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孔子像
古今中外确也不乏勇者。相传墨子门徒中，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刺秦的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中，慷慨赴死。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只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苟且偷生而自刎江边，他们都堪称无惧的勇者。
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路，性格果敢率直，以好勇著称，孔子曾评价子路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而孔子最为推崇的其实是另外一种“大勇”。《孟子．公孙丑上》说：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希望能勇敢吗？我曾从孔子那里听到关于大勇的教诲：如果反躬自省，觉得正义不在我这一边，那么，即使对方是一个卑贱的人，我也不会去恐吓他。如果反躬自省，觉得正义的确在我这一边，那么，对方纵然有千军万马，我也会勇往直前。”
夫子这样教导他的学生，也是这样终生践行的。相传孔子身材魁梧，力能搏牛，但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对学生循循善诱，且非常谦虚谨慎。如果有过失，即使是自己的学生也诚恳地向他承认错误。
在周王室衰弱、礼崩乐坏之际，他胸怀大志，一心推行“仁政”，以“礼与乐”来教化百姓，淑世救弊。
孔子居鲁期间，曾想振兴鲁国，却遭致失败，于是他周游列国，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到“周、齐、卫、曹、陈、蔡、宋、叶、楚”等国游说。
但是十四年间，他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处处碰壁。当权者不接受他的思想，隐逸者讥讽他不识时务，还遭受“包围、惊吓、断粮、饥饿、受困”等灾难，最狼狈的时候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就连楚国的狂人接舆也劝说孔子，既然生不逢时，道德都如此衰败，还是不必再劳心费神了。
但是滔滔日下的世风潮流不能使他动摇，毁谤和冷遇都无法改变圣者的志向，始终把传承礼乐文化视为天命，以推行仁义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子路说，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来改变它了。
为传播思想、教化百姓，孔子首开私人兴学之风，不问其出身是贫富、贵贱、智愚、贤或不肖，一律可以当孔子的学生，广开平等受教的大门。除此之外，孔子在年近古稀之时，集中精力整理旧有的古籍。
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著《春秋》，使文教大宣于世，奠定了中华道统的基石，自此，在神州大地上回归的众多圣贤的智慧集成于孔门，再经其弟子们坚持不懈地弘扬，儒学在汉朝以后大放光芒，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卫所绘)。(维基百科图片)
公元前594年，雅典政治家梭伦开创公民选举、议事、陪审的共和政治，然而这时的道德与信仰的传统却衰退了。一批从农民、商人中选举出来的检察官、法官，眼中只有法律和科学，却没了对神的谦卑心，自以为富有知识和智慧。
苏格拉底却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
他重视伦理学，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把一生的智慧、精力和时间用于与人对话，辩证对方思想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目的是教人收敛哲学和科学的知识带给自己的狂傲，做一个有知识、守法律、敬神灵的雅典公民。他孜孜不倦地传授知识，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向他学习请教。
无论对方是位高权重还是人多势众，苏格拉底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正义，不向任何不义的社会力量屈服。由此也触怒了很多不同阶层的人士。有人控告他反对民主政治，用邪说毒害青年。苏格拉底因此被捕入狱。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无视死亡的威胁，对荒谬的指控一一驳斥，发表了放射智慧之光的著名演说：
“公民们！我尊敬你们，我爱你们，但是我宁愿听从神，而不听从你们……我不做别的事情，只是劝说大家、敦促大家，不管老少，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我告诉你们，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美德却可以给人带来金钱，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其它一切好事。这就是我的教义……我是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的，虽万死而不变！”
苏格拉底最后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拒绝了他的学生们安排他逃跑的计划，饮下毒堇汁而死。
可见，真正的勇气不是好勇斗狠，而是站在真理一边，只要是道义之所在，即使面对强权和暴力，即使千万人的阻挠、反对和不理解，也决不气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
在道德沦丧、正统的伦理纲常坍塌的时代里，孔子和苏格拉底所提倡的仁义、道德似乎很不合时宜，但是他们没有向强大的世俗低头，始终维护着天命和神所要求的道义，在寻常人难耐的寂寞里，以看似弱小的一个人的坚守，和不懈地弘扬，最终将他们的思想流传千百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成就了这些伟大的先哲，也影响了历史和世界，最终积淀成为塑造光辉人格和创造灿烂文明的不朽文化，世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