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以法治国沦为空谈，就因为党权高於法权。只要党权无限，一万年都不可能兑现法治甚至哪怕只是区区法制。唯有以法治党，才能以法治国，这是从无数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颠扑不破的铁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记录赵紫阳时代政改全程的专著。从书中我读到了赵紫阳非同凡响的胆略、雄心和抱负，也读到了他的困顿与无奈，以及他的大悲剧的根源。
大悲剧的根源才是关键。它不仅导致了赵紫阳的大悲剧——那其实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大悲剧。而且迄至今日，这大悲剧的根源还在作祟，还在折磨着我们，还是我们生活中无穷无尽悲剧的根源。那么它到底是何方怪物呢？它其实并不新鲜，用三个字简单概括，无非是报人储安平几十年前就抨击过的：党天下。赵紫阳时代的政治改革，最终的指向无非是这个党天下，即赵紫阳的全部努力无非是要驯服他的党，把无限权力的统治党，改造成有限权力的执政党。通过党的这种现代转型，进而推动整个中国的转型，让党获得新的生命和合法性，实现软着陆。
与此同时，海峡彼岸的蒋经国李登辉，也有同样方向的努力。两党实际上展开了一场自身转型的无声竞赛。结局是我们后来都知道的，彼岸大获全胜，赵紫阳则一败涂地。赵紫阳的惨败导致了时代的巨大蜕变。赵紫阳想约束的党权，因着他的惨败而剧烈反弹而恶性膨胀，丝毫不知收敛为何物。我们通常讲中国的公权力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一般的公权力如此，党权则尤其如此，甚至发展到几乎所有外企、民企都必须建立党组织的程度，中国一夜之间又回到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的前改革时代。
党权的全面失控，最终造就了一个跟同时代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根本不同的另类国家。没有哪个转型国家，会在转型前面对当下中国这么巨大的特殊利益和这么複杂的利益结构，以及由特殊利益和特殊利益结构所造成的深刻的不公正，以及由不公正所激起的几乎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国转型的複杂和艰难因此是空前的，是所有其他转型国家望尘莫及的。
最可怕的是，赵紫阳的失败在党内树立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无限党权是不容挑战的，党是不可以被驯服的，哪怕总书记也不可以！这对继任的党的领袖是一个巨大威慑。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反和平演变，在党内成功地建立起来了一套反戈巴（戈尔巴乔夫）机制，即主要监督党的领袖、防止党的领袖像戈巴那样「背叛」党的半戒严体制，更让党的领袖噤若寒蝉。所以赵紫阳之后的党，是一个党的领袖被无限党权彻底驯服的党，党的领袖对特殊利益集团完全放任的党。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中央以下各级政权绝对的一把手专政或称书记专政，即绝对的个人独裁；但在中央层面，党的领袖反而软弱可欺，几乎毫无权威可言。
党的领袖是干什么的？党的领袖当然对党负有管理之责，当然要对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这正是赵紫阳努力的方向。但在赵紫阳惨败之后，即党的领袖被无限党权——实际上是被特殊利益集团——彻底驯服之后，党已沦落到无人负责、群龙无首、特殊利益集团各各信马由韁的无政府状态。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变成特殊利益集团的俱乐部，党的领袖则蜕变成特殊利益集团俱乐部的维持会长。失控的党权，无限的党权，不过是失控的特权和无限的特权的同义语。对恶性膨胀的特权既没有任何有效的外部制约，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内部制约，用官方语言来说就叫做党不管党。特权就犹如癌细胞，最终征服了党的整个肌体。这就是党为赵紫阳失败所付出的总的政治代价。而且这代价还没到头，不知伊於胡底。
这种关头，回顾和总结赵紫阳时代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赵紫阳驯服党权的经验教训，实在恰逢其时。窃以为，这正是吴伟先生这本书的最大价值。
赵紫阳驯服党权的努力，根据吴伟先生的记述，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向展开：
分工分开天壤之别
首先是党政分开。当初高层讨论这个问题，曾有一种主张：不要提党政分开，就叫党政分工好了。这个主张很流行很有影响力，但被赵紫阳坚决拒绝。分开还是分工，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天壤之别。分工强调的只是职能上的分野，技术上的调整，不改党天下本色。分开则不同，分开显然隐含了分权的意思，所以赵紫阳坚持用党政分开而坚决抵制党政分工的说法。赵紫阳所称的党政分开，至少包括三层内容：第一是党权跟政府权力分开，因为中国的政府系统并没有独立性可言，政府只是同级党委的附属物，同级政府首长只是同级党委书记行政方面的秘书长。实际上是党越俎代庖，侵佔了政府的合法权力。赵紫阳强调党政分开，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党还权於政府。
党政分开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内容，分别是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分开，党与司法分开，从而最大限度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系统的独立机能。这当然也意味着党还权於人大、还权於司法。甚至，赵紫阳的党政分开还涉及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强调要尊重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党要给社会组织松绑。也就难怪，在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总体设想初稿出台后，邓小平会警告赵紫阳说：你们是不是搞了一点三权分立？赵紫阳当然不敢真的搞三权分立，他很明白这是政治高压线。但他的政改内容包含了分权的意思也是确定无疑的。
