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偶然的情况下，读到了荀子的《天论》，竟然有一种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震撼之感，相见恨晚，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细细想来，其实以前真正读过的他的文章或许只有《劝学篇》，而且还是节选，此外，就是略知皮毛的“性恶论”。
而现在一读他的《天论》，实在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深刻感，荀子“劝学”的名言中有“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名言，现在对此算是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了，这真可以视为荀子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评价。作为先秦时期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在《天论、》中，荀子把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不可企及的高度。当孟子对现实的的谴责还仅仅停留在“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的浅表层面上时，当孟子还只是“循循善诱”地从他的“性善论”角度理想化地来宣讲他的所谓“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浪漫仁政理想时，荀子的“人袄”论则把现实王政残暴邪恶的弊端和本质从理论上阐述得淋漓尽致，从而彰显了他的“性恶论”对现实理解的深刻性和伟大性，仅此一点，就见出荀子对现实的理解远在孟子之上。荀子作为儒家的后学，确确实实地做到了“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值得今人敬仰。
一、
荀子所言的“人袄”，“袄”通“妖”，“人袄”即“人妖”，在《天论》中专指与“天地之变、阴阳之化”（我们把这简单概括为“天道”） 并列而存的人事暴戾政治恶果现象，用今天的话来翻译，有一个最恰切的词汇与之对应，那就是“人祸”。
在荀子看来，所谓“星队”（陨星坠落），“木鸣”（林木怪呜），“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怪星偶然出现），这些自然奇异现象都属于“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只不过是“物之罕至者也”而已。对于这些“天道”现象，“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这些自然现象虽然有些属于偶然发生的自然灾变，用我们现在常用的话语来说，就是所谓“××年一遇”的灾变，但荀子却以为，对于这些“灾变”，你可以感到奇怪，但是无需畏惧，因为只要应对得当，依然可以逢凶化吉：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 只要抓好本业（ 农业）生产，节约用度；平时注意储备而行动合时而为，那么上天也不能使人困窘，也无法为祸人世。
但是，如果为政颠倒错乱，那么，上天想庇佑你都不可能了：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如果你正事本业不干，而用度奢侈，那麼天也不能让你富有.如果你平时储备保养简略粗率而行动违逆现实，那麼天也不能让你保全.违背礼义正道而胡作非为，那麼天也不能让你吉祥.所以水灾旱灾还没来自己先就闹饥荒了，恶寒酷暑的灾害性天气还没到来你就已经是病弱不堪了。同样的自然条件，在“治世”，百姓依然安居乐业，但在“乱世”，百姓只有奄奄待毙的份了。造成这种局面，你不可以怨上天，这是你的所作所为使然。
这就是“人袄”之“凶”，也即“人祸”使然。这才是人世间真正可怕的事情，这才是社会民众真正的灾难：
“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
在此，荀子对“人袄”之“凶”的祸害从三方面进行了简明而深刻的剖析。
首先，这种灾难性政策运作后的“乱象”显示就是：百姓无以安居乐业，农事不理，以致草率耕种除草，必然导致庄稼生长失序受挫，最后“歉收”甚至“绝收”，而政治险恶凶暴更使民心失散，人心惶惶，民不聊生；而直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是，田地荒芜，农稼枯萎，粮价昂贵，百姓挨饿，结局只有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这就是“人祆”之“凶”的第一重祸害。
造成这种灾难性后果的直接原因就是：.政令悖乱混浊，举动措施颠倒错乱、不合时宜。老百姓该干的事不让干，而不该干的事却强迫百姓去干，这样的“乱政”自然是乾坤颠倒、黑白混淆，以致於牛马杂交，六畜反常，人伦畜道皆乱，这就是“人祆”之“凶”的第二重祸害。
政令悖乱的“乱象”造成天下礼仪法理全失，朝廷内外没有分别，民众男女淫乱，父子互相猜疑，上下乖违背离。也就是说全国上上下下、里外外全乱套了，内忧外患几乎齐齐而来。这就是“人祆”之“凶”的第三重祸害。
对于这种接近世界“末日”般的乱象，荀子实在痛心疾首，感慨系之：“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灾甚惨。可畏也，而不可怪也。”
荀子感叹：一个国家出现了以上三种“人祆”之祸害的话，国家就不得安宁了；其中的道理其实非常浅近，但它的灾害却非常惨重。这种“人袄”之祸，不同于大自然的“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对于自然灾变，荀子认为“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但对于这“人袄”之祸，荀子则认为“可畏也，而不可怪也”，因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人为的“灾祸”其实远甚于自然的无情肆虐，对此，不必感到奇怪，但是，为祸之烈之惨，却足以让人刻骨铭心，心有余悸。
