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10日讯】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重。今日中国，真相比GDP和所有权贵的冠冕加起来还要重。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没有和解，更不会有未来。
二十四年，三个抗日战争也打完了，持续八年的抗战被称为持久战，如今距离“六四”三个八年也过去了，长街的血迹早已湮没在盛世的鲜花和谎言中，被虐杀的不仅是活的生命，被虐杀的更是整个民族的记忆，对他们而言，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殷红的鲜血只是他们盛宴上助兴的酒，强权以为不仅可以只手遮天，而且可以遮断历史，遮断未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按他们的意志进行。
在这里，吴思先生计算出的“平反周期律”完全失效，他以明朝为例，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八年，因为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十六点二年，当然也有长达几十年执政的皇帝，那就要拖几十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老左作家姚雪垠大骂法西斯
二十四年来，无数善良的人们曾一天天善意的期待“平反”的来临，期待着统治者的自我觉悟，至少是从利弊计算、长远考虑出发，主动为“六四”平反。二十四年等来的是竹篮打水，二十四年等来的是水泥浇铸的地面，连鲁迅时代期待的石板下长出青草的可能性也几乎被掐掉了。诚然，“六四”不是什么“冤案”，而是惨剧，不是一般的惨剧，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惨无人道的惊天惨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伤口，动用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和坦克、装甲车对付手无寸铁的本国民众，漫无目标的扫射、杀戮，已经远超出了镇压、维护权力秩序的范围。那些木樨地高楼上无辜的受死者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罗孚先生的回忆录《北京十年》中有一篇《部长楼前子弹飞》，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以“左”著称，他因为住在木樨地“部长楼”，在“六四”这件事上却“左”不起来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点——
“天已经黑了，人声鼎沸中开始听到了枪声。‘部长楼’也开始了不安，枪声越来越密，子弹也射进‘部长楼’。??
这时姚雪垠家中保姆正走向窗前，向热水瓶加进刚烧好的开水，忽然“哎呦”一声，有人倒地，叫声和倒地声惊动了老作家，他举目一看，倒下去的正是他家的保姆。他连忙惊动家人，把保姆向相邻的复兴医院送。戒严部队为了驱散‘暴徒’——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之徒，举枪时上时下，时东时西地扫射；又为了警告市民们不要伸头张望，高楼上只要有身影在窗前出现，他们就向影子开枪。这一来，许多家的屋中人都成了他们的射击目标——中弹的靶子。
我记不清了，也许不是姚家的保姆中弹负伤，而是邻家的保姆流血倒地，反正都一样，都惊动了姚雪垠，使他又气又恨，连声大骂‘法西斯’！一边骂，一边被家人拉出大门，走进电梯，躲避子弹，因为屋子里不时有子弹飞进来，而电梯却没有成为靶子，门也较窗玻璃厚些，可以抵挡一下飞来的子弹。
这一晚以后，他还是时有骂声：“法西斯！法西斯！太不像话了！连段祺瑞都没有这个样子向大学生们大举开枪呢！”（罗孚《北京十年》，天地图书公司二○一一年版）
木樨地二十二楼一位副检察长的女婿在自家厨房里被射杀。北京玻璃四厂职员、劳动模范、北京市人大代表宋宝生在木樨地家中休息，听到枪声起来关窗户被射杀。住在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的干休所的退伍军人马承芬，在自家楼下的台阶上和邻居说话，军队突然朝胡同里的居民扫射，她被乱枪击中身亡。（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开放出版社二○○五年版）
这只是已知的真相一角，更多的真相还被遮蔽着。原本与臧克家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近的姚雪垠，在这件事上却意见相左了，因为他是目击者，他亲睹了“六四”开枪杀害无辜者的真相，所以他说：“法西斯！这个样子就是法西斯！是这个样子的法西斯！”（罗孚《北京十年》）
傅高义：邓从未对六四镇压后悔
因赞美邓小平而受到大陆官方喜欢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红极一时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以四十页的篇幅来写激荡起伏、悲壮惨烈的一九八九，其中并不讳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傅高义着、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他并且说：“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在决定向天安门派出武装部队时有任何迟疑。六月三日凌晨两点五十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据邓小平的家人说，不管邓小平受到多少批评，他从未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很多观察者看到五月底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认为不使用暴力清空广场也是可能的。但邓小平不仅担心广场上的学生，而且担心国家权威的普遍弱化，他断定为了恢复政府的权威，必须采取强硬行动。”（同上）
