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和希特勒
德国南部的纽伦堡在希特勒年代每年有数万纳粹党员在此集会。二次大战结束，联军审判纳粹战犯，也是在纽伦堡。纽伦堡是研究德国近代史重镇，文献中心的展览呈现历史教训。2001年开幕的纽伦堡文献中心就建立在当年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文献中心是两幢以天桥相连的建筑，旁边就是当年纳粹党员集会的圆形会场。文献中心的展览主题是当年纳粹党的崛起和败亡。文献史料、巨幅图片让观众看到希特勒和纳粹党如何鼓动群众、穷兵黩武和残害犹太人，也让人们看到纳粹战犯受审的纪录，以及二次战后德国的败象。
文献中心研究员克莉丝特迈尔指出，2001年开幕至今，文献中心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200万，其中德国人大约占半数。学校会在这里办历史课程、研究机构会与中心合办研讨会。国外来的参观者多半来自邻近的欧洲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她表示，国际学术机构也会和文献中心合作举办讨论会，讨论主题包括政治宣传及如何面对历史。
纽伦堡在中古世纪就是欧洲重要的商业城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纽伦堡及周边地区工业发展蓬勃，也成为工人阶级集中的地区。
在1930年代，纳粹党藉着煽动人心的宣传，在这里打下基础。纳粹党1923年在慕尼黑、1926年在威玛举行党大会，之后的党大会就移到纽伦堡举行。1934年希特勒决定在纽伦堡建立党大会的会址。纽伦堡因而背负着“曾经是纳粹党的城市”负面形象。1945年纳粹德军在欧洲节节败退。纽伦堡在4月20日被美军攻占。德国投降后，同盟国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纽伦堡大审也是近代史上重大事件。
纽伦堡市政府在1985年就策划推出一项展览，呈现纳粹党在这个地区的崛起和暴行，并积极推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文献中心。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2000年颁发了一项“人权教育奖”给这个城市。文献中心已经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近代史研究中心之一，除了开放给民众参观，中心经常为学校、警方和军方举办教育课程。
历史一再证明，领袖人物的个性对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波尔布特还是希特勒，他们的自大狂人格给他们创立和控制的党及其统治下的社会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共产国家和纳粹德国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实行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把对社会的控制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这是一个共同的重要原因。
“我的意志决定一切。”
“我来完成耶稣基督未竟的事业。”
“我象一个梦游者那样有把握地在天意叫我走的道路上走着。”
“我要让世界记住我一千年。”
“我决心登上人类历史的巅峰，俯视前人。”
“给我五年的时间，你将会不认识德国了。”
“如果有人说：你做梦吧！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这个笨蛋，如果我不是一个梦想者的话，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国，你说我是一个做梦者；我一直坚信帝国的崛起，你说我是个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夺回权利，你说我疯了；我一直坚信贫穷会有尽头，你说那是乌托邦。谁是对的？你还是我？！我是对的，我一直会是！”……
显然，这些牛皮哄哄的呓语只可能出自一个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自大狂。自大是希特勒的一贯心态，早在童年时就已露出了端倪。他的老师就说过他“刚愎自用、脾气暴躁，缺乏自制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希特勒的这种性格越来越突出，后来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我的奋斗》中，这位未来的纳粹德国独裁者曾经大言不惭地谈到过自己对天才的认识。他说，天才是上帝挑选出来领导伟大国家的人民摆脱困难、取得进一步成就的人物，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他和他的价值并不一定被他人所了解、所认识。他强调，“那时世界上还不肯承认他，不愿意相信这个表面上与世人并无二致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人类的每一个杰出儿子身上，这种事情总是一再重演着……”他还进一步肯定说，天才的命运往往都是这样，但是时代“总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才能使天才人物登场”。写这本书时的希特勒正在坐牢，他对天才的这些看法，显然出自于对自己一时落魄的感怀。早在1918年，希特勒还曾自称，他出现过幻象，上帝命令他来拯救德国。二十年后，1938年，他再次宣称自己，“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男孩被送到帝国并长大成为这个民族的领袖——这是上帝的意志”。还大言不惭地声称：“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是文官能够代替我。……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像我这样的成就。”1944年7月，在奇迹般地逃脱暗杀之后，他又声称：“这是我被上帝从其他人中造出来领导德国走向胜利的新证明。”。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前半期曾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并多次亲眼见到过希特勒。战后，他翻阅了大量的有关材料，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和笔记，以厚重的内容和翔实的材料写出一部一百四五十万字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他明确告诉读者：“希特勒的自大狂是我们在本书几百页的记载中到处可以看得见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纳粹的历史就是希特勒自编自导的一场自大狂的表演。只是，当他狂妄到不再满足于把整个德国变成自己的秀场，进而还要把整个世界都变成自己的秀场时，他的末日也就到了。
