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汉字本不是坏事，坏就坏在不顾汉字的传统和结构规律，走上过度简化的邪路，从而造成混乱。电脑中文化功莫大焉，但繁简转换笑话多。
我曾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在电脑键盘上用简体字打上“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然后通过微软文字软件（OfficeWord）转成繁体，结果出现惊人的结果：“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宾士”。我试了几次，才悟到这软件预设的转换，简体的“奔驰”转换成繁体时一定是“宾士”而不是“奔驰”，反之亦然。再试一下，用简体打下“为口奔驰”四个字，然后转“繁”体，马上变作“为口宾士”；而把“宾士临门”化作简体时，就变成“奔驰临门”，不信你试试看。
警察变员警、干预变幹预
这是软件设计的技术错误。大家都知道，德国名车MercedesBenz在香港被译作“平治”，大陆译作“奔驰”，而台湾则译作“宾士”。程式技术员自以为是，把大陆用词和台湾用词对口起来，不管其意义如何，一概转换，便造成笑话。
再举一个例子，在电脑用简体打出“冰箱内存有一些面包”，简繁转换后便变成“冰箱记忆体有一些面包”，简直不明所以。原来我们香港和台湾所说的“电脑记忆体”，大陆叫“计算机内存”。软件一见“内存”便翻成“记忆体”了，哈哈！
对口的例子有很多，常见的有“警察”换成“员警”；“信息”变作“资讯”；“考虑”作“考量”、“水平”作“水准”、“地址”作“位址”、“数字”变“数位”、“激光”是“镭射”、“逃学”为“翘课”、“打印”作“列印”、“外围”是“周边”、“响应”作“回应”、“出租车”作“计程车”；“文件”变成“档”、“对象”变“物件”、“窗口”变“视窗”；“网络”成“网路”、“墙报”为“壁报”、“软件”是“软体”、“括号”为“括弧”、“渠道”是“管道”、“因子”是“因数”、“公元”成“西元”、“网民”为“线民”；⋯⋯还有“电脑”变成“计算机”、“答录机”变“录音机”、“影本”变“复印件”、“国庆日”变“国庆节”、“巨集”变“宏”、“伫列”变“队列”、“转捩点”变“转折点”⋯⋯
记得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书籍校对都很精细，甚少出现错别字。但是现在的书，错别字成箩，简直令人不忍卒读。出现这种现象，大部份拜电脑简繁自动转换之赐。在香港出书，当然是繁体字本，但大陆作者用简体字写作，书稿传来，以为用简繁转换一下便万事大吉，转换后没有再仔细从头到尾检查一遍，便会出现上面所说“奔驰”“宾士”、“内存”“记忆体”的笑话。
繁简转换问题多多，特别是对那些多义字的转换。例如“複”、“復”、“覆”三个字，简体一律作“复”。繁简转换一般把“复”翻作“複”，有时作“復”，于是便出现“複滅”、“復信”、“答復”、“複巢之下”、“反反復複”等错误。干（干预、干戈）、幹（幹部、幹勁）、乾（乾燥）三个字，一律简作“干”，因而便会出现“幹預”、“幹淨”、“外強中幹”等不知所谓的词语来。
英国球星碧咸（贝克汉姆）三月访问北京，
获赠中国书法。与影星李冰冰合影。
三十年代国府有限推行简体字
简体字在民间使用，没有什么不好。我小时候在南洋读小学，就已经使用着不少简体字，那是远在中共公布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之前就有了的。但是民间使用的简体字绝不能出现在印刷的书本上。我们平时可以写“伤塲齐罗个铁乐尔过刘医机双党”，但印书一定要印成“伤塲齐罗个铁乐尔过刘医机双党”，一点都不能含糊。
简体字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早在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二月一日，新文化运动先驱钱玄同先生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减省汉字笔划的提议》一文，说有的汉字笔划太多，必须简化以减省笔划。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大多数人习用的简体字，可见简体字也是古已有之。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六月，钱玄同在其所编的《简体字谱》（二千四百余字）中选出一千三百余字编成《常用简体字表》，送交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其中的一千二百余字并准备推行。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的三百二十四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奇怪的是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教育部奉行政院训令，着“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退台湾后，没有再实施汉字简化。