傅高义在注解中说，邓“从未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源自他二○○七年七月对邓女儿邓林的采访。（同上）其时距邓离世已超过十年，距 “六四”惨剧已超过十八年。或许，对邓来说，对他所栖身并早已融为一体的那个党来说，他做出的那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对于中国，对于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十几亿人、以及未来的人们而言，他的决定同样是正确的，他的决定给少数人带来了机会、利益和享乐，对多数人却是漫长的灾难，对整个民族、对人类福祉都是巨大的不可测度的伤害，这种伤害远超过杀戮了多少无辜生命本身，这个民族从那一刻起将背负起难以承受的重担，我们的历史在那一刻起被凝固了。正义、公平、人道、人权、文明??这一切都被血泊淹没，与“三一八”、“四一二”??不同，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场杀戮，不只是千百个的生命被子弹击中，猝然倒下，而是整个民族被子弹击中了，是整个文明史被子弹击穿了。
不能总是期盼统治者来平反
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在回忆录中说，他没有想到会杀人，认为最多用棍棒把他们揍一顿，然后一个个抬出去，就像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被镇压那样。他说，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心目中，不要说胡耀邦、赵紫阳，“就连邓小平本人，也被看作是开明派。”多年后，九十多岁的文坛耆老楼适夷先生拉着他的手说：“不要太自责。不要说你没，就连我们这些经历过一辈子战乱和政治运动的人，那时候都不相信当局真的会开枪啊！”（《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时报文化出版社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二年版）
如果不论是非，仅从短暂的数十年的成败来说，似乎他和他的集团赢了，而中国输了。直到今日，邓仍以他强悍的姿态傲然屹立在中国的权力舞台上。毫无疑问，他造福于这个权力集团，造福于那些在今时代利益最大化的人，即使许多没有受益的芸芸众生也因为不明真相而对他继续感恩。历史的审判、道义的审判虽然早已临到了他，曾经三起三落的他“死猪不怕滚水烫”，心中是个“钢铁公司”，他毫不在意。他相信无神论，以为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之后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不畏天，不信神，不信死后且有审判，他真正要捍卫的也不是什么“国家权威”，而是他自己生前不可动摇的权威而已，“朕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二十四年后，我们必须清醒的看见，“六四”不是什么狭隘的政治上的成与败，而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基于人性、人道的是与非。“六四”问题绝也不是简单的要不要平反或何时平反的问题，而是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有权的还是无权者）愿不愿直面真相，敢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能不能用自己的良心来安慰历史伤口的问题。
这个古老的叠经患难和浩劫的民族再也不能期待平反。期待自上而下的恩赐、施予，不仅因为这不现实，更因为在淋漓的鲜血和一场又一场的劫难教会我们，一个民族如果总是盼望统治者来平反，仰望他们施恩，终将走不出恶性循环的圆圈，这样的劫难就还会继续发生。每一个血肉之躯必须站起来，抛弃任何天真的幻想，自己来做道义的评判，将自己看作恢复社会正义的起点。
二十四前没有喋血长街的人们，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这一生注定了是守护真相、寻找真相并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一生。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重。对于今日之中国来说，真相比GDP和所有权贵顶上的冠冕加起来还要重。在真相面前，“左”如姚雪垠也骂出了“法西斯”。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真相更不会有未来。更多的真相还没有浮出，在我们脚站立的地方，全部的真相都被封杀，在这里谈论真相无疑指向未来的，我相信，未来将从真相被恢复、被公开的那一刻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