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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讲吃，换句话就是特馋。林语堂先生说，见到一种鱼类，德国人先考虑“分类学”，中国人想的却是红烧？清蒸？馋到“不能冷静地观察一条鱼”，就没法研究动物学。就连“馋”这个挂在嘴上的词儿，到底什么意思，也没人捉摸。
“馋”很微妙，不容易认识。这个汉字出现得意外地晚，东汉的《说文解字》里还找不到呢。《辞源》举出的最早例句，是唐代白居易的诗“慵馋还自哂”，笑自己又懒又馋。比他稍早的韩愈还把“馋”用在月食上，形容天狗贪吃大月饼。宋代“馋”字才大为流行，苏东坡诗中多次出现，例如管一位爱吃竹笋的清官叫“清贫馋太守”。
《辞源》解释“馋”是“贪吃”，等于想多吃，吃什么不论；《辞海》讲得更准确些：“贪嘴”。西汉哲学著作《焦氏易林》称：“舌馋于腹”。这叫人想起了钱钟书讲的肚子跟舌头吵架的有趣寓言：舌头非常乐意吃馆子，肚子抱怨说：你贪馋却要我辛苦。作为酒囊饭袋的“肚子”是吃的代表，而作为赏味器官的“舌头”是“馋”的化身。
“馋”确实够得上一个研究课题。梁实秋先生曾经涉及，可惜浅尝辄止了。他有篇文章就叫《馋》，《雅舍谈吃》里不收。他说：“馋，在英文里找不到一个十分适当的字。罗马暴君尼禄……常见其撕下一根根又粗又壮的鸡腿，举起来大嚼，好一副饕餮相！但那不是馋。”
提起馋涎，上年纪的人就想到那个俄国生理学家说的“条件反射”，说狗听见喂食的声响就会“嘴里出水”。狗改不了吃屎，它的嗅觉比人高出几千倍，当然不是闻不见臭味，但它不嫌。那么猫儿爱吃腥，总该能证明动物也会欣赏美味了吧？你不如引用孟夫子那句名言：人的口味是一样的(“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然而那谈的只是人的共性，准确说是人的“食性”。说到人们在吃上的个性，谁都知道那是“众口难调”。孟夫子爱吃鱼(“鱼我所欲也”)，可有人闻见腥味就想吐。
说到吃食，首先想到的大多是物质方面，这接近科学家所关心的营养成分，是人体的生理需要。提高到美食层次，就进入人的精神世界了。前个世纪德国人就开始研究味觉、嗅觉，洋人的生理、心理学让国人甘拜下风，然而那跟对“馋”的认识还隔着一层。馋的研究还是一片没开垦的处女地。
关于“馋”，好吃的中国人有特别丰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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