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
毛泽东要实现“数独裁人物,还看今朝”的远大梦想,实现完全彻底的独裁统治,需要一个复杂的政治魔术表演才能完成,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957年,在别有用心、早有预谋的毛泽东操纵指挥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以杜绝国民提意见为目的,以文字狱为特征之一,引人入套、无中生有的反“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派运动,使得毛统区知识阶层的良知、自主精神被彻底镇压住,往后二十多年时间,身心俱受禁锢比一般奴隶还远远不如的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随声附和毛泽东,间或进行禽兽一样的相互撕咬,只能过那种完全噤若寒蝉的生活。毛统区政治舞台上的民主党派,全成了行尸走肉。这个结果,早在毛泽东的设计进程之中。1949年初,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问黄:“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纠正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1]
毛泽东导演反右派运动的两大原因
毛泽东要实现个人独裁,首先要想办法实现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不着痕迹就增加毛泽东在权力场上的势能,通过反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即可把那些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民主党派打成行尸走肉;其次要扭转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的个人崇拜的萎势,通过反右派运动即可建立起毛泽东令人恐怖的虎威,个人崇拜的邪门歪道之火一煽即起,再没有任何人敢于质疑、挑战。有了上述两方面的成功,实现毛泽东的完全独裁就离此不远了。
通过消灭民主的、无中生有的反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毛泽东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上述两个目标。
毛泽东引人入套的表演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第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双百”方针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2]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不但批准出台了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新的党章,而且批准了包含有“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与会者达一千八百多人,当时正在出席、列席第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会议[3]。毛泽东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4]。他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时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他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5]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6]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2月27日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3月12日,毛泽东在格调别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7]”,同时宣布共产党内准备开始整风,主要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在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毛泽东开宗明义谈到言论自由:“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说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在会见高等院校校长时,毛泽东的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主张百家争鸣的。”[8]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引人入套战略部署中对外而言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已有36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是新时代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开战。”“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总的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要党内外一起来,帮助党整风[9]。”毛泽东还亲切而幽默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10]”
储安平讲话《向毛泽东、周总理提些意见》
1957年5月8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储安平受几次邀请之后,于6月1日带着讲稿发表了真正有分量的讲话《向毛泽东、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泽东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泽东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11]……
以平视甚至俯视的眼光,公开给毛泽东直接提意见已经犯了大禁忌,还说“给老和尚提意见”,储安平不是找死吗。毛泽东可以摆姿态请人提意见,甚至可以当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面亲切而幽默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反正是引人入套的把戏。
反右派运动的结果
根据毛泽东按照比例分类人员的一贯混蛋逻辑,五十五万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打成下贱种群的一部分——右派分子。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5759.1354倍。[12]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属于不能改正的大右派。其实像前面所述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储安平能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吗?根本算不上,章伯钧、罗隆基更加算不上。
注:
[1]冯建辉:《走出个人崇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2]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
[3]胡长水等著:《毛泽东之路》(第四卷·晚年岁月),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1956.1—1957.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
[5]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页。
[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0-631页。
[7]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页。
[8]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9] 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9页。
[10]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11]北京:《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第1版。
[12]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