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涉嫌故意伤害罪”案11月30日下午在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法院庭审宣判，陈克贵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3年零3个月。陈克贵当庭表示不上诉。陈克贵家人依法提起上诉，但须确认陈克贵本人意愿。
12月12日家人和受委托的丁锡奎、斯伟江律师到沂南县法院等部门要求会见陈克贵确认意愿，被有关部门拒绝。14日夜里，办案人员送交陈光福一纸复印文字，上面有他儿子陈克贵落款和手印，表示认罪不上诉，陈光诚家人疑是陈克贵遭受压力的结果。
陈光诚：这“声明”非常明显是按照官方口径写出，可能是在公检法逼迫下。
现在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的陈光诚听到这一消息后说：“星期三（12日）陈克贵的两位律师赴沂南为他提起上诉，对方以各种无理的借口拒绝。五十多个小时以后，陈克贵非常有可能在公检法的逼迫下，按照他们的口径，写了一份‘认罪服判不再上诉、在监狱好好改造，争取获得政府奖励’的这样一个‘声明’出来。
这个‘声明’非常明显是按照官方口径写出来的，然后由法院人员连夜送往东师古，在晚上子时交给陈光福。”
陈光福：“说明”未提我提出上诉，感觉作了手脚，见克贵之前不相信所传的真实。
当天夜里，陈光福先生接受我的采访，谈事情经过——
陈光福：“我已经躺下了，9点五十几快10点了，突然接到我们村书记一个电话，告诉我镇上张书记让我到村办公室有事。然后我就起来到村办公室，结果来的人是县法院的赵遵涛和来海滨，还带了3个保安，他告诉我来意是，接到我的《上诉状》以后连夜和克贵见面，让克贵写了一个‘说明’，接着给我送过来。他也对我讲，根据法律规定，我是克贵的父亲有权提起上诉，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经过克贵同意。这和律师讲的一样。
克贵写的‘说明’内容是：‘说明 我叫陈克贵，男汉族，现年33岁，我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2年11月30日宣判，12月4日送达《判决书》，判决我有期徒刑3年零3个月。对上述判决我从内心认罪伏法。也请我的父母放心，我坚定服从判决不再上诉。我在对自己的判决生效后，我一定服从监狱部门的管理，好好改造，争取政府奖励，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做一个守法的公民。陈克贵（签字）按了一个手印2012年12月14日’”
主持人：“您收到这个以后怎么想？”
陈光福：“收到后感到有一个疑点，克贵只作了个‘说明’不上诉，但只字未提我提出上诉他同意或不同意。感觉里面还是作了手脚，法院方面没有把我提出上诉的情况如实转告克贵，让克贵做出选择——同意我的上诉，还是不上诉。
在见到克贵之前，任何传出的东西我都不相信是真实的。
这个‘说明’即使是克贵写的，尽管按了手印，也不排除他在不自愿情况之下违心写的可能性。”
陈光福：为何两天前法院拒收《上诉状》，拒律师依法会见，半夜又送这东西？
主持人：“是一张纸吗？”
陈光福：“对。是一张纸。不是原件，他们明确告诉我是复印件。”
主持人：“从字体看，是陈克贵写的吗？”
陈光福：“我也看不出来。我感觉起码从程序方面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的隐瞒。我们12日已经到了法院，要求把《上诉状》交给法院，但是他们不收。丁锡奎律师当时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个问题隐瞒不了，也回避不了。你们现在不收，我们可以通过邮局再寄给你们’。今天法院来的两个人，明确告诉我，作为克贵的父亲我有权替克贵提起上诉。这也证实了律师的观点正确，我也提出这问题，他们说‘都是根据同一条法律，没问题’。但为什么我到法院去交的时候他们不要？我感到他们就是为难我。”
主持人：“您接到电话后，拿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时间？在哪儿”
陈光福：“夜里22点半左右，在我们村办公室和法院工作人员见面的。”
主持人：“这夜里十10点半也不是正常的工作时间？”
