焚藏人已达八十七人，现节选袁红冰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的第五章“西藏复国——太多的血泪、白骨和苦难为之献祭的深情”，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和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第五章 西藏复国——太多的血泪、白骨和苦难为之献祭的深情
鹰一样英俊的僧人点燃了自己。绛红色的僧衣间腾起金霞般的火焰；烈焰焚身的灿烂苦痛中，僧人犹如踏着狂风雷电，作雄鹰之舞；伴随那辉煌的舞姿，金色烈焰仿佛在吟颂一行英雄的诗句：“自由西藏”。
——这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的一天，在新德里出现的景象。当时藏人正举行绝食集会，抗议中共暴政。点燃自己的僧人同时也点燃了历史，并让那次绝食集会最后升华为生命与金焰的献祭。僧人的名字叫作图丹欧珠。
事件发生后，有僧人躲在苍白干枯的阴影中低声咕噜，指责图丹欧珠违背佛法，因此很难转生。金圣悲从这种指责中看到人性最丑陋的一面。他们指责，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如图丹欧珠那样，用高贵、英俊的生命，为西藏的自由献祭。图丹欧珠是僧人，他当然相信转世，也当然明白自焚者将难以转生，而且在此后万年之中，他的灵魂每日每夜，每时每刻都要承受烈焰焚身的惨痛。
但是，他仍然点燃了自己。显然，他已绝意不再转生，而只承担此生对自由的责任。他要用万年烈焰焚身的痛苦，来祭奠为藏人的自由而涌流的血泪，而遍布荒野的白骨，而堆积如山的苦难；他要用燃烧万年的灵魂表述藏人对自由的渴望，他是藏人的自由之神。他不但没有违背佛的精神，反而是在用化为金焰的美丽生命，阐释拯救人世苦难的菩萨的大悲悯之情——只要世间还有受苦受难的人，菩萨就绝不成佛进入极乐世界，而要留在万年苦难中，给需要救助的人送去心灵的慰藉与启示。
在遗言中，图丹欧珠说：“我为获得这样一个效劳的机会而感到幸福，绝无半点悔意。”此后万年，他都将在肤焦骨裂的痛苦中幸福着；那与璀璨的痛苦同在的幸福，是佛的精神之美的极致，因为，那是为藏民族的自由而承受的苦痛。
金圣悲愿用思想为图丹欧珠编织祭奠的花环；他已把那团埋葬僧人的金霞般的烈焰，供奉在自己灵魂的圣殿里。
也曾有一个自诩民运人士和诗人的中国女性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轻狂地嘲笑将自己埋葬在金色烈焰中的僧人不懂珍惜生命。这个大半老的女人为了和岁月较劲，竭力想把自己打扮得年轻，甚至让印着一朵硕大牡丹花的旗袍罩在干瘦的屁股上，似乎想以此来显示她对生命的珍惜。然而，连母羊都能看出来，在同岁月的较劲中，她是个失败者；她的自我粉饰使人不能不把她和清朝的妓院联系起来——不是花枝招展的妓女，而是扭捏作态的老鸨子。望着她那犹如涂了香粉的大鹅蛋般的脸，金圣悲不禁悲叹如狂风：“如此低庸不堪的丑物，怎么也敢嘲笑展开火焰的长翅，飞向苍穹之巅的英俊的鹰！”
这些中国的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懂得，图丹欧珠是以一种英雄的方式和佛的方式来珍惜生命。他不允许自己的生命在庸俗的时间中慢慢腐朽干枯，他让生命升华为意义，升华为英雄人格之美，升华为菩萨的大悲精神——他对自己的生命提出高于芸芸众生的要求。图丹欧珠之死在向历史预言一个真理：自由需要和英雄之血相贸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能力涌现以高贵的生命书写自由诗篇的英雄，就不可能赢得属于自由的命运。中国的伪自由主义者不过是用“和平”、“理性”一类词汇掩饰自己的怯懦与猥琐的鼠辈；他们嘲笑，甚至诅咒舍生取义的英雄，是因为图丹欧珠璀璨的生命，使适于黑暗的鼠辈人格自惭形秽并恼羞成怒。
图丹欧珠感动不了某些脸色苍白的僧人，也感动不了冷血的中国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却感动了藏人的铁血之情。达兰萨拉为他送葬时，人群如动荡的怒涛，悲声震撼苍天大地；几十位岩石般坚硬的藏人因悲恸而昏厥。一位不知名的青年，用藏刀在自己悬崖般的胸膛间刻出“自由西藏”。
金圣悲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图丹欧珠化为烈焰的瞬间，也没有机会为他送葬。不过，金圣悲青铜色的眼睛却时常突然感到被那团烈焰灼伤；他也常在深夜时分，被藏刀和白骨相撞的声音猝然惊醒——是那位不知名的青年在自己胸膛上刻写“自由西藏”时，藏刀蓝色的锋刃同胸骨相撞的声音。没有任何理由，金圣悲便坚信，藏刀与白骨的声响，会让落日流出殷红的泪。
