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新领导人习近平的改革、反腐，疑虑多于期待
中国人对新领导人习近平既有期待又有疑虑。这种期待来自于：一是中国需要变革；二是领导人的换届提供了变革的可能；三是习近平上任后的一些讲话和工作风格上的变化使得人们相信他对社会的变革需求是了解的，是愿意尊重民众的变革愿望的。客观地看，这种期待与其说是对习近平个人的期待，不如说是对变革本身的渴望。
而广泛存在的疑虑在于：习近平近来向外界发出的政治信号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表示要推动改革、反对腐败，同时却肯定与改革精神绝然对立的毛泽东时代，而且还誓言要维护产生腐败的中国现行体制。人们看到的似乎并不是一个真正主张变革的领导人，而只不过是一个改变了行事风格、更擅长于政治公关的胡锦涛而已。
历史常常证明，将一个国家变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新的领导人身上常常是民众的一厢情愿。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必须以各种方式逼迫执政的精英集团及其领导人作出妥协，走向变革。
当然，如果新领导人能够主动顺应潮流，推动社会的变革，那的确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社会发展模式。说到底，社会变化的成本最终还是由人民支付的，如果能够实现和平的变革，人民是愿意的。
形似之处
一个由旧体制产生的新领导人领导一个成本相对低廉的社会变革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中国的西南邻邦缅甸就是一个例子。
改革前夜的缅甸和现行的中国体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没有自由选举的集权制度；两国的公民都没有合法的政治权利；两国政府都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实行非法监禁和残酷镇压；都没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系统；都有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都对少数民族的正当要求采取高压政策；而且两国的官员们都十分腐败 。
不仅两个国家的制度相似，习近平和吴登盛的个人政治背景也非常相似。这两个人都是旧制度精心培养的精英；而且他们的上台都离不开军方和集权的政治强人的支持。吴登盛本人在当选总统之前是一位将军，曾经担任过军事独裁者丹瑞大将的参谋。习近平本人曾经在中央军委工作，他与军方的联系被认为是他能在最后一刻取代李克强成为第一号接班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他们所面对的执政团队和承接的负面历史遗产都十分相似。吴登盛担任总统之际，面对的是一个前军事强人为他安排好的以现役和退役将军为主的内阁；习近平也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他的执政团队。
缅甸总统启动一系列改革步骤，包括允许集会、释放政治犯、放松对媒体管制等。
在历史遗产方面，习近平需要面对执政党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对示威学生的屠杀，吴登盛则面对二零零七年对示威和尚的屠杀；还有大量被关押的政治反对派人物，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的昂山素姬。
邻国变迁
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在短短两年的执政期间，吴登盛总统大胆推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措施。他释放了被军政府监禁长达十五年的昂山素姬，并且亲自邀请这位反对党领袖到家中作客，以此开启了与反对党的政治对话。 他还允许昂山素姬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合法注册，并且修改法律，允许曾经的政治犯享有所有的政治权利。
与此同时，缅甸政府还批准了反对政府的抗议集会活动；逐渐开始放松出版审查和网络审查，允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姬的图片出现在报纸的首页。一些曾经被封锁的国外网站已经解禁，其中包括“脸书”、“推特”、英国广播公司（BBC）缅甸民主之声和美国之音等 。
在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吴登盛总统以实际行动反对政府官员的腐败，并且果断地边缘化那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官员。尤其是去年进行的政府内阁改组，他更换了大约百分之三十的腐败阁员。
这些行为对于积聚改革力量、增强社会民众对变革的信心、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吸收缅甸所急需的外国投资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然，缅甸的改革仍然在进行之中，而且在政治、经济层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缅甸的政治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进程。最重要的是，这些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带来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而且在促进了经济发展。
改革的两年，缅甸的年均经济增长达到了百分之六，既高于改革前的本国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缅甸正在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进的典范。
无疑，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吴登盛总统非凡的政治技巧在他争取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大众的支持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缅甸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更为基本因素在于吴登盛总统的改革决心和人民对他改革的支持。
两年前人们还认为他是军事强人的傀儡，是既得利益者。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他是缅甸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的领导者和经济增长的推动者。
习近平上台已经有几个月了，一个新领导人与民众的“蜜月期”是十分短暂的。有人传言，习近平心仪的治国模式是威权主义的新加坡。假如真实如此，那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在我看来，习近平作为一个积重难返的大国领导人，与其师法一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弹丸之地的李氏统治家族，不如师法既有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卓识又有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吴登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