陈光福：“对，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给我送来这个东西。”
主持人：“上诉期按律师算是到哪一天？”
陈光福：“从4日算10天，就是今天吧。”
主持人：“见您的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职务？”
陈光福：“一个是赵遵涛，刑一庭庭长或副庭长，《判决书》里有他的名字，应该是审判长。一个是来海滨。《判决书》里都有的两个人。还有三个穿制服好像保安的人，我12日和律师去的时候在法院里都见过。”
主持人：“你们在村里办公室停留了多久？”
陈光福：“时间很短。他们告诉我来意——把这东西给我，然后又写个东西证明我收到了，我签了字。他们就走了，一共十几分钟。”
主持人：“您当时说什么？”
陈光福：“我提出‘判决是不公的’。他们说今天不讲这个事情，只是送这个‘说明’。只要你收到了，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主持人：“他们就说了这些话？”
陈光福：“对。”
陈光诚：公民权利遭侵犯案是镜子，照出社会的残缺不公，应看清独裁者实质。
得知这一经过情形，陈光诚先生说：“这非常明显，法院这种办事效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很少有的。你想，连夜在11点来钟送下去，这样的事，我觉得……法院即使白天都经常打电话让人去拿诉状，而不给你送，现在做这样的工作，说明背后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克贵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符合官方文件要求标准的东西。很显然这是在强大压力逼迫下，而且是照着对方的稿子抄出来的。这点根据我自身经历，可以肯定地这样说。如果当局对此有异议，咱们就请国际机构来调查。”
主持人：“在陈克贵这个案件上，您认为与依法办事是什么关系？”
陈光诚：“我觉得道理都不讲了，何谈法啊！你想想，律师去了，开始不让会见，说有指定律师。现在开庭结束，指定律师使命结束，属于上诉期，总应该让见吧？还是无理拒绝会见。就算是出了上诉期，律师还可以随时会见当事人，而且有随时代理申诉的权利。你还是拒绝律师会见，这是什么道理啊？哪条法律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根本谈不上法。
每个案子都是社会的一个杠杆，在撬动社会进步。同样，像这样每个公民权利遭到侵犯的案子，也是一面镜子，照出这个社会的残缺不公。这镜子会使更多公民明白，这也是社会可能发生变化的一个必要因素。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通过这些案子，看清楚一些独裁者的实质。”
回顾：12月12日律师沂南。律师依法要求会见陈克贵被拒，工作无法进行。
这是12月12日当天晚上，陈光福先生接受我采访的录音。
陈光福：“律师临时通知我们他过来了，我们（与四弟陈光新）就和他们见了面。律师主要提出想见克贵，然后落实是否上诉的问题。但是这个工作没法进行。
在以亲属的名义提出上诉，但要经过他本人确认，如果同意，这个程序就可以启动；如果不同意，这个程序就到此结束。现在律师想见克贵，让他确认，他们不让律师见，也不传达这消息给克贵。提出我面见克贵征求意见，他们也不同意。现在没有办法传达这个信息给克贵。”
主持人：“律师现在哪儿？刚才我打两遍电话都不通。”
陈光福：“已经在（返回的）飞机上。”
主持人：“今天整个事情的进行……你们联络法院，还有别的地方吗？”
陈光福：“法院、检察院、看守所都去过。他们的口径都比较统一，就是说克贵当庭表示不上诉。因为最高法院《关于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里有个180条，其中有一项就是亲属可以代表被告上诉，但前提条件是要征求被告同意。今天的焦点是设法让陈克贵做出选择。但是谁去和陈克贵沟通？按理说看守所有这个责任，但是他们没做。法院讲他们也没有这个责任。”
陈光福：12日律师去要才拿到《判决书》原件，依法应给家属寄一份，法院没寄。
主持人：“为这事情你们今天在这几个机构中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陈光福：“从中午10点左右到，先到法院要出《判决书》。开始他们不给，律师拿出最高法院的一个实施细则182条，他们看后说‘应当给’，我们就把《判决书》原件拿到手了，直到今天才拿到这原件。我今天在法院也问‘我们今天来要，你说应该给我们，假如我们不来要，就不给我们了？’他们说‘应该寄一份给你’，但他们根本就没寄。如果不是律师来要的话，可能这个《判决书》我们就拿不到手。”
