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其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优秀的，有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另外，张闻天收到了王世英等的一封长信，反映了江青当年在上海的复杂历史情况。
王世英（1905-1968），山西省洪洞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资深的情报工作负责人。“解放”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省长。
当江青在上海被捕时，正值王世英在上海，曾组织过营救江青的工作。此后，江青在上海所闹的“唐蓝风波”，王世英也一清二楚。
王世英在1938年奉命调往延安，得知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大吃一惊。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他在信中详细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种种情况，认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与这样的女人结婚不合适。
王世英写完信之后，觉得一个人署名，份量还不够。他在延安找到当年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陈雷（后来曾任黑龙江省长）、南汉宸、王超北、谢祥荫等，共同署名，而且一一摁了指印，表示郑重其事。
王世英后来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
南汉宸后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也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
王超北在一九六二年被康生下令逮捕，关押了近二十年……
在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之后，消息传出，向中共中央去电、去信反对这一婚姻的还有：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中共江苏省委；严朴……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约法三章”不同版本如下——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军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
很可能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也有人以为，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可能对江青作出“约法三章”，而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找江青谈话，如果她与毛泽东结婚，对她规定了几条必须遵守的原则，后来被传为“约法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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