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09日讯】埃及的事变最近成为中国最新的热点国际新闻，就像很多其他事务那样，公众和评论者再次分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这是民主失败，军人的干预是埃及宪政失败的标志，跨过了民主政治的底线，证明阿拉伯之春不适合埃及，是历史的错误。非常奇怪的是，持这种观点评论埃及事态的正是平时一些强烈地反对中国民主转型和对宪政不屑一顾的人，这一次，他们遵循宪政的原理来进行评论，严格讲，与他们平日一贯的思维和观点，以及基本的理论论述是完全南辕北辙的，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似的借用。而在这种诘难之下，人们看到，当初对埃及独裁者垮台欢呼的国人果然陷入论述的困难。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埃及目前的不幸事态，以及上述的这种观点呢？
关于埃及民主失败的论调并不是中国网络上才有的，在欧美的主流媒体上，如BBC、FORREIGNAFFAIRS、REUTERS等上面，也可以看到埃及民主（实验）失败的评价。这种说法在某种角度说，也是事实。自从穆巴拉克垮台，埃及经过过渡安排，通过了新《宪法》，而根据新《宪法》，民主选举得以进行，本次被废黜的穆尔西前总统就是这样上台的，因为，军队通过非法定程序干预现实政治，的确可以说民主失败了。然而，这种失败是不是就可以得出埃及民主失败、埃及以及其他类似国家不应该进行民主转型的结论呢？很显然，这是两码事。
当人们评价国际问题，首先必须明白的一点是，我们不是在抽象地讨论一般的政治或学科原理，而是在对真实而个案的历史事态进行观察和评价。因此，在说埃及民主失败的轻松结论之际，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严格讲，埃及尚没有成熟和历史根基深厚的宪政民主，本次失败的只是第一步、最初级的民主转型进程。就概念来说，民主转型某个阶段陷于困难和民主失败这是彻底的两码事。
回顾穆巴拉克垮台以来的埃及国内进程，人们会发现，在当初的胜利焰火散去后，埃及真正的国内政治和谐从未出现，无论当初的制宪，还是总统选举，都充满政治对抗和撕裂。穆尔西本身是基础非常弱势的执政者。因为埃及长期的独裁统治扼杀和压制社会的政治发育，埃及民主并不具备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时说的那种“民情”的基础：成熟的法治传统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纵向和横向的分权自治，以及基于选举的权力转移习惯。而穆兄会赢得大选就是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之上，所以会发生今次的悲剧，这并不是偶然的。换言之，事件的发