丁锡奎：拒绝律师会见，不转达亲属提起上诉，无形当中剥夺了亲属上诉权。
第二天12月13日，我采访了从沂南回到北京的丁锡奎律师，他谈此行临沂遇到的障碍。
丁锡奎：“陈克贵的亲属要上诉，这上诉权的行使附条件——经被告本人同意，这上诉权才完善。现在他父亲提出上诉，要去征求他同意。律师要去征求，他们不让见；他父亲要去征求，也不让见；让他们看守所去转达，也不给转达。在这种情况下无形当中就剥夺了他亲属的上诉权。而且我们给法院交《上诉状》，法院不收。然后我们邮寄送达。”
主持人：“按时间算，在上诉期到期之前应该寄达了？”
丁锡奎：“应当是。按邮戳发出的时间就可以。”
主持人：“您看现在事情到目前状况，在法律上有什么救济手段？”
丁锡奎：“下一步就是再去找法院交涉，实在不行再申诉。”
主持人：“能再详细些讲讲您昨天（12日）在沂南所作的努力吗？”
丁锡奎：“我们先到法院交涉领《判决书》。因为亲属也有获得《判决书》的权利。领了《判决书》后上午赶到看守所，一开始说‘不给会见，中午要吃饭了’，也说‘这个案子就不让见’。下午我们又去，交涉半天终于见到看守所一个姓王的警官，不知什么职务。我提出会见陈克贵，他一口咬定陈克贵当庭不上诉，不让我们见。我给他讲了半天法律，说现在陈克贵亲属要上诉，要征求陈克贵意见，他就是不让见。
我们回过头又去找法院，法院也不接我们的《上诉状》，后来我们寄给法院的。”
主持人：“是您自己去沂南还是和斯伟江律师……？”
丁锡奎：“因为斯伟江正好时间安排不过来，派他一位同事和我一块儿去的。”
主持人：“实际接受委托的还是您和斯伟江律师？”
丁锡奎：“对。”
主持人：“在您的律师生涯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丁锡奎：“在我们做的案子中，很少有亲属上诉这个环节，一般他本人就上诉了。这个案子比较特殊，陈克贵上诉的意愿我们无法了解，亲属无法了解。亲属提出上诉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被他们变相剥夺了，如果亲属这项权利行使不到，法院和看守所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主持人：“对于他们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您会做出什么反应吗？”
丁锡奎：“现在看这个情况怎么发展，还得跟法院交涉。他们瞪着眼违法，法律也没有赋予律师更多的救济手段。”
陈光福：《判决书》离事实有多远？需要还原事实真相。
在11月30日陈克贵案庭审那天，陈光福要求旁听，一直守候在法院门口，都没有得到允许。陈光福说他是在判决后多日，才第一次间接看到《判决书》。
陈光福：“是老四陈光新去找王海军复印了一份。”
主持人：“您怎么看这《判决书》？”
陈光福：“看到《判决书》，说实在的当时非常气愤，这是他们流氓嘴脸的再次暴露。
2006年曾经暴露过一次，是对陈光诚的所谓公开审判。就陈克贵案始末，我想确实需要还原几点事实真相。
第一点，事情起因。2012年4月20日，陈光诚从自己家里冒死突出重围。4月26日当局发现围困对象陈光诚已经脱逃。这对某些当权者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因为这7年多来，他们花了那么多维稳经费，浪费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投入人力物力都很大。现在在围困之下光诚逃跑了，他们怕得要命。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是听来的。4月26日中午9点半左右，克贵的母亲任宗举在村口听到一个陌生人在打电话，说‘光诚家里只有袁伟静和老太太，光诚不见了’。她听到后就把这个消息用电话告诉我，我正从临沂打工地回家途中。尽管知道当局已知道光诚逃跑了，但整个白天还是相安无事的过去了。
到夜里接近12点时，我的孙子正发高烧，用体温表测一下，38度9。我看时间太晚了，感觉这时不好意思喊医生拿药打针打扰别人，就在家里给他喂了点药，然后用酒精擦洗了一下，又耽误一段时间。
刚熄灯躺下没几分钟，我听到院子外边有汽车刹车的声音，明显感到该发生的事将要发生，肯定有不速之客到来。
