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GDP增长7.7%，对此频率最高的评价是“低于市场普遍预期”，并由此认为：数据低迷，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我对这种想当然的结论一直不敢认同。切不说7.7%的增长是否归于“低迷”之列，基本的逻辑是：但凡市场预期与实际数据出现偏差时，最起码有两种情况：要么预期太乐观或者不靠谱，要么经济形势真的不尽人意。
但近年来，对于中国的宏观数据，一旦出现低于8%的增长，一概归入低迷的行列，悲观情绪立即甚嚣尘上。紧接着，就会堂而皇之的要求松货币以及其他的刺激政策。
我不知道预测成绩并不算出色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对自己的预测那么的自信，而且，又根据什么判断，一季度7.7%的数据就不好，只有到了他们“普遍预期”的8%以上才叫“正常”。
这种逻辑尽管很戏剧和匪夷所思，但其却颇有市场，有时候对政策的影响还很大。因此，很有必要来谈谈，究竟是“7.7%”的增长不正常，还是市场的“普遍预期”不正常。
有点宏观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判断宏观经济的总体走势，绝对不能孤立的看GDP增长这一指标，经济学的技术和统计学的发展为宏观经济提供了足够多的指标，全面运用这些指标，对宏观经济的体温加以综合的度量并加以判断，这是研判经济走势的基本逻辑和方法论。
7.7%的增长真的是所谓的“低迷”吗？事实是，尽管2.9%的发电量的确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存在矛盾和冲突，而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对此的每次解释也并不能服众。但绝大多数的关键指标却能相互印证：
第一，三驾马车，除了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外，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的总体数据都不错。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7%，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一季度进出口增长13.4%，远高于去年全年6.2%的增长，除了对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同比下降外，对美国和东盟的出口增长依然在两位数以上，而作为外贸晴雨表的广交会的人气也明显高于去年。
第二，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9%，连续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特别是生产指数为52.7%，比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为10个月以来的最高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较为活跃，生产增速加快；新订单指数为52.3%，比上月上升2.2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65.5%，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对未来3个月内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持乐观态度。
第三，一季度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为9.5%，，并不算一个太坏的数字；第四，特别重要的是，如果宏观经济真的“低迷”，就业形势应该很严峻，但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300万人，就业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数据都让人兴奋，和近两年来存在的问题一样，在全球经济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总体弱复苏的态势并没有改变，一些指标也反应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困境：
比如，PPI依然没有由负转正，说明经济总体复苏的态势并不是很明朗；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9%，比1-2月份回落1个百分点，制造业的基础并不稳固；因为“国五条”的效应，1季度房地产销售出现暴涨，引发了对未来调控加码的担忧；1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6.9%，中央财政收入又现负增长，未来能否坚持结构性减税，令人狐疑。
但这些问题，并不全是1季度新出现的，也不能据此就认为经济增长“疲弱”。
笔者认为，对于7.7%的增长，之所以引发悲观的情绪，原因不外乎三：
一是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强烈的根深蒂固的“保八”思维和情结，只要经济增速低于8%，他们就会认为宏观经济跌破“荣枯线”。
事实上，在历经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受资源、环境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10年如果能够保持7%左右的增长，已经非常了不起。正因为此，新一届政府一再强调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收入分配。但对一个习惯了飙车的人而言，一下子坐在正常行驶的车里，还真有点不习惯。
第二，近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利益代言人颇多，特别是投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习惯于从看空的角度解读数据，并影响政策，这是近年来多次事例证明的。
第三，耐人寻味的是，社会消费品总额一季度回落2.4个百分点，有些人将之归结为打击公款消费所致，比如，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就认为：“一季度GDP数据明显低于预期，主要受制造业、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其中对公款消费的管理是影响GDP数据最主要的原因。”不知道这种观点的目的是要求中央要保护公款消费还是别的。
最后，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很多地方政府借城镇化等概念浓墨重彩铺摊子，但作为主要融资途径的房地产因“国五条”而走势险恶，之后，作为宏观经济的跷跷板，一旦宏观经济低迷，对房地产的调控都会实质性的放松。
基于以上种种，我们看到，对7.7%的看空大合唱在数据出台之后就喧嚣登场。这的确考验高层的决心和勇气，面对7.7%的数据，是坚持年初制定的方针和目标，坚持结构调整，还是又回到“刺激”的老路，保一时的增长。这一命题在价值观判断上很简单，但在政策的选择上却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笔者倒是认为，不管如何，7.7%的数字本身并没有糟糕到又必须调整政策的时候，如果管理层追求“有质量的增长”，那就应该接受这个数字，并进行观察，而不是跟着唱空者的指挥棒翩翩起舞。
对于立志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国而言，有无信心的关键绝不在于表面上的漂亮，而是扎扎实实的推进各项改革议程。
房地产的再次逆政策暴涨，收入分配改革的迟缓，政府职能转变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都一再挑战外界对未来的信心。这是必须引起管理层重视的重大舆情。是该放弃激素的麻痹，而回归正确选择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的确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挥霍和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