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荣获普利策奖的《古拉格》(Gulag)一书中，安妮·阿普勒鲍姆(Anne Applebaum)出色地记录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恐怖机器带来的苦难。现在她又推出了大部头续集《铁幕》(Iron Curtain)，讲述二战之后的十年中，同一机器在东欧进行残酷镇压和建立殖民地的故事。她的证据同样也来自于档案研究和幸存者访谈，极为详实，富有说服力。但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并不新颖。
在莫斯科受训的特工随着苏联坦克进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境内，西方世界当时知晓此事，而且一直加以详细的记载。特工们不仅着手把这些国家变成苏联的友好势力国，而且也开始建立一道可以有效回应俄国人指示的独裁统治警戒线。1945年，纳粹刚刚投降不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警告说，一道铁幕已经在欧洲的心脏地带降下（他首先在给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的一封信里使用这个比喻说法，整整一年之后，他才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公开用这个词）。匈牙利的“小斯大林”马加什·拉科西(Matyas Rakosi)做过另外一个恰当的比喻，也非常出名，他说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上的反对势力会“像萨拉米香肠切成片”那样被摧毁。
匈牙利起义
阿普勒鲍姆追踪了在波兰、匈牙利和德国进行过典型实施的“香肠切片”过程，她端上来给读者的不仅是香肠中的牛肉，还有脂肪、醋和大蒜，极尽详实。阿普勒鲍姆记叙了二战结束前夕，为东欧共产党准备的尖刀如何在苏联特工训练营里磨利，以便让可靠的特工在“被解放”的国家里建立和控制秘密警察部队。她描写了他们当时如何控制所有的广播电台——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大众传播工具，以及苏联的傀儡如何以惊人的速度骚扰破坏从青年团体、福利机构到学校、教堂和反对党派的所有独立机构，并最终封禁了它们。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满足苏联的领土野心，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匈牙利人被无情地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另有数百万人被认定为敌人，被殴打、监禁或是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对于偏执多疑的斯大林来说，完全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还不够。为了更彻底地施行恐怖统治，他甚至还对每个卫星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加以清算，指控他们犯下叛国罪，在他们做出屈辱的供述时把他们示众立威。
既然现在有更多的档案可供查阅，一些目击者也仍然健在，可以回顾这些恐怖经历，重新提起这段肮脏的历史也是一件好事。然而，在大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为什么要去阅读如此庞大的细节呢？
阿普勒鲍姆在《铁幕》的序言中说，我们需要记住“在历史上，有些政治制度渴求彻底的控制权”，这种控制不仅是针对国家机关，也是针对人性本身。她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极权主义的运作方式，因为“我们说不准手机、互联网和卫星图像会不会最终在某些地方变成控制工具”。虽然弗拉基米尔·普京有可能做出她所说的那些事情来，但本世纪直到现在为止，技术已经变成了一种值得欢迎的防暴政工具。
跟当前现实之间关联更大的，是阿普勒鲍姆在《铁幕》中提到但却没有展开的一些主题。在书的开篇，她坚称美国和英国承诺过让东欧实现民主，但很快就把他们抛给了苏联。这倒是事实，但是西方当时有什么选择呢？在1945年时，欧洲的大门是为斯大林敞开的，因为美国人很快就重新部署到跟日本的战斗中，并热切希望在太平洋战争中争取到斯大林的支持。当时本来该如何预见到苏联的殖民统治呢？或者我们现在应该对古巴、朝鲜、叙利亚或者中国采取何种有利于自由的干预措施？在这些方面阿普勒鲍姆没有进行深入思考。
同样，她也几乎没有触及一些历史学家的不同看法。这些学者认为，引发斯大林强硬回应的不是西方的绥靖政策，而是西方对苏联的敌视。他们指责美国引发了冷战，激怒斯大林采取了欠成熟的防御对策。对于这种“修正主义”理论，阿普勒鲍姆的证据提供了有力的反证，但她一直没有在这个方面真正展开。
书中最明显的缺失，是对苏联暴政统治东欧的动机缺乏持续的检视。俄国人想要什么呢？是想报复德国及其盟国吗？是想让他们补偿苏联在战争中失去的大量生命和遭受的苦难，并向胜利者缴纳战利品吗？统治邻国是一种狂妄的防御政策，避免再有像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觊觎莫斯科的征服者出现吗？还是俄罗斯帝国希望吞并波兰一半以上的领土，平定难以控制的乌克兰，收服波罗的海诸国和相邻的巴尔干领土这一野心的复苏呢？
斯大林的疯狂暴政是阿普勒鲍姆最感兴趣的地方，它加剧了苏联国内的战后恐怖统治，同时又被斯大林在东欧的党羽盲目模仿，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然而，斯大林的继任者们也同样热切地维护这种统治。为什么呢？阿普勒鲍姆声称，斯大林之前曾推迟了苏联点燃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梦想，1944年红军向西推进时，他“准备重新启动这个计划”。但是，这样的信口之辞 ——以及值得商榷的假设 —— 就是她用来解释苏联政策的全部依据了。
《铁幕》在史实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少记录一些事实，多进行一些分析会更好。共产党在东欧遭到最终失败的原因分散在从头到尾的整本书中，但作者几乎没有进行任何解释。阿普勒鲍姆展示了共产主义政权为人民提供的消费品有多么贫乏，他们如何以工人的名义进行统治却又疏远了工人。为什么呢？共产主义与该地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难道不需要大篇幅讨论吗？阿普勒鲍姆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令罗马天主教领袖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其他反对者感到苦恼的道德困境，一些人进行了公开反对，一些人不情不愿地参与合作，很多人只是采取消极姿态。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他们的选择呢？
《铁幕》并不是完整的“铁幕”历史，因为阿普勒鲍姆决定把它结束在1956年，就在波兰和匈牙利公然违抗苏联命令的时候。在那之后，克里姆林宫又进行了30年的努力，希望维护所有共产主义政权的稳定并进行改革，但东欧国家仍然很难驾驭，只是惧于苏联的武力才维系下来。在这些国家殖民给苏联经济带来了巨大负担，西方民主制度和经济成就的诱惑在铁幕上腐蚀了孔洞。最后，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拒绝靠开枪来维持成本高昂的帝国时，铁幕彻底瓦解了，同时也拖垮了作为核心的苏联。
远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前，阿普勒鲍姆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极权主义的魔力无法长期维持。但她没有归纳出原因以及防止其他极权主义威胁的可能方法。相反，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真实而伤感的记录，以告慰那些在疯狂极权的道路上被屠杀、折磨和镇压的数以百万计的人。
Max Frankel是《纽约时报》前执行编辑，曾担任过多年驻莫斯科和东欧记者。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11月25日。
翻译：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