我迅速起床穿衣。但动作还是不如他们快。刚穿好裤子，拿起上衣准备穿，他们已经翻墙进入我的院子，然后砸开屋门，到了床前。
这在《判决书》中，他们承认翻墙进入院子这一点，但说是个人行为，并且用了‘用力推开房门’。这个‘用力’，他们不是用手，而是用脚来‘推’的。我的房门从里边插着，插子是12号的钢筋，都让他们踢弯了。
他们当时只问了一句‘你是陈光福吗？’我答应了一句‘是’，他们就用我还没来得及穿的褂子把我的头包上，好几个人把我的双手反剪，绑架走了。
据说在庭审过程中法庭认可是‘翻墙进院，大门是从里面拿开的’，这个‘拿开’，他们说的非常简单，实际上我这个大门有两道锁锁着。他们肯定有什么工具，把我的锁破坏掉了，这两个锁他们都拿走了。并且说翻墙入院属于个人行为。事实上是从里面破坏大门门锁，房门需强调是用脚踹开的。
《判决书》里有个证人叫王运庆，7年多来一直在迫害光诚中确实是个见证者，也是个迫害者。他的证言说了一句实话，就是‘进屋以后一、二分钟便出来了’。因为从他们进入我房间，到床前把我绑架起来，然后又出房间，确实只有一、二分钟时间。
张健在证词中讲‘向陈光福说明来意，是因陈光诚以非正常方式进入美国大使馆，需协助调查’。这句话完全是鬼话，可以说是人都有没听到，这是事后编的。
事实上，这第一批人全是沂南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工作人员，包括队长薛克伟在内，但都没穿制服，也没有认何法律手续。张健当时并没有露面，我在被包上头之前，张健如果露面的话，我是能够看到的，张健也是认识我的。
把我抓到车上，出村到公路上后又停了一下车，把我包着的头又敞开让人辨认了一下，‘是陈光福吗？’车下的人答‘是’，然后把我的头重新包上。如果当时张健在场，就不需要确认是不是我。他们采取的手法完全是土匪绑架，接下来是四十多个小时的酷刑。
绑架走了我之后，也就是10分钟左右，又有张健带领众多带着洋搞把的不明身份人员闯入我家，无任何法律手续便同时对各个房间开始翻箱倒柜搜查。后来我知道，他们抢走了家中的部分现金、我的两个手机，还有克贵妈妈一个共3个手机，有通讯录、资料等一些物品。并对克贵妈毒打，打的结果后来在蒙阴县孟良崮医院诊断是创伤性肩周炎。
当场砸坏了电视机、缝纫机，还有部分家具，并将多个上锁的抽屉撬坏。我的书桌本来是上锁的，锁全部被他们破坏掉。
克贵被闯进来的土匪用木棍群殴，从里屋打到外屋，从屋里打到院子里，其间数次被打倒，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腿上多处被打伤。从《判决书》看，说克贵是‘轻微伤’，也是他们做了手脚的。克贵当时向母亲呼救，克贵的母亲抱住克贵想保护他，克贵说‘妈妈，我都快被打死了，你还抱着我’。他妈妈抱着克贵的时候，身上不知挨了多少棍子。这时，这些毫无人性的暴徒抓住克贵妈妈的头发暴打。
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母子二人再不反抗，就有被打死可能。克贵在这个危险时刻，拿起菜刀，但并没马上还手。他拿着菜刀被张健发现后，喝令带来的打手说‘他手里有刀，把他抓起来！’我的邻居当时听到了‘打死他’或者‘砸死他’的声音。这些打手一听到张健的命令后便蜂拥而上，克贵在这个时候挥刀自卫。从《判决书》当中也可以看出来，是当有人去抓克贵的时候，他才还了手。”
任宗举：三拨人到家里打我，抓我到派出所九天，两天不让睡觉轮番审，被迫按手印。
陈克贵的母亲任宗举女士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一想起来，心就发抖。我挨了好几棍子，就吆喝‘快来人！救命！’我挨棍子，儿子这时也挨棍子，我就想往外跑叫人，就喊。有个人在我家大门口，说‘你喊，也没有来救你的’。我这时才想起来，屋里小孙子还在床上呢，屋里卧室还有五个人在那儿翻东西。我跑出来的时候，空着手、光着脚，棍子就往我身上落、打。孩子在床上发着高烧，儿媳妇在县城那边。”
主持人：“在外边打工？”
任宗举：“是，都在外边，那天（陈克贵）是回来送花生，从过完春节，是头一次回家来。他砍张健的时候，我跑过来说‘克贵，咱屋里还有那么些人，孩子在床上呢’。那孩子今年5岁，他知道孩子发高烧。他跑到屋里来，屋里那些人拿着小椅子，举着小椅子打俺。那些人就出去了，张健在屋里被砍了以后，又在门外蹲乎着。张健被砍的不重，他自己站起来走的，谁也没管他。克贵进屋里来，他一动手那些人就都走了，院子里那些都跑了，克贵这屋里还有四、五个。都是摸着黑，他（《判决书》）说‘亮灯’，那都是假的，瞎话。我们家里没亮灯，摸着黑他打我们，他手里拿着筒灯。我那天晚上就忘了拉灯，没亮灯。”
