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中国因20天内发生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再加上叶海燕、艾晓明两位女士的非传统抗议方式，使得2013年“六一儿童节”的主题词成了“请放过孩子”。
*美国保护儿童的法律制度*
儿童遭受性侵害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都会发生。但各国对此的防范与保护却有很大差别。
美国的儿童保护工作指针对受虐待（身体虐待、心理伤害、性虐待）和被疏忽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而开展的系列保护和服务工作，设有相当完善的儿童保护法律制度。自1974年以来，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收养暨儿童福利法》、《儿童虐待和疏忽报告法》、《儿童虐待预防及执行法》等一系列法案， 明确界定了美国儿童保护工作的对象、任务，对儿童虐待（身体虐待、心理伤害、性虐待）和疏忽都有标准定义，还设立了防虐待和防疏忽的调查和通报制度以及儿童保护工作机构，赋予其介入家庭实施干预的权力。
在美国，凡是和14-16岁以下少年儿童发生性关系的，一概会被视为强奸罪。不管其中一方是否确实在卖淫，也不管受侵害者是男孩或女孩，更不管是否双方自愿，只要成人与未成年少年儿童有性关系，有人举报，提起诉讼，一旦确认属实，成年当事人就会被判强奸罪。
其中，因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具有接触未成年人的便利，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判罪更严重。美国人认为，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护孩子，教育孩子，现在却反而伤害孩子，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因此情节更恶劣。无论是陪审团还是法官，量刑时毫不客气。
对性侵儿童的罪犯，舆论指责会终身相随。美国许多州将性侵犯儿童列为高危险犯罪者，刑满释放后，不得居住在幼儿园直至高中校园半英里以内，从而减少可能的再犯罪。无论迁居到美国任何地方，都要到当地警察局注册备案，美国约有35个州设立了性犯罪名单的网站，大部分都有照片和个人信息。
*中国保护儿童的制度缺陷*
从已发生的案件来看，中国儿童（尤其是女童）受到的侵害与虐待来自学校、社会与家庭。这么广泛存在的侵害凸显中国保护儿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中国于1991年颁布未成年人保护法，并于2006年修订时确立未成年人优先原则，并强化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责任等。但据法律界人士指出，该法可操作性有待加强，例如存在“虐待儿童”无罪名可定，有效监护制度的缺失等问题。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保护儿童方面至少存在三方面严重缺陷。
一、性侵幼女者付出的受惩成本过低。
据查，因性侵幼女罪量刑最重者有如下两起：今年5月鲍某某因利用教师身份猥亵小学女生7人数十次被判死刑；2011年新疆吉木萨尔县某局行政办原主任吴某侵犯了35名不同年龄的女性（其中包括十数幼女），被判死缓。但与美国相比，惩罚过轻。美国少女杰西.李.杜加德绑架案中的一对罪犯夫妇，分别获刑431年和36年。
中国在性侵幼女案中出现过一些备受指责的案例，比如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这些判例只注重其中的金钱交易环节，却有意忽视14岁以下幼女不具有成人的行为与认知能力，必须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有关规定来裁量这些罪行。这方面，美国相关法律条款值得借鉴：美国一名高中戏剧教师丽萨（Lisa Glide）在高中担任教师期间，和一名17岁高中生在校外发生2次性关系。尽管这名高中生说是自己追求她的，但丽萨仍被判5年缓刑。
二、中国对儿童缺乏社会保护屏障。
儿童与青少年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学校，因此，美国的学校颁有教师守则，对师生接触有严格规定。其中关于性侵标准很严格，稍有身体接触，比如拍肩膀臀部，都有性侵犯嫌疑，可以投诉。有的校规非常细致，比如男老师与女学生在办公室见面时，必须打开房门，不得闭门与女学生交谈。强制举报制度使学校不敢袒护教职员的这类行为。美国各州针对这些对儿童的虐待实行强制举报法，老师、学校的法律顾问、学校的行政人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均为法律规定的义务举报人；义务举报人发现了虐待行为却不报告的，会受到罚金型或短期监禁型的处罚，情节严重者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
中国对儿童缺乏社会保护屏障，导致两大特点：一、性侵者当中，教师、官员成为最刺激公众的主角。特别是教师性侵女学生，被论者认为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腐败文化的一种体现；二、数量特别多，用性侵幼女做关键词搜索，数量之多让人吃惊。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的中小学几乎缺乏保护女学生的防范措施，对学校异性师生接触以及何谓性侵并无详细的相关规定。女生在受到性侵犯时，甚至不知道这是可以举报的性侵行为。在事发之后，中国学校也与美国学校的做法不同，除了上述鲍某案是校长陪同女学生及家长报案之外，不少学校不是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就是以各种理由推诿塞责。法律对校方这种失职、包庇行为缺乏相关法律追责。
2009年东莞地区一些失踪儿童的照片2009年东莞地区一些失踪儿童的照片
三、中国缺乏儿童监护制度，尤其是对家庭的监护责任缺乏相应法律规定。
分析诸多幼女遭受性侵案，发现这类案件以社会底层家庭出身的幼女为多，国内研究者总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这类性侵害案件中的中老年犯罪者，一般都是被害女童的邻居、同村人或家长的朋友、亲属。老年人一般采取给零花钱、买糖果、方便面或买衣服等理由，哄骗被害人后实施性侵害。在经济发达地区，则以流动人口家庭的女童为受害者主体。2012年广东省妇联与省检察院联合调研显示：过去三年广东2506名女童被性侵，而且，性侵女童者65.74%是熟人。
这充分说明这类底层家庭由于忙于生计，孩子缺乏相应的监护，因此易受侵害。
中国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立法。因为在法律、社会与家庭三道保护屏障中，家庭保护则是儿童健康成长的第一道屏障。美国各州对家长监护儿童有法律规定，在马里兰州和伊利诺伊等州规定不得将12岁以下子女单独留在家，其余一些州虽无这样具体的规定，但均有指导性条款。一旦邻居发现某家长照应不当，可向警局举报。监护失职的家长要受相应惩罚。
我仔细读过一些受害女童的情况，发现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家长与孩子之间极少交流，比如海南万宁的小学女生“林林”，早在2011年就因逃课而被校长乘隙联络喝酒。其父母对女儿在学校的情况及同伴状态不太闻问。另一名女生“华华”在外认了“干爹”，经常离家出走，到其“干爹”为其订好的酒店房间过夜，其家长似乎也不闻问。小学女生在KTV包房唱歌消费，并非家里的零花钱可支付，但家长似乎都对此甚为麻木，因此才给了色狼校长以可乘之机。
法律、社会保护以及家庭监护，就是美国保护儿童的三道屏障，北京在政治体制上拒绝学习美国，理由是“宪政属于资产阶级”，但保护儿童应该既没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也没有国界之限，这方面，北京应该积极与国际社会接轨。
参考：
《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 (CAPTA) of 1974 P.L. 93-247）；
《收养暨儿童福利法》（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 of 1980
P.L. 96-272）；
《儿童虐待和疏忽报告法》（Abused and Neglected Child Reporting Act.）；
《儿童虐待预防及执行法》（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Enforcement Act of 2000 P.L. 106-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