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真假抗战之辨──谁是抗战的真正领导者？
作者前言：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中华民国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代表参加密苏里舰的日本受降仪式，因此实际对日胜利日为九月二日。今年九月二日抗战胜利六十六周年之际，我特撰《真假抗战之辨》，也作为王文燮将军编着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一书的序。
九一八事变时，我小学毕业。隔年，淞沪战役发生，十九路军浴血抗日，其中翁照桓旅长，国人誉为民族英雄。其时，《生活》杂志常登邹韬奋的文章，鼓吹全民抗日，爱国的情绪，有如怒潮澎湃。
十几岁的少年，因此义愤填膺。纯洁而无知的青年，受其鼓动，在京沪铁路上卧轨，到南京请愿，羞辱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却完全不知道，我们拿什么来抗日。指责不抗日的目标，就是蒋委员长。
当时，国民政府虽号称统一全国，其实，除了中央嫡系黄埔军队约十个师外，其余如东北军、晋军、西北军、青甘回军、川军、滇军，仍在割据状态。此外，中央币制尚未统一，兵役制度亦未建立，可谓百废待举。
当政者如何以军阀割据的形势，贫穷落后的社会，对抗一个维新近七十年的世界强权？当然需要时间，有所准备，故以安内攘外为决策，和平未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争取时间，充实抗日的国力。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策略，是压制柔弱的中央政府，并与地方割据势力互通声息，其对国民政府步步进逼，使无喘息机会。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停战后，次年长城各口战役展开。塘沽协定签字后，接着制造冀东伪组织，以及华北特殊化，并与内蒙德王勾结，而江西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正烈。
此际的抗日呼声，其实有两种心态，一种是纯洁的爱国情操，一种则是假抗日以倒蒋。民国二十五年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便是后者。西安事变落幕后，蒋委员长的民族领袖地位更加巩固了，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再等待了，六个月后即发动七七事变。
蔣介石手書「攘外必先安內」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展开全面抗战。日本此时的战略是“速决”，盼以三个月时间，击灭蒋委员长的中央嫡系部队，一面与割据势力相通，即可达成征服中国的梦想。
针对日本的速决战略，当时陆军大学代校长蒋百里将军，即明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与他讲和”。亦即蒋委员长发扬民族精神，以空间换取时间，坚持抗战到底的持久战略。
为击破日本“三月亡华”的战略，以中央部队为主力的国军，仅在上海就血战了三个月，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妄想。然而，地方军头仍心存观望，意图保全实力者所在多有。京沪沦陷后，徐州会战开始，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擅自放弃阵地，捕送汉口处决，才激醒了割据军头真心抗战的意愿，而导致台儿庄大捷。
武汉会战后，德使陶德曼依日本授意谋和，蒋委员长坚持，恢复七七以前态势为先决条件。汪精卫在七七事变时，大声疾呼中国将要亡了，力主抗日，此际信心动摇，甘受日本利用，透过云南龙云的协助，出奔河内，投靠日本，充当头号的汉奸。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亦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然而抗战全期，除了平型关战役，以及反扫荡的所谓百团大战外，其抗日战绩不及国军九牛一毛。尤有甚者，在敌后地区的国共摩擦中，国军三个正规军和游击队，均被共军所灭，三个省主席被赶走，共军可谓战绩辉煌。就利用抗战反蒋夺权的战略而言，毛泽东是成功的，但说八年抗战是他领导的，则是百分之百的谎言。
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中华民族的气节，透过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凝结起来所发挥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在最艰危的时期，蒋委员长坚持宁败而亡，绝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领导者。
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成果是取消了一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终结了四百年来的殖民主义，创建了联合国，光复了台湾，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升为四强之一。否则，沦为日本附庸，在二次大战后列为战败国，其悲惨后果，则不难想像。
八年抗战，三千万以上军民的死伤，四亿以上人民的苦难，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牺牲之惨，痛苦之深，写下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悲壮光辉的史页。但是，由于大陆剿共失败，真抗战的历史被掩盖了，假抗战所编造的故事竟取而代之。
毛泽东虽然在内战中获胜建政，但是不能窃取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的地位，以现代资讯之发达，谎言若能取信于人，实为文明的耻辱。
我呼吁，两岸立即举行抗战历史学术研讨会，还原真相。这是两岸军事交流唯一优先的事项，既无损于中共当局现在的地位，更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我期盼有生之年，能够参与此会。
我很欣慰，未及投身抗战的王文燮将军，投身于抗战史研究，编着了《中国抗日战争真相》，简明扼要而完整，是了解抗战历史的好书，故乐为之序，以嘉其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