或许因为图丹欧珠是在西藏青年会发起的绝食集会上自焚，金圣悲访问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总部时，沉浸在格外肃穆的情绪中。西藏青年会的分部遍布世界各地。这是一个追求西藏独立的组织。不过，按照金圣悲的判断，将其称之为追求西藏复国的组织，更符合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因为，复国这个概念可以涵盖独立的理由，而独立的概念却不能完全表述西藏复国的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内涵。无论如何表述，西藏青年会的追求显然不同于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在中国范畴内实现高度自治的理念。
西藏青年会总部有几个房间，但每个房间都不宽敞。狭窄的房间里，两幅巨大的画像吸引了金圣悲的注目，一幅是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一幅是达赖喇嘛半身像——布达拉宫是西藏的国家象征，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象征。这两幅画像无言地表述一个事实：没有必要过分解读西藏青年会同达赖喇嘛在西藏前途问题上的观念分歧；观念不同只限于观念不同，那是思想自由状态下经常出现的情况；无论观念怎样不同，达赖喇嘛都是全体藏人的尊者，也是西藏青年会的精神图腾。
金圣悲同西藏青年会会长的会见地点，在会长办公室。现任会长的名字叫次旺仁增。他的耳垂硕大丰满，宛似两滴辉映着金色阳光的就要垂落的巨大水珠；眼球上仿佛蒙着一层凝固的血雾，这使他看起来犹如刻在紫檀木柱上的凶悍的护法神。这天炽烈的阳光仿佛要把窗上的玻璃都融化掉；挤满狭小房间里的大堆书刊，更增加了酷热的感觉。可是，次旺仁增却穿着笔挺的浅灰色西装，脖子上紧紧勒著一条崭新的领带，似乎他真是紫檀木雕成的，既没有热感，也不会出汗。
谈话过程中，次旺仁增一直避免同金圣悲对视。金圣悲知道，这并非因为次旺仁增不坦诚，更不是因为畏惧，而是他不愿让金圣悲，这个汉人，看到他眼睛里对汉人的仇恨和不信任——藏人是一个不善于掩饰真情的族类，而次旺仁增又不愿对金圣悲这个客人失礼，所以，他只能选择避免对视。尽避这样，金圣悲仍然感觉到，对汉人的厌恶，像一片万年的风也吹不散的血锈，覆蓋在次旺仁增的心底。
次旺仁增关于他的理念的陈述明确而简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青年中建立西藏复国独立的意志，有怎样的意志，就有怎样的命运；然后就是等待时机，所有民族的独立建国都需要一次历史的机遇。次旺仁增陈述的明确说明他坦率，而陈述的简单则说明他对中国缺乏深刻的了解——他是流亡藏人的第二代，出生在美国，从来没有到过西藏，当然也没有直接面对中共强权的经历。不过，当谈到西藏复国的理由时，次旺仁增的一句话，使金圣悲意识到，这位出生在美国的藏人虽然不了解中国，但却深刻地了解藏民族的情感。他说：“中共统治六十年对藏人的屠杀和迫害，对藏人文化的毁灭，就是藏人必须复国的理由；藏人已经明白，失去祖国的独立，就失去尊严并承受苦难，藏人为复国独立流了太多的血——血，就是理由。”
次旺仁增说出藏人复国独立的理由时，金圣悲的意识被布满血锈的铁幕遮盖，铁幕上雕刻着一幅幅画面：梅朵的祖母，一位枯枝般的老妇人，在半个多世纪中用起义者和流亡者的白骨筑起的玛尼堆；上个世纪藏民大起义中，一群康巴起义者在念青唐古拉山下战败，他们的尸体遮住了草原，他们的血染红了纳木错，湖中清澈的波浪好像燃烧起来了——被藏人能灼伤太阳的热血点燃；许多雄伟壮丽的康巴汉子为了不在中共的统治下生活，作自由人，带着他们美目如彩凤之眼的女人，走进藏北无人区，在那里，他们的脸很快就被太阳烧成铁黑色，他们的血肉和铁骨也被冷酷的风吹成青铜色的尘灰；半个多世纪，无数追求自由的藏人凋残于遍布藏区的监牢的铁门内——僧人绛红的僧衣犹如酷刑下被摧残的心灵的圣火，诗人明星般的眼睛在利箭也穿不透的黑暗中消失… …。
“是的，西藏复国，是一种深情；已经有太多的血泪、白骨和苦难为那深情献祭。历史有时接受理性的引导，在清晰的逻辑中行进；有时却被情感的魅力所感动，而狂飙突进——情感的魅力来自她所蕴涵的血泪。… … 一个民族在付出血泪、白骨和苦难之后，仍然没有复国独立的意志，那麽，连原野上的枯草和荒凉的风都会看不起这个民族。藏人复国的意志就是沐浴在血海中的太阳 … … 。”金圣悲同次旺仁增告别时，望着他那双仿佛蒙着一层血雾的眼睛，如是想。
