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是体会不到计划经济供给制下的生活有多么的捉襟见肘，那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从吃的米、油、蛋、肉、菜，到穿的衣裤、鞋袜，以至于锅碗瓢盆都定量供应，凭票购买。
那些年，家里很少吃过饱饭，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粮票是一个家庭的命根子。我记得，我家加上父母、外祖母，共有6口人，每月20日是到粮站凭粮本子买粮的日子，但实际情况是，我家的面袋子18日、19日就已经空了。
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岁月。为吃上一点青菜，许多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拼了命拥挤在人群里。那些膀大腰圆的男人奋不顾身，英勇地冲在最前面，妇女和儿童只好站在边上眼巴巴地干着急。这时，能够与那些野蛮男人一比高下的只有“烈属证”和“军属证”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亮出两证中的一个，就立刻被奉为上宾，购买优先。我那时非常羡慕那些人。
爸爸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发了芽，长出叶子，枝叶茂盛。锡盟的朋友来了，爸爸掐几个叶子给他做汤喝。有邻居看见了，端到爸爸机关去展览说：“看韩先生家多会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
那时豆油按每人每月半市斤供应。那时没有塑料桶，人们习惯用装酱油的蓝色玻璃瓶子打豆油。买粮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粮店的角落有个立式的大号注射器一样的玻璃管子，打豆油的人们将瓶子口放在龙头下面。服务员先要拧开注油的开关，只见金灿灿的豆油缓慢地在玻璃管子里上升，直到升到顶头。服务员再拧开另一个开关，豆油就安静地流出来，玻璃管子里金灿灿的豆油就随之缓慢地下降。俗语说得好：“紧打酒，慢打油”，因为油走得慢，所以打油一定要慢慢来。于是，在龙头下面耐心等待最后一滴油的人绝对不占少数。
勤俭的母亲为了省油，将胡麻油倒入一个小碗里，每次做饭前，用纱布蘸一点油，在锅底一擦，就当菜里有油了。至今母亲省油的那个小碗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1961年我最小的妹妹刚刚出生，我也只有12岁，母亲让我拿着供应产妇的肉票去买肉。当售货员按照肉票数量称好以后，我手里的钱差一毛多，他说你先回家取钱，我把肉放在这里。我就回到家里取钱再到卖肉的地方，交够了钱，却找不到肉票了。记得售货员把那块肉放回到原来位置，说没有肉票不能卖给你。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有找到。我哭着向家里走，看路上每个人都像检了我的肉票的人。在路上来回走了三趟，也没有找到那张肉票。回到家里，母亲没有骂我，只是偷偷的流泪。因为丢了肉票，母亲产后没有得到补养，成为我心灵上永远的愧疚。
那时呼和浩特对猪肉实行定量供应，每个居民每个月半斤。当时人的肚子里哪有什么油水啊，买肉时都愿意买点儿肥的，白花花的肥膘，既可“化”油，用来炒菜改善生活，剩下来的“油梭子”还可以包馅吃，可谓是那时的“饕餮盛宴”了。
记得1975年底，我去洛阳拖拉机厂实习，路过北京住了1天，上街买过猪肉，那天排队约五六个人，我听到前面有人说“现在外地人又到北京使劲买猪肉了，把北京的猪肉都买走了”。这时候我感到非常愤怒，便对她说：“那，我们内蒙古的牛羊哪里去了？我们怎么守着草原吃不上肉！
由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委琐。一天爸爸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轮到爸爸了，原来是卖一包发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那时大多数人的衣服是破破烂烂的，在街上看不到穿完全没有补丁衣服的行人，我在呼和浩特第五中学读书时，有一次上课，我在坐在我前面同学的背心上数了数，有一百多个洞，布满了脊背。
据有关资料显示，那时的布票最小面额是1厘米，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行的，开始人们把“1厘米布票”作为“找零布票”使用，后来人们将它派上特殊用途——给小女孩扯一根扎头发的红头绳。与这段“故事”相仿的是，上海市为照顾华侨而发行的“上海市华侨特种供应票”中竟有3钱的肉票，就是说，凭此票可以买到相当于炒菜中的一片肉。
更值得感叹的是，南京市还发行过面值一钱（5克）的粮票。
这些事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谁会相信如此的“黑色幽默”呢？
难以忘怀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