二、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的陈述荀子《天论》中关于“人袄”的深刻议论，是因为从这些议论分析中，我感受到了一种高瞻远瞩的历史教训及其预警的强大穿透力，透过两千多年的时空隧道，荀子的危言正论至今依然发出振聋发聩般的威力，让我们这些现代人读后不免惕惕然，慨然长叹！
与其说《天论》是荀子对当时王政残暴邪恶的一种尖锐控诉和批判，还不如说是荀子对这种专制王政残暴邪恶性未来流毒无穷的一种深刻的忧虑和预警！
曾几何时，殷鉴不远，《天论》中所指陈的种种触目惊心的“乱象”和“惨状”，就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永远的惨痛教训：
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哪一桩，哪一件不正是荀子“人袄”论的现实翻版？
反右时期的“阳谋”运作，秋后算帐，让知识分子战战兢兢，人人自危，心灰意懒，万马齐喑，岂不正是“政险失民”的一种演示？
大跃进的全民炼钢，荒废本业，滥砍乱伐，“高炉”林立，赶英超美、亩产万斤的胡吹蛮干，“三面红旗”的疯狂“飘扬”，岂不正是“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的现代预警？
三年困难时期的民不聊生、饥不饱腹、路有饿殍的惨状；
人民公社“大锅饭”少慢差费、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穷民政策；
文革十年的天下大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甚嚣尘上，教育荒废，法纪废弛，民权尽失；
“四人帮”妖言惑众，兴风作浪，“搅得周天寒彻”，国计民生，命悬一线……
种种乱象，岂不正是“楛耕伤稼，耘耨失岁”，“道路有死人”，“牛马相生，六畜作祆”，“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的现代寓言之昭示？
荀子何其伟大！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似乎就已洞见了专制王政残暴邪恶性的流毒无穷，对其弊端和本质就已经有了深入骨髓的剖析和鞭辟入里的批判。惜哉，今人对此掉以轻心，以致悔之莫及！
三、
荀子在关于“天道”和“人袄”的对比性论证中，对于前者，认为“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但对于后者，则认为“可畏也，而不可怪也”。面对“天道”的偶而反常“乱象”，荀子认为不足为惧，“应之以治则吉”，正如君子不免“啜菽饮水”，往往过着艰苦的生活，对于这种命运的捉弄，君子也不必忧虑；只要“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坚守志意修美高洁，德性深厚笃实，命运的按钮其实依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命运其奈我何？天道其奈我何？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所以，君子总是崇尚自我的努力，坚信事在人为，而决不会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的大发慈悲上；只有小人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放弃自我的努力，而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的大发慈悲上。就如“天旱祈雨”诸仪式一样：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祭祀祈祷下雨就真下了雨，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就好比没有祈祷而天也照样下雨一样，不过一种巧合而已。所谓的对日蚀、月蚀的解救，或卜筮一番然后决定大事，并非真的产生了效果，而不过一种精神上的文饰，起一种心理安慰作用而已。把它们视为一种心理安慰就会起到积极而吉祥的效果，但如果真把它们视为天上神灵的昭示就愚不可及，如果真把他们当作解救危难的根本手段而产生盲目依赖作用的话，就会大错特错，就必然凶险四伏，后患无穷。
非常欣赏荀子在这里表达出的一种朴素而坚定的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荀子并不盲目敬畏“天道”。虽然，他明白“天道”的“天地之变，阴阳之化”，人力是无法改变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是，对此，我们却无需畏惧。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理性地接受顺应；另一方面却应该积极努力去应对，有所作为，“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绝不可以被动消极地等待上天的安排，更不应该“人袄”乱政，祸国殃民。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多么了不起的积极进取精神！与其一味地推崇上天而思慕他，还不如将天当作物质而加以控制呢； 与其一味地顺从上天而歌颂它，还不如掌握它的规律而利用它； 与其一味地盼望天时的调顺而静待丰收，怎麼比得上配合时令的变化而使用它！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巧者，就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真正的大智者，就懂得有所思有所不思，而取舍的基本原则就在于一方面顺应“天道”，尊重天、地、四时、阴阳的规律，应时而为，顺天而行；另一方面则坚持正确的“人道”，而杜绝“人袄”之“祸”，这就是“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的深刻意义所在。
《天论》，荀子在2000年前写就的一篇政治劝世箴言，其中体现出来的敏锐而深远的政治视野，敬天重人的哲学处世观，悲悯宽厚的人道民本胸怀，以及实事求是、顺应民心、顺应“天道”、坚定不移、不卑不亢、积极有为的政治原则和立场，实在很值得今人深思，鉴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