中共走上过度简化的邪路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不但接过了简化汉字的接力棒，还准备废除汉字，“走向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语）。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一九五七年，中共展开“反右斗争”，很多对汉字简化及汉字拼音化方案提出异议的知识份子遭到残酷迫害，对汉字简化的质疑自此被窒灭。一九七七年“文革”刚刚结束，又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称为“二简字”，由于简得太离谱，遭到强烈反对，最终不敢使用而宣布废除。“二简字”失败之后，官方放弃了拉丁化的主张，采用了学者提出的简化字加汉语拼音方案。
简化汉字本不是坏事，坏就坏在不顾汉字的传统和结构规律，走上过度简化的邪路，从而造成混乱。
最糟糕的是强行把一些同音字或甚至音义不完全相同的字捏在一起。如上面说的“干gan”、“乾gan”、“幹gàn”三字硬简成“干”；“采”、“採”、“彩”并成“采”；把“裏”简成“里”，“麵”简成“面”，“迴”简成“回”，“後”简成“后”，“鬥dòu”简成“斗dou”，“隻zhi”简成“只zhì”，“藉jì”简成“借jiè”⋯⋯；然后是“衝”简成“冲”，“鬆”简成“松”，“髮”“發”简成“发”，“遊”“游”混同，“製”“制”混同，“占”“佔”混同，“注”“註”混同，“托”“託”不分，“哪”“那”不分，“牠”“它”不分，“布”“佈”不分⋯⋯这些词语一经繁简转换，便变了样。我曾经在深圳回港的关口二楼自动楼梯旁看到一块大招牌，是书店的广告，原应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广告是要让港人看的，便用繁体字，变成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只是这么大的八个字，也没看出“万里路”是不对的，令人笑掉牙齿。
最经典的大笑话是《开放》第二期悦甫先生文章中的配图，中国诗画研究院名誉院长赵清海居然把“影后”写作“影後”。这个连“後”“后”都分不清楚的人，还当中国诗画研究院名誉院长，这诗画研究院有多少斤两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书里或文章里出现“武後”（武则天）和“慈禧太後”之类，也就不足为怪了！
自古以来，汉字都在不断演化简化，从大篆到小篆，然后到隶书、楷书。但简化不是绝对的，尤其是不可乱简，不可太过简化。
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不可取
十九世纪开始，西风东渐，汉文化圈各国纷纷向西方学习，于是有人认为汉字落后难学，又不能使用打字机，因而鼓吹放弃汉字，改用拼音。鲁迅就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激言论。他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
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十分积极推动中国废除汉字改行拉丁，赤化世界之意甚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苏联人在侵占中国的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人共同草拟了“北方拉丁化新文字”，并发表中苏双方十三条共同宣言。似此越俎代庖，至今想来，未免令人感到红色帝国赤裸裸之用心！
一九五○年斯大林指示将协助中国废除汉字，毛泽东立即附和，并采纳吴玉章提议，着手进行废除汉字的工作。废除汉字最终没有实行，这是中国人的大幸，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大幸。废除汉字，不可想像！
现在大陆使用的是一九五八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台湾则仍沿用一九一八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注音符号”。“汉语拼音”的好处在于新编字典时不再使用部首查字，改用二十六个拉丁字母排列，较部首查字方便得多。电脑打字时也方便。用注音符号ㄅㄆㄇㄈ也可打电脑，但要记住符号在键盘的位置，像记“仓颉”一样，当然也比“仓颉”慢。
我希望微软的程式员好好检查一下繁简转换的全部对口词语，只保留那些一个对一个的字词，删除那些一词多义或会引起歧义的字词，以免造成混乱，那就功德无量了！
悦甫先生说内地已有恢复正体繁体的呼吁，我也希望这样。几十年来，我繁体简体都学过，注音符号汉语拼音也懂，总觉得汉字是废除不了的。那是一种高级的东方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我们向西方学习，绝不是要把自己的文字废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什么要废了自己的武功？
不过要让大陆恢复正体繁体，那是十分困难的。共产党一向以“老正确”自居，它能拉下这个面子，承认自己错了吗？不知看官们有没有发现，最近香港三家中资银行几乎一夜之间把大字招牌全换成简体字：中信银行（国际）、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这意味着什么？顺便提一下，后者忘了把（亚）字也简化，不彻底，请尽快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