说希特勒是自大狂，有异议的人肯定不多，但如果说马克思跟希特勒一样，也是自大狂，想必有许多中国人就难以置信了，然而这却是事实。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的一首诗中，就以睥睨一切的口气写道：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常言道，诗言志。在这首诗中，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直言不讳的将自己等同为“尘世间的造物主”，视自己为人间的“上帝”。在他的眼里，自己不但有着挑战和摧毁现实世界的超凡力量，而且还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在一些熟悉马克思的人的印象中，成年后的他也正是这样一个傲慢的“上帝”。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曾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的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视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
《共产党宣言》不但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份经典文献，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有名的代表作，而马克思更是它的第一作者。透过全书与众不同的语气、句式，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平和谦逊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自居为历史规律化身，自以为真理在握，自命为代表了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利益，自信必将颠覆整个旧世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新世界的人间上帝。这种形象与青年时代以“上帝”自居的马克思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在共产世界，自大狂可谓人才济济，深得马克思衣钵的列宁、斯大林、齐奥塞斯库、金日成、波尔布特等后来的共产领袖，个个都不输他们的老祖宗。
论资排辈算，红色高棉党魁波尔布特显然是共产主义狂人中的后起之秀。虽说是后起之秀，但与他的前辈相比，却称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波尔布特的弟弟回忆，孩提时的波尔布特心地善良，“是大好人”，“他从不争辩。看到有人争论时，总是悄然离开。”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应该说波尔布特是在成为一名共产主义信徒和红色高棉党魁后才演变成一个十足狂人的。作为红色高棉“老大”的波尔布特出奇地自负，他视自己为这个世界上无所不知的天才，绝对真理的化身。用他的姐夫、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英沙利的话说，“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无与伦比的天才，在军事、经济事务；保健学，作曲，音乐，舞蹈，厨艺，时装，在任何事情上，甚至在撒谎的艺术等各方面。他认为在整个地球上他高明于任何人，他是地球之神”自大狂都有超乎常人的权力欲，波尔布特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英沙利揭露说，“在1975至1978年的‘民主柬埔寨’时代，一切决定权集中在柬埔寨共产党手中，而波尔布特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政府总理，又兼党中央军委主席，因此一切权力都由波尔布特掌握。政府每个部门的决定，不必通过政府审批，由波尔布特下令就行了。”
为了拼命巩固、扩大到手的权力，波尔布特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迫害镇压异己，他不但打击消灭党外的异己力量，而且无情清除党内的异己份子。他甚至认为在消灭敌人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内异己份子才是对他的最大威胁，必须更加残酷无情地整肃。就连亲中共的党内高官波尔布特都要斩尽杀绝。毛泽东死后不到三个月，柬共第六号人物Keo Meas即遭逮捕，之后被酷刑拷打致死。他的档案上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据估计，先后被波尔布特杀死的红色高棉人员超过十万人。最后，连曾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的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也被他全部杀死。
不过，最能够体现波尔布特自大狂的一点莫过于他妄想成为超越马恩列斯毛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导师。红色高棉只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小弟弟”，但波尔布特却不满足于这种现状，想尽一切办法后来居上，试图在各个方面超越“老大哥”们，“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以证明自己“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波尔布特完全无视柬埔寨的现实，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施行了一整套比文革更激进更疯狂的政策。他知道马克思说过要进入共产主义必须消灭三大差别，于是他不要工业，全民务农，以此消灭工农差别；不要城市，人民都住在农村，以此消灭城乡差别；消灭知识份子，不要文化教育，人人都从事体力劳动，以此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对于自己搞的这一套，波尔布特显然颇为自负。红色高棉的宣传机器老脸皮厚地吹嘘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独特的革命，有任何国家敢于像我们一样废除金钱和市场吗？我们比中国好得多，他们尊敬我们。他们正在模仿我们，但他们尚未成功。我们是全世界的好榜样。”“高棉革命史无前例，我们正在试图取得在历史上任何时侯从未有过的成就”。即便是在被解职后，波尔布特仍相信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的这一天，是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之外，历史上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节日。