藏族是美女如云的族群。藏人女性有能令铁佛苦恋的明眸皓齿，有能迷住顽石的灿若云霞的秀色，有能让狂风醉倒在花丛中的微笑，特别是，藏族美人有所有女人中最妖娆的长腿细腰的体态。所以，金圣悲是怀着到美的圣殿中朝圣的心情，前去拜访西藏妇女会。然而，令他稍感遗憾的是，西藏妇女会的会长身材矮小，而且容颜也不美。不过，她仍然有一双极富感染力的纯澈的眼睛，那种纯澈只会在藏人的眼睛里闪耀，因为，纯澈中有属于白雪的神韵。
妇女会长说话的过程中，时时自然地挥动手臂，就像一只站在花枝上鸣唱的鸟在搧动彩翅。她十分自信地告诉金圣悲一个信念——只要促成一次达赖喇嘛同胡锦涛的会见，胡锦涛就会被尊者真实而高贵的人格魅力感动，西藏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显然，这位妇女会长完全不清楚，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当代中共官员，是靠阉竖宦官人格走上权力之巅的。宦官人格的特征就在于精通奉迎阿谀，同时又阴毒诡诈，他们可以被各种利益收买，被力量征服，却唯独不被真实而高贵的人格所感动；或者说，尊者的人格魅力即使可以感动枯骨顽石，也不能感到中共官员那一颗腐烂的心。
妇女会长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议员。直面她单纯的天性和对中共的无知，金圣悲既悲哀又尊敬。悲哀在于，连议员对中共都抱有如此单纯的幻想，流亡政府怎么能在同阴险、虚伪、狡诈为人类之冠的中共暴政的博弈中，有效维护藏人的政治利益；尊敬则在于，金圣悲突然想到，如果人类的政治活动者都像这位妇女会长一样心灵单纯，政治就将成为一个最纯洁的领域，而政治，这个人类公共事务的领域，不正需要纯洁化吗？纯洁的政治不正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吗？
妇女会长明确地告诉金圣悲，妇女会和西藏青年会不同，妇女会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不追求西藏独立，只把西藏的高度自治作为政治诉求。于是，金圣悲问她：“以色列人亡国千年，仍然复国，就因为他们经历千年亡国的苦痛之后，知道没有祖国，民族的命运就没有政治依托。图博王国的历史辉煌和今天藏人的现实苦难，以及藏族文化濒临灭绝的命运，都在讲述同一个真理——有自己的祖国，才可能有民族命运的辉煌；失去祖国，藏人就失去生存的意义。难道你，真的不愿意西藏复国吗？你不希望藏人有自己的独立的祖国吗？”
时间突然在沉默中断裂了，断裂之处露出了白骨。妇女会长无奈，甚至痛苦地直视著金圣悲，仿佛面对滴血的刀锋。瞬间之后，她的眼睛里闪耀起泪影。金圣悲觉得，她的泪影中辉映着那位年轻僧人图丹欧珠身体上腾起的金焰。
“你的问题刺到我心里，我的心流血了，我的眼睛要流泪… … 。”心灵激荡中，妇女会长开始回答：“但信佛的人必须对说过的话负责，不能来回变，不能言而无信。我已经说过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就不能再说别的了… … 我不能再说别的了… … 。”
那一刻，金圣悲意识到，向妇女会长提出刚才的问题意味着残忍。同时，他对这位女性的敬意更加深沉。在一个不相信道德的时代，妇女会长依然如此忠实于坚守自己承诺的原则，这感动了金圣悲。他用思想，一种属于哲人的方式，在心灵中表述他的敬意：“即使心流血，眼流泪，也要信守承诺——她的道德天性源自藏民族的文化历史。为了对达赖喇嘛对承诺，她没有说出对西藏复国的态度。但是，我已经感觉到，独立复国的深情是她，甚至是每一个藏人心的深处永远不停的呼唤，只要雪域高原上的万里长风没有停息，那呼唤就不会消失。是的，她没有说出来，但她对西藏复国的深情，就像迸溅在白雪间的血一样炫目。”
一个只由庸众构成而没有英雄的民族，必将在历史的斜视中走向堕落；一个有创造历史意志的民族，定然会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的英雄。李科先，就是浴血的西藏命运正在用苦难之刀雕刻的英雄人格，当然，只是开始雕刻，英雄的雕像还远没有完成，但毕竟开始了。
李科先以“青年政治反对派领袖”的声誉而著称于西藏流亡社区，同时也开始引起国际间的关注。“青年政治反对派领袖”——这是一个极具政治争议性的人物定位。然而，金圣悲对李科先的兴趣首先并非在于他的政治人格特征；金圣悲，一位哲人，是把李科先作为一首生命之诗，一个雄性人格艺术品来欣赏。那是荒野对狂风雷电的欣赏。
