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员退赃被赦免，能在中国实施吗？听起来很天方夜谭。图为大赦国际的成员在伦敦美国大使馆前抗议。（Getty Images）
中国官员的腐败，看来已经到了连体制内的人也都一致认为，是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如何解决这个世界史上范围最大、数量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集团腐败，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谅解”可能就要到来；也有中国官员和学者建言，说只有进行“特赦”，才能解决中国的腐败。
纪监学院院长的妙药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应该在一定条件下，认定腐败官员无罪，对腐败官员进行赦免。否则，他们的抵抗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相信正义的人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漏的天网是绝对不会破的。“网破”或“网已破”的说法，说明中共官员自己都对中共的法制体系没有信心，认为这个本来就空无一物的东西，现在根本就子虚乌有了。
李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并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国官员家庭财产目前还不能公示，因为“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也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财产公示会让他们成为政改的障碍。
李永忠据说是“制度反腐专家”，长期致力于“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要说呢，李副院长真是生逢其时、生逢其地，因为在人类社会任何时代，都没有中共这么大规模、有系统的腐败；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也没有中共官员这样普遍、全面的腐败。李副院长看来有全人类、全时空最佳的研究土壤。
特赦大赦的条件和争议
特赦（Special Amnesty）或大赦（Amnesty）是有条件的；一般是政府赦免一批人，多数是应该被审判但还没被法庭定罪的政治犯。在英国，大赦由女王或议会授权；在美国，最著名的赦免是1872年针对南方叛军官兵的大赦，使其能投票并担任公职。
大赦的原因是当局觉得，把人们带入遵纪守法的状态，比惩罚其以往的犯罪更有意义、更加重要。大赦在战争之后用得最多，因为可以帮助结束冲突、实现和解。因为大范围起诉成本太高，赦免不啻为一种好的方法。美国总统卡特七十年代赦免当时的反战分子和逃避服兵役者时，就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解，因为那时已没有战争需要抗议、也不需要逃避服兵役了。
特赦在人类史上一直有争议，因为它涉及公正性的原则。非洲乌干达政府在试图赦免、放弃起诉内战战犯时就有人指出，这种特赦意味着这些人可以一直施暴，并且可以一边施暴一边说，“如果给我赦免，我就停止我的暴行”……
其实，中共也处于类似于乌干达暴徒的状况，因为中共官员所犯下的还不只是贪腐，他们在侵犯人权、限制自由、以权谋私、以权谋利、以权谋色的同时，又在贪污国库。这些厚颜无耻的官员如果说，你给我特赦，我就不再贪污了，这又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如果有知识分子此时给中共帮腔、铺路，就更加令人不齿。
南非1990年代实施“真相与和解”（TRC）时，也用了大赦。大赦放弃追究白人官员的罪责，换取了黑人的解放，消除了种族隔离。关于大赦的法律，通常也在新政府建立之后，给予前政权的官员和军事将领不予追究以前犯下的罪行的权力。换句话说，这些被赦免的，都是已经放弃了权力、不在军政位置上把持权力的人们。
中共官员的赦免如果由中共来主导，怎么能给予中国民众从中共专制下获得解放的机遇？即使真正要“赦免”中共贪官，也应该由后中共时期的民主政府来主导，由民众决定是否给予中共官员赦免的机会。中共解体之后，国人会给拒不退党、不与中共划清界限的官员任何机会？看来很难，因为中共欠下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
经济犯罪怎么赦免
经济犯罪的赦免，在1980年代西非的国家贝宁（Benin）有过先例。在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Mathieu Kerekou）治下，国家经济管理低下，官员贪腐严重，国库流失，加上非洲的经济危机，使贝宁经济崩溃。克雷库向西方求救，但法国等西方国家拒绝帮助，最后贝宁三家最大国有银行破产，政府甚至没法给教师、公务员和军人付薪。
1990年，焦头烂额的克雷库无奈之下，召集全国各阶层如教育、军队、宗教、工业、农业和50位多政党的代表开会，试图走出困境。克雷库自认可掌控近500名代表，但这些人1990年2月开会时，宣布掌握国家主权，架空了克雷库。后来，会议任命原世界银行职员索格洛（Nicéphore Soglo）为贝宁新任总统，但给克雷库以大赦，换取他和平的放弃权力。和平放权的克雷库还于1996年二度当选，又做了10年总统。
中共退赃特赦难以施行
在经济陷入泥沼的今天，中共会集体的走克雷库的路吗？
中共的“大赦”，说起来都滑稽，是一群罪犯赦免自己。中共内部从上到下，从政治局委员到乡官，哪个没有贪腐？他们给自己内部一部分人予赦免，谁给他们赦免？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府，除了门口的石狮子，几个是干净的？肮脏的人办理肮脏的人，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如果实行特赦，必须确认实施的官员是清白、没有污点的；否则由贪官甲来承办贪官乙的案子，就未免离谱。但要官员清白，在今天的中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让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也不合理。“匿名清退”是什么意思？只有承办的官员、高级官员知道谁是贪污犯，民众不得知晓？难道在知道犯罪者是谁的时候，还要体现出中共的等级和特权？要知道，贪污的是百姓的钱，财富的主人不知道钱被谁偷了，只有“公仆”才能知晓？所以，退赃和赎罪必须完全公开、向民众公布，才有实质意义。
在中国实行特赦，会让没招供的中共官员觉得更加危险，他们不会从此罢手、不再贪污，他们只会嫌贪得太少、逃得太晚。他们会变本加厉、加快敛财速度，并加紧转移资金和外逃。而贪官退赃一旦公布，必然引起百姓的激愤；公布财产会激怒贪官，更会激怒百姓。中共不需远看，只看李永忠文后的跟帖，就足以让中南海胆战心惊。网民们说，让“老美快来解放大陆吧”、“建议恢复株连九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