如此史无前例荒谬至极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到了最低点。被红色高棉重新改造过的柬埔寨，整个国家竟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无正规学校、无邮政电信、无公共交通、无医院、无宗教、无法律法规、无广播电视、无出版物、无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人们的生活都被红色高棉规定好了，每天12小时体力劳动，2小时吃饭，3小时休息和教育宣传，7小时睡眠。何时可以吃饭，何时必须劳动，何时允许性交，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从实际情况来看，波尔布特也确实成就了他一心想成就的在国际共运史上超越前人的所谓功勋。他一手掌控的高棉革命至少有两点是空前的——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象红色高棉这样在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就将本国人口消灭了五分之一，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象红色高棉这样在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实行过那么多令人难以想像难以置信的荒谬绝伦的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折腾得腥风血雨，哀鸣遍野，白骨累累，饿殍处处。尽管给自己的国家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可当美国记者纳特-赛耶采访临死前的波尔布特时，他竟还毫无愧疚地说：“我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红色高棉当权前被中共派往柬埔寨从事间谍工作的中共党员黄时明，曾亲身经历了红色高棉的暴行，后来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逐浪湄河——红色高棉实录》一书，详细记载了红色高棉当年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他曾这样评价红色高棉领导人：“他们只是一群满脑子浸透着极左思想、双手沾满着鲜血、以人民为刍狗的狂人。”而其中最自大的狂人，则又非波尔布特莫属。疯狂而变态的高棉革命，正是其自大狂人格导演的一场惨剧。
历史一再证明，领袖人物的个性对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马克思、波尔布特，他们的自大狂人格给他们创立和控制的党及其统治下的社会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纳粹德国和共产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实行一党专政，把对社会的控制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这是一个共同的重要原因。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希特勒和波尔布特相比，似乎在经济上更为“崛起”。众所周知，二战期间，希特勒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戮以及给欧洲众多国家带来的伤害，迄今仍让人们不能忘怀。而战后的德国政府除了一直在给予受害者补偿，并立法严格禁止一切纳粹标记和徽章出现，警惕新纳粹主义抬头外，不少德国人的内心都充满了愧疚感，进而避免涉及此类话题。然而，在德国内外，一些第三帝国的粉丝们依旧怀念着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认为尽管希特勒对他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却对德国人民有功，否则就不会得到德国人的狂热支持。
的确，当今天的人们有机会看到纳粹德国时期最为著名且才华横溢的女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拍摄的记录片《意志的胜利》时，人们无疑会通过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等感受到纳粹政府的气势和实力，以及民众对希特勒那无以伦比的狂热。这部被纳粹头目们称赞为“杰作”的影片在首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多的人决心聚集在希特勒的旗帜之下。
希特勒究竟创造了怎样的经济奇迹从而收获了民众如此狂热的支持？数据显示，希特勒上台4年后，德国GDP增长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人均收入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失业人员由600万降为不足4万，失业率由30%降为1.3%；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德国由最高的赤字和最高的失业率、实际上已经濒临破产边缘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创造了经济复兴的奇迹。
更为惊人的是，希特勒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使每家掀开锅盖就有鸡腿吃”，即使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决不是让少数人率先富起来，而是让广大工薪阶层和管理阶层一起富起来。比如1938年建立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其目的就是要让普通百姓可以买得起汽车。此外，工人们不仅工作环境得以改善，而且每年还可以出国渡假——这在英美都是从未有过的。据说，当时，几乎没有管理阶层买得起而工人们买不起的东西了。
国力的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因此他们聚集在希特勒的麾下也就丝毫不奇怪了。然而，在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希特勒的统治下，德意志文化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德国，曾经是一个充满思想并在文化上富有创造力的国度，但在纳粹时代，却不再有歌德和贝多芬、不再有巴赫和席勒、不再有布莱希特和格林兄弟……有的只是戈林、希莱姆和施米特式的人物。纳粹将文学变成了御用八股、将电影变成了洗脑工具、将法律变成了服务于专制的工具、将艺术变成了杀人机器，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将德国人变成驯服的奴才。可见，这是一个人民被剥夺思考权力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被扼杀的时代。
据说在希特勒自杀后，有不少已经得知事实的德军士兵，仍然选择了抵抗。他们在弹尽粮绝之际的遗言是：“告诉元首，我已经尽力了。”早已没有了自由意志的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追随自己的主子去了。
而没有了纳粹的德国，在经历过一阵痛苦和困难的时期后，不仅经济腾飞，成为欧洲经济大国，而且文化艺术在自由的氛围下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今，德国政府和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时刻警惕着不要让纳粹死灰复燃。
或许，波尔布特的统治已经令所有中国人深恶痛绝。但德国人对纳粹德国的支持所造成的恶果，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引以为的前车之鉴。当一些中国人宣扬当今中国的经济奇迹的言论时，中国人理应知道，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子孙万代的环境和利益为代价换来的，而民众缺乏言论、集会、出版、信仰等自由更是不争的事实，更遑论文化艺术的堕落。
波尔布特和希特勒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是给世界也是给中国人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