李科先神态狂放不羁，具有昂视阔步的荒野之王的骄傲，而且他的长发浓密，双颊和下巴间覆蓋著黑亮的胡须，这使他看起来酷似年轻的雄狮。不过，最令金圣悲欣赏的，还是他生命和思想风格中处处涌现出的侠义精神。
诗情和侠义精神，这两种美人格的素质，原则上只来自天启，绝非教育或者学习所能获得；或者说，真正的诗人和英雄都是天生的，即天纵英才。
李科先出生在安多牧区。童年时代，打开门迎面碰到的就是大自然——夏天是绿草和野花，冬天是白雪和冻得发蓝的风；他是和几只羊、几头牛、几条狗一起长大的。李科先向金圣悲讲述了小时他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一只鹰在他的家前面追击一只黄喙的小鸟，小鸟发出声声哀鸣，从他头顶上掠过，像是在求救，最后小鸟还是落入鹰的利爪；当时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消失了，他只是一团怒火，恨不能生出燃烧的翅膀来，飞上天空，救出小鸟。
少年时，李科先最初决意反共，也是基于侠义之情。他的养父曾带他到一片荒野间，偷偷祭奠被中共军队枪杀的十八个僧人。藏人在僧人遇害的地方为每个受难者摆了一块黑石头来作纪念。十八个僧人中，有三个是在山上的洞穴中修行的苦行僧。当时李科先不知道那十八块石头代表或者象征什么——代表僧人的生命，还是象征他们的死。但是，他发誓要为僧人，特别是苦行僧报仇雪恨；他坚信，只有凶残至极的人才会忍心杀死与世无争的苦行僧。
具有英雄情怀的男人，都把在危险的锋刃上作命运之舞，当作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李科先就是如此。他曾三次翻越喜马拉雅。一九八九年，他还是一个少年，便首次翻越喜马拉雅。那一次他走上流亡之路，是因为听说印度有一支藏人的军队，而他想要参军，作一个武士。
李科先很自信地告诉金圣悲，藏人天生是战士，精于一对一的搏杀，而不是像咬群架的狗那样群体作战；如果像古代勇士那样，两个人面对面通过用刀割自己比拼勇气——每人一刀，轮流进行，直到血流尽——死前脸露欢笑的一定是藏人。可是，他作武士的努力却以失望而告终。来到印度他才发现，那支藏人军队由印度管理，高级军官也都是印度人。于是，李科先放弃参军的计划，再次翻越大雪山，重返故乡，因为，他认为让印度人领导意味着耻辱。
回到西藏后，李科先由于组织争取西藏自由的运动，很快就被中共逮捕。只是由于在狱中罹患严重的肠病，濒临死亡，监狱当局才允许他取保候审。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李科先以顽石般的毅力，第三次翻越喜马拉雅的红血和白骨之路，来到达兰萨拉，并在印度的医院作了肠部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他身体里原来的血都流尽了，输入的都是印度人的血。
向金圣悲讲述这段经历的过程中，李科先桀骜不驯地摇动了一下狮鬃般的长发，说：“命运已经把我造就成一个半神。我的血是阿育王的，我又有孙子的智慧，但我的骨头还是松赞干布的——人的血和智慧都可以换，唯独骨头不能变，也不会变。”
最初李科先在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任职。狂放不羁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个性很快使他的上司不得不要求他作抉择：或者闭嘴，停止随意发表严厉批评流亡政府政策的言论；或者离开政府的研究机构。骄傲的李科先当然选择了离开。对于这头年轻的雄狮，离开那个职位，犹如离开狮笼，进入可以任意驰骋的大草原。从此之后，李科先开始在流亡藏人社区进行演讲，阐释他的关于藏人前途和命运的理念。由于人格和思想的双重魅力，李科先很快就声誉鹊起，被公认为“年轻的政治反对派领袖”。二零一零年，他又被选为《前西藏政治犯协会》副会长。
李科先的初步成功证明，藏人是一个依然保持崇敬英雄人格的精神能力的族群，因而具有征服艰险命运的可能。
