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11月30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西方现在忧心忡忡，将目光投向中国，不只是因为该国缺乏自由和人权，而更是因为这个全球经济的引擎自己也可能陷入危机。对西方之于中国的这一新依赖关系隐含的风险，人们很少考虑：
“另一方面，我们似乎根本就没有从知性的角度理解到，这个世界强国的上升真正意味着什么。……
“几乎已臻完美的统治官僚们或许早已觉察到，只要让人继续能够消费，—是，通过廉价出口推动他们狂热采购--西方大众并不会对洗脑行为提出质疑。
“至于大量廉价商品是在劳动教养营生产出来的，对这一点，西方大众中只有少数人会感觉不安。如果说，苟延残喘至1989年年底而寿终正寝的东方阵营当年仅能被西方少数极端左派视为一种有说服力的制度选项，那么，极具魅力的中国今天的表现则能吸引所有政治阶层：从热望‘多极世界秩序’的左翼资产阶级的美国怀疑论者，直到崇尚等级社会‘螺钉原则’的效率至上的市场自由主义人士。……
“很久以前，不是有过一本名为‘我们开心到死’的小说吗？不是曾经出现过数不胜数的、几乎是歇斯底里般警告我们的‘批评性意识’会终结的批评性电视片、社会学调查报告、剧本和小说吗？而现在，正需要人们警惕的时候，所有这些声音却都听不到了。怎么还会有呢？所有那些作者的恐怖图像都只是‘资本主义’这只章鱼，而对现在这个几乎不可一世的、以购买和贷款手段在资金上让这个世界处于依赖地位的红色市场经济，西方却只是耸耸肩。这让人惊讶，让人难以置信。”
房市高风险
同一天的《法兰克福汇报》在房产栏目上发表一篇报道，提醒读者注意，中国的房产市场甚至对西方供应商也意味着巨大商机。该文以迄今唯一在中国开发住宅项目的德国人施米德（Florian Schmied）为例指出，谁要想利用这一商机，就需提供特殊服务，并且，因为高风险因素，还需及早行动：
“他更关注长期风险。这些风险一方面来自中国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刚经历了一次领导层的有序代际转移，而新领导层的未来路线尚不清楚。另一方面，鉴于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这个国家正面临巨大经济挑战。施米德认为，中国的发展势头将在15年内明显减弱，原因是，人口流入城市规模将缩小，工业化速度将放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