主持人：“陈克贵怎么走的？”
任宗举：“等人家都走了，他说‘我也得走，还来人呢，要我的命了，他说出去打110’。打那走了到现在没见他。”
主持人：“后来他给您打过电话了吗？”
任宗举：“没有。他走了，我就去叫医生，我孙子发高烧40度了，我叫医生来给孙子打针，我那时才把灯拉着。医生又给我点药，这就来了第三拨人。来了很多人，我把药倒在碗里，冲点水。这时候又进我屋里四个。薅着我头发就打我，把我要给孩子吃的退烧药都打泼撒了，孙子都看见了。他们打我打够就走了。”
主持人：“第一次是几个人打？”
任宗举：“也说不清了，我就想着去护我儿子啊，棍子落我身上。给孩子喂药时是第三拨人打我，公安局的都来了，有拿着盾牌的。进来的几个可能是当官的，揪着我头发打我。”
主持人：“第一次打人的不包括张健，第二次包括张健，第三次……”
任宗举：“就是公安局的了。拿着盾牌的都在院子里没进来。进来的四个没拿盾牌，都穿便衣，进来就薅着我头发打我。”
主持人：“拿着盾牌的穿警服了没有？”
任宗举：“有穿的，有不穿的。”
主持人：“前边两拨穿没穿警服？”
任宗举：“没有。他们打够了我走了。穿着便衣的在两个屋里住下了。那边屋里人满满的，十五、六个人都住下了，在我床上、炕上躺着，沙发上、围着我的被子、盖着我的被子躺着的，睡着的。拿着盾牌的走了。两点多不到三点的时候，有个当官的过来了，还带着两个年轻点的。说‘你儿子报案了，打110了’我说‘我儿子说的是打110’，我就知道他也被抓起来了。
第二天我上了县城那边把孙子交给儿媳妇，上了医院，挂上吊瓶，就下来了七、八个人把我抓住，送去派出所。一共九天。头两天两夜，不让我睡觉，他们倒替着审，倒替着问，我也不识字。说要听他的，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你听我的好好配合，我就把你和全家都送回去’，说把我儿子、我老公光福都送回去，说‘听我的我就叫你回家’。他写了，我不认字，叫我按手印，晚上12点的时候，一个人说‘老太太，你喝杯水，清清脑子，你把手印按了，就把你送回家。我不按，不按他就骂。我就按了。”
丁锡奎：官方违法指定律师，践踏法律，陈克贵案《判决书》不合事实颠倒黑白。
我问丁锡奎律师：“您作为陈克贵家人委托的律师，在最初一审之前已经受了委托，但是后来没有办法介入，由当局指定另外的律师介入，就这件事，您怎么看？”
丁锡奎：“我觉得当时那种指定当然是违法的，当时我们根据法律规定都办好了手续，我们也有权去见他，但是他们非法不让我们见。这是他们在践踏法律，我们也没办法。”
主持人：“您因为受了委托，所以对这个案件情况都很清楚，后来是这样一个判决结果，您怎么样看？”
丁锡奎：“我们接受委托以后，去跟亲属了解了一些情况，包括陈克贵的母亲、父亲，包括其他亲属。我们了解的情况和《判决书》上认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判决书》认定的情况不符合事实，是在颠倒黑白。”
丁锡奎：近年“维稳”，司法倒退，会带来社会不公，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
主持人：“从陈光诚案到陈克贵案，前前后后这么长时间，您觉得陈克贵案与陈光诚案有关系吗？”
丁锡奎：“这个《判决书》里已经承认列明了。”
主持人：“既然如此，整个全过程就可以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您看整个反映出的，就此案相关司法部门和中国目前整个司法状况，您有什么看法吗？”
丁锡奎：“过去这些年，整个司法是倒退的，好多专家学者都有这种看法，而且事实也是如此。这种‘维稳体制’确实是一种倒退。”
主持人:“一个国家司法的倒退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丁锡奎：“司法的倒退当然带来社会的不公，当然带来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呀。”
主持人：“在现在来受理这样一个案子，接受这样的委托，您有压力吗？”
丁锡奎：“压力当然是有啊。”
主持人：“在压力下还是接了，您是怎么想？”
丁锡奎：“既然是接受委托，还是依法去作努力吧。他们违法是他们的事情，我们还是要依法去做。”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2，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