李科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藏人“新学派”的政治象征。李科先对政教合一、僧人参政，以及他所说的流亡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僧人应当回到寺庙中去研讨佛学，全面退出政治。他极其厌恶流亡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以及同中共当局的谈判行为，斥之为“与虎谋皮”式的愚蠢，并确信复国独立是藏人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他关于复国独立的理由也很独特。支持复国独立的藏人曾论述过许多的理由，李科先的理由则完全属于理想主义范畴。他对金圣悲说：“西藏复国独立不是为了佛教，也不是为了文化或者什么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了藏民族的尊严。”这头年轻雄狮关于西藏复国的理由，对于庸人肯定没有吸引力，因为，那是属于英雄的理由——只有英雄才会视尊严为生命的第一要求。不过，英雄的意志一旦形成民族的共识，历史必将被震撼。
李科先认为，西藏复国事业还处于凝聚民族共识，铸造复国意志的阶段，现在首先应当思考的不是复国的具体方法和策略，而是确立必须复国独立的民族自信。为此，除了不断演讲之外，李科先开始着手组建西藏复国独立的制宪委员会。“僧人们的佛学去管心灵的事，世间的事还要由宪法来管。制订出相关的宪法文本，西藏的复国独立事业就有了法律的根据。”李科先如此解释他对组建制宪委员会的关注。
离开研究员的职位，由于没有固定收入，李科先一度过著近乎苦行僧的生活。他的舅父是印度南部的一位富商。他曾去舅父家做客。舅父家的女仆是一位老年的妇人。看到女仆进来时，李科先站起身来致意，因为，他的养母从小教导他要尊敬年老的妇女。然而，舅妈竟然责备他说，在她家里对女仆表示敬意，是对主人的不敬。为此，李科先勃然大怒，立刻离开，从此不再去舅父的家，也不接受舅父的经济帮助。
李科先住在达兰萨拉的一个不宽敞的房间里。藏人的家中都要供奉佛像，很少例外。李科先的房间里却没有佛像。房间正面墙壁上，别人挂佛像的地方，他却挂上了一支手枪；枪下面的桌子上，有一盏藏人用以礼佛的酥油灯：青铜的灯盏和灯盏内雪白的酥油托起一团心形的金焰——对于李科先，枪即佛。不过，他一方面对佛教持轻视的态度，同时却又用礼佛的酥油灯来供奉枪。难道，礼佛之灯的金焰是刻在他的松赞干布的骨头之上吗？
以枪为佛，这也是与“新学派”的理念不同之处。尽避李科先在对藏传佛教反思的一系列问题上，观点都与“新学派”相近，但是，他反对“新学派”只推崇甘地式的和平反抗方式。他的观点是，在西藏复国独立的事业中，需要用枪，就必须用枪；当然用和平方式有效，就用和平方式。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宣称只用和平方式追求自由，那就像一把没有了锋的刀。没有锋的刀，连毛贼都不会怕，又怎么能对付中共这样的暴政。”
李科先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文化教育，然而，他演讲起来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文章逻辑清晰，语言生动。他的才能似乎完全来自天启。当李科先身着如风般飘荡的麻布长衫从达兰萨拉的街市中走过时，在拥挤的芸芸众生中，他的神情像哲人一样辽远，像圣徒一样清高。街市上不断有人热情地向他问候，其中包括不少年轻的僧人。谁都知道他对僧人参政持激进的反对态度，可是，那些年轻的僧人望着他的目光中，充满喜悦的崇敬之意，就像望着上师或者优昙婆罗花。可见，藏人已经超越具体的思想观念，迷上了李科先这个具有侠义精神和英雄人格的生命本身——他已经被藏人，特别是年轻藏人视为一种民族的骄傲。
李科先年近四十岁，却还没有女友。他自我解嘲，对金圣悲说：“女人们都不敢走近我，她们怪我反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然而，他说的并非事实。他的挚友安乐业告诉金圣悲，如果愿意，李科先可以有很多女人，只是他不愿意。因为，他认为女人是会让人软弱的动物，而他承担的民族使命需要他必须坚硬。事实上，每次李科先经过达兰萨拉的街区，从店铺或者旅馆的玻璃窗后，从出售工艺品的小摊旁，从微微动荡的门帘缝隙间，都有从女性美丽的眼角流溢出的目光，萦绕飘拂在他的面容间；那些目光有的像摇曳的花影，有的如雪水河的波光，有的似朦胧的晨雾，而在夜色中，目光则仿佛璀璨闪烁的星光——女人们犹如注视一个既令人恐惧而又魅力无限的神秘的梦。可是，李科先对这些能让风都迷醉的目光却不屑一顾。他傲慢得像一个懒惰的狮王，声称：“我不会理睬只敢向我偷看的女人，我也不会主动向女人献慇勤。只有直接走到我面前，看着我眼睛的女人，才会引起我的注意。”