驯服党权的另一个切入口，是收缩党权。分权本身已经包含了收缩党权的内在逻辑。赵紫阳犹嫌不足，针对党天下的强大传统，又特别提出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的概念，强调党应当从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具体事务中退出来。更要命的是，他不只这么抽象的说，而且要动真格。重大措施之一，就是基层党组织业余化，以及行业党组织属地化实际上也等於业余化了。正是赵紫阳的这个决策，最大限度激怒了党官僚系统，包括中宣部、中组部，包括行业、地方和基层党干。因为这几乎就等於直接砸他们的饭碗。后来以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代表的地方党干？教育部何东昌代表的行业党干，都成了倒赵急先锋，倒赵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这决不是偶然的。
驯服党权的最后一个切入口，是以法治党。以法治党是我自己的提炼，赵紫阳当时并没有形成这方面的完整概念。但他的确已经考虑到党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所以特别强调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强调党要依据法定程式把自己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而不是直接命令社会，当时甚至讨论到要制定政党法，用政党法来规定中共与其他所谓民主党派的关系，实际上也包括用政党法来规定中共的权力边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跳出了党要管党的传统思路。
综上所述，不妨用四个字给赵紫阳时代的政改定性，那就是党主立宪。即，赵紫阳政改的终极目标是通向宪政民主的，这点他从不避讳，其政改总体设想就旗帜鲜明地强调，以高度民主为长期目标。但他的近期和中期目标，仍限定在保证中共执政地位的范围内。即是要在中共领导下走向宪政民主；即是要通过中共自身的现代转型，来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从而实现社会和解，实现中共的软着陆，实现政改的多赢。这些愿望，无疑是极其善良和极其美好的，在道德层面上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但善良和美好并不等於一定可行，现实是无情的，善良和美好最终还是被邪恶和丑陋击败，赵紫阳主导的党主立宪，也就不能不以实质上的军事政变收场，以惨烈的杀戮收场，血色悲剧令人伤感。
因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全面失败，尤其因为一九八九年之后崛起的以制约党的领袖为目标的反戈巴机制，党的领袖的改革意志早已被彻底摧毁。要么如江时代，党的领袖与整个特殊利益集团共舞，结成欢乐大同盟；要么如胡时代，胡至多本人洁身自好，但决不阻挡整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凯歌行进，决不冒犯他们半分哪怕村书记也尽量不冒犯，懦弱无能到了空前的程度，党不管党到了空前的程度。
也就因此，党要管党的说法，近年来颇为主流，而且也被新领导人所採纳，所以才有最近宣布的以所谓洗澡治病为主题的整党运动。但党要管党的主张者所无视的是，今天党要管党的难度，比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更大了不止百倍。因为如前所述，今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比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特殊利益集团强悍了不止百倍，以至到了仅仅挪一把椅子都可能流血的地步。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党要管党，无异癡人说梦。
赵紫阳的政治遗产
那么出路何在？出路还得从赵紫阳的政治遗产中找，首先，从吴伟先生这本书当中找。单靠党管不了党，那么靠什么管党？这本书最有价值的答案，或者说赵紫阳政治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窃以为就是笔者前面总结出来的四个字，即以法治党。以法治国的高调一直响入云霄，但一直停留於空谈层面，何故？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党在法外，党权不受约束，党权高於一切包括高於法权。只要党权无限，一万年都不可能兑现法治甚至哪怕只是区区法制。唯有以法治党，才能以法治国，这是从无数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颠扑不破的铁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什么是法？这里所谓的法，只能是社会契约，而不可能是统治者的自我意志。如果法仅仅是统治者的自我意志，则所谓以法治党，归根结底不过是统治者的自我约束，而这种自我约束当下完全不可能。只有当法是社会契约，即人民跟统治者签订的平等的条约而非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法权才足以约束党权，以法治党也才是有可能的。
这即意味着，所谓以法治党，本质上不过是以社会的集体力量来驯服党权，而不再是以党的领袖的个别力量来驯服党权。赵紫阳之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赵紫阳时代社会还没有成长起来，他的政治改革所能依靠的力量只能是体制内的力量，体制外根本就是无力量；而在体制内他其实是极其孤单的，党官僚的顽固力量却极其强大。所以如果把赵紫阳时代的政改比作一场无声的战争，那根本就是一场绝对不对等的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赵紫阳失败的结局。这也是赵紫阳政改给后人最大的教训，即没有社会力量的充分成长和公民权利的充分生长，没有强大的社会运动的倒逼，任何体制内的改革冲动，都是幼稚的和脆弱的，绝无胜算可言。
这就是说，要以法治党，则首先必须充分发育社会力量，充分开放公民权利，在此基础上充分推进社会运动。这里的社会运动有双重意义，其一，它在本质上是一国之内的废约和修约运动，即逐步废除和修正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把只反映统治者意志的所谓法律逐步修正为平等的社会契约。
和平转型一线希望
其二，在此基础上，以强悍的社会力量以及契约的力量，来给党权带上笼头，首先把党权逼退到法治的笼子里。一言以蔽之，政治拼的是实力，只有强大的社会运动的倒逼才能令特殊利益集团有所忌惮有所收敛，和平转型也才有一线希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隆重推荐吴伟先生这本书，这本实际上用血和泪写成的书。但愿今人能够读懂，能够更坚韧也更智慧。如此，历史的教训才不会一如既往地白白浪费，生命的悲剧才不会一如既往地反覆重演。
（作者原名陈敏，中国专栏作家，知名公共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