注视李科先，金圣悲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自己正望着无边的红穗的羽毛草，随浩荡的风起伏动荡，涌向天际荒凉的落日。金圣悲很遗憾李科先过分政治化——当然那是藏人面临的艰险命运使他不得不如此。金圣悲相信，只要走出政治领域，李科先很可能成为一个诗者，一个歌者或者艺术家。
金圣悲也常试图同李科先谈论某些政治以外的话题。有一次，他们一边用啤酒解渴，一边谈到对各种人的感觉。李科先说：“印度人就像牛，干什么都慢腾腾，懒洋洋，对什么事都不会太在意，包括他们自己的承诺。藏人像獒犬，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永远的故乡；谁第一次给祂喂奶，祂就对谁永远忠诚。无论故乡多穷，无论家多破，祂都永不背叛；无论命运把祂带到什么地方，即使是天堂，祂最后也一定要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家。至于洋人，我也同他们打过一些交道。洋人像猫，专门找舒服的地方耽，他们只管自己舒服——猫会先舔你的脚，躺在你的脚边，接着，你一不留神，就又爬到你的大腿上，最后还要爬上你的胸口卧著打呼噜；可是，一旦你让祂有些不满意，或者稍微得罪祂，祂就会立刻变脸，还要向你露出爪子。… … 汉人么，不好说。不过，咱们是好朋友，我就对你说真话。汉人，特别是四川的汉人，就像老鼠——你们汉人也管四川人叫川耗子。老鼠这样东西，生命力顽强，又是工作狂，无论多硬的木头都能咬穿，有时你会觉得祂们能咬穿铁板；无论多脏，多坏的环境都能生存。祂们狡猾，永远不会真心待人。我不愿得罪祂们，不是害怕，是讨厌… … 。”
本来谈论的是对于各种人的印象，但是，金圣悲感觉到，主导李科先的依然是政治意识。他对洋人反感，因为，美国和欧洲的诸多国家，都把西藏当作中国的不可争议的一部分，而对于他，无论谁，即便是上帝反对西藏复国独立，他也会同上帝为敌；他对汉人的反感，除了当代汉人人格的腐烂和道德堕落的原因之外，更重要之点在于，汉人是中共暴政用来屠杀藏人的主要群体。
“政治已经成为他的宿命… … 。”金圣悲默默地想，不知该为李科先轻叹，还是为他庆幸。
金圣悲曾长久地在中国人中寻找生命的哲理和真实的人格，结果找到的只是物欲的丑陋和谎言化的生命——中国人中已经很难找到真实的灵魂。然而，同李科先在一起，金圣悲感受到了久违的真实的生命——李科先真实得像雷电从荒野的燧石中敲击出的火焰，像能销融铁石的烈酒，像金丝野牦牛神灵般的巨眼中燃烧的野性，像远古的粗犷的诗，像刻在洞穴石壁上的关于古代英雄的岩画。不过，金圣悲也明确感到，李科先的政治意志和生命风格由于缺乏文化底蕴而显得单薄。尽避那种单薄中有属于刀剑的锐利和坚硬，但单薄毕竟是一个事实。
金圣悲相信，缺乏文化内涵的政治意志不可能引领一个族群走上伟大的命运之路；西藏的复国独立的情怀必须得到高贵而美的文化表述，才会获得感动历史的魅力。成功的文化教育使人心灵丰饶；失败的文化教育则把人塑造成真情凋残的理性动物。李科先基本没有系统的文化教育影响，这使他保持了生命的真实，但也使他的政治意志没有得到文化之魂的洗礼。
关于西藏前途，李科先有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复国之后要在雪域高原全面推进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很诱人的词汇，它意味着力量的强大和生活的繁荣。然而，现在已经充分表述过“现代化”内涵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却不得不注视“现代化”中涌出的种种危机，有的危机甚至令人绝望。“现代化”是一种放纵物欲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本质上可以归结为物性实用主义的生命哲学。当代幸福感缺失和生命无聊化的人类整体性烦恼，正在向时代提出指控：物性实用主义哲学导致的心灵贫困，已经构成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一。
与“现代化”相关的所有这些问题，几乎都被达赖喇嘛收入他睿智的思想视野中，而他对西藏命运和前途的思考，以这些属于全人类的问题为前提；尊者是从人类命运的大视野来关注西藏命运，所以，人类也会重视他对西藏命运的关注，就如同重视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一样——这正是西藏的命运能在流亡中走入国际关注焦点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李科先对于“现代化”的一往情深中，却缺乏对附着在“现代化”生活方式上的精神危机因素的关注；他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族群丧失物性的强大是悲剧，而为了获得物性的强大却丧失了精神的能量和心灵的丰饶，很可能意味着从一个悲剧，走向更深刻的悲剧。
严峻地审视和反思自己的文化历史，甚至严峻到冷酷的程度——这正是一个民族自信的象征，而自信的民族才拥有希望；敢于冷峻反思的民族，才是在心灵和文化的意义上真正勇敢的民族。达赖喇嘛的民主意识和宽容精神，已经在西藏命运中开拓出容纳反思的空间。从加扎创立的“新学派”，到由李科先作经典表述者的“政治反对派”，都是属于整个藏民族的反思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存在，对于西藏的命运走出历史的阴影，走上时代的精神之巅，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虽然还有被称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员或者“保守派”僧人，指责“新学派”和“政治反对派”反对佛教，不过，这股反思的力量正赢得越来越多西藏青年的尊敬——人们也许并不同意他们的具体观点，却可以从他们的反思中得到关于未来命运的启示。一种思潮一旦赢得青年的心，就意味着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对于李科先作为藏民族的反思力量的价值，金圣悲有足够的理解和肯定。不过，他并不同意李科先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的忽视。在李科先的政治意志中，民族尊严作为复国的理由就足够了。可是，金圣悲却认为，西藏复国独立不仅与藏人命运直接相关，而且也涉及十五亿中国人的利益，甚至对人类的未来有重大影响。这样一种意义深远、影响广泛的历史命运，要想获得凯旋的荣耀，仅有尊严的追求，甚至只有一个民族付出的重重苦难，是不够的，她必须得到文化精神的充实，而且那应当是对拯救人类的心灵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精神——西藏的自由只有同人类心灵的拯救像两滴鹰血般融成一体，藏人的命运才会与人类追求的精神事业一致。
“如果藏传佛教湮灭，即使西藏实现了现代化，也是一种无魂的现代化，而藏人的命运将成为人类物欲生活方式的又一次乏味的注解；如果藏人背弃了藏传佛教文化传统，即使雪域高原也如纽约曼哈顿般挤满高楼巨厦，藏人的历史也将从此进入荒凉万里的意境，那是属于心灵的荒凉；如果佛光不再和阳光一起，在莹白的雪峰上点燃金色圣火，藏人流亡的英雄史诗便将黯然终结，因为，民族本质上是文化的表述，藏传佛教的消失意味着藏民族作为文化存在的消失，那是比肉体的死亡更深刻，也更可悲的死。”
“藏人是佛教的选民——这似乎是一个宿命。要不然，为什么佛的精神千年之前就从印度消失，当代佛教在中国腐烂，在台湾退化成一种布满尘世欲望污迹的渺小愿望，却唯独在藏人的流亡命运中怒放为精神之花？佛入雪域高原之前藏人崇尚英雄的传统，已经升华为与佛教信仰一致的意志——无论需要踏碎多少苦难，即使必须踏过血海泪涛，也要坚守心灵的神圣和佛的大悲精神。英雄人格从对铁与血的崇尚，演进为对天下苍生苦难的浩荡的悲悯之情，这意味着藏人历史命运的一次向真理的趋近… … 。”
金圣悲准备将来把这些思想写进一本书中，送给李科先，现在，他还要把精力和时间用于寻找藏人的魂。这是梅朵留给他的风中的红焰之心唯一的愿望。不过，只要还活着，金圣悲就会关注李科先，他对这头年轻雄狮的命运有忧虑，也有期待。
“是的，李科先是一座命运还没有完成的当代英雄的雕像。我祈愿上苍赐给命运完成这座雕像的机会。他像一束从铁黑色云隙间射出的野性勃勃的阳光，让天地间骤然明亮。只不过我忧虑，那阳光的炽烈是因为在冰雪上燃烧，一旦冰消雪融，炫目的阳光也随之熄灭——他是否会由于过分炽烈而脆弱。唉，我还有另一种忧虑：他的生命锋芒或许会在命运的铁门上折断。因为，命运之门常常只为狡诈、虚伪、猥琐之徒打开，而他太骄傲，太坦率，太真实。… … 我期待，有一天能看到佛光在他的额头间闪耀，他的生命会因此而更加生动，就像不停的风使高原生动，没有了风，高原会变成一片死寂。而佛的精神，这藏人心灵的守护者，就是藏人的命运之风。… … 无论如何，只要命运完成了这座英雄的雕像，即使是悲剧英雄，我也会为他写一本传记，作为送给英雄的墓志铭。”——这是金圣悲一次醉后同荒凉的孤独感的思想对话。
在西藏流亡的命运上，人们能看到一条伤痕：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思想以及西藏在中国之内高度自治的诉求，同西藏复国独立意志之间的分歧。不过，金圣悲很快就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藏人，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其实具有超越表象分歧的和谐性；或者说藏人以一种独特的“模糊数学式”的方式，治愈这个流亡命运上的伤痕。
“你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还是支持西藏复国独立？”——这是金圣悲经常向藏人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除了李科先和西藏青年会会长等少部分人会作出黑白分明的回答之外，大多数藏人都以某种不直接的意思表示来回应。
在新德里藏人街的一间制作藏服的店铺内，一位眼睛像彩凤一样秀长的康巴美女，笑意盈盈地望着金圣悲。可是，听到金圣悲的问题之后，她的笑意立刻凋残了，神情严肃地思索片刻之后，她回答：“如果必须，我会同男人一起，拿起枪，上战场——不管自治，还是独立，只要是为西藏。”
在达兰萨拉罗布林卡，金圣悲同一位佛像的画者交谈。画者皮肤像铁灰色的大地，显得粗犷，甚至荒蛮，似乎同纤秀的艺术无关，而他作画用的毛笔本身却又纤秀得如同一件艺术品。听到金圣悲的问题，他立刻就作出回答，好像答案是一盏早就点燃的礼佛灯，随时可以端起来。他说：“我绝不会反对达赖喇嘛。不过，西藏能复国独立也很好。只是我的手画了很多菩萨像，我不能让我的手染上别人的血。如果有一天需要，我会像图丹欧珠那样流自己的血。流自己的血我想菩萨不会怪我。”
金圣悲也曾向一位年轻僧人提过同样的问题，当时僧人正坐在断崖岩石上沐浴朝霞诵读佛经。年轻的僧人说：“我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也支持西藏复国独立。”说完，他眼睛里闪耀起善意的笑，望着显得有些困惑的金圣悲。片刻之后，金圣悲突然意识到，那年轻僧人的善意之笑，是超越世俗逻辑的启示——中间道路的理念和复国独立的深情都与西藏的命运血肉相连：复国独立的深情源自藏民族命运之日初升起时英雄崇敬的生命风格；中间道路的理念则源自藏传佛教的大悲精神。复国独立是藏人血泪丰饶的情感，中间道路是藏人的圣洁、宁静的心灵哲理。庸人只能看到藏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哲理的分歧，智者才能意识到民族的情感和哲理和谐共存于藏人的苦难命运之中；复国独立的意志，是刻在松赞干布玉石之骨上的情感的万花之王，中间道路的理念，是供奉在藏人心灵间的生命哲学的金灯。
顿悟之际，金圣悲又记起图丹欧珠。那位英俊的僧人在像鹰一样飞上高贵而壮丽的死之巅前，显然知道达赖喇嘛不会同意他自焚，但是，他仍然点燃了自己。而他诀别尘世的最后一句话却是：“我对达赖喇嘛的中道哲学坚信不移。”在图丹欧珠炽烈的生命中，藏民族的复国深情和慈悲的佛学哲理都得到璀璨的表述。
沉迷于顿悟的喜悦，金圣悲那一天夜里无法成眠。对藏人情感和哲理之间关系的理解使他觉得自己离藏人之魂已经很近了——似乎思想就快要触摸到藏人之魂的轮廓。孤独者在不眠之夜最孤独，金圣悲只能在达兰萨拉的旅店中用烈酒来灌醉孤独感。
夜深时分，群犬突然爆发出悽厉的狂吠，狗叫之中震颤著某种高于死亡的恐怖感。突然，疯狂而悽厉的犬吠之上，回荡起虎的吼啸。那雄烈的长啸中，摇曳著王者目空万众的狂傲和不可抗拒的野性的力量。
“这铁石之心都会为之震撼的虎啸，多像死于暴政的百万藏人雄烈的鬼魂在悲歌，悲歌同时也是西藏复国独立的战歌。… … 将来，主宰藏人命运的是复国的深情，还是慈悲而宁静的佛学生命哲理——这是藏人必须作出的抉择。而且，无论哪一个选择，对于藏人都意味着艰难和英勇… … 。”被烈酒醉倒的孤独感，伴随着金圣悲在晨光中入睡。晨光覆蓋的沉睡中，金圣悲却得到了落日之梦：落日像一团巨大的金色烈焰，燃烧在黑石如铁的荒凉的地平线上；落日中，图丹欧珠僧衣飘荡似深红的狂风，正在作烈焰焚身之舞。
“为感动历史，尽快结束藏人浴血的苦难，图丹欧珠永远放弃超生的机会，用万年烈焰焚身的痛苦作祭品，向苍天和大地祈祷。在落日中起舞的图丹欧珠的形象，比十字架上的基督，更富于圣者的悲剧之美，因为，他更璀璨… … 。”金圣悲在梦境中挥泪如雨；他要用青铜色的泪雨，为金霞般的烈焰洗去万年风尘。
（《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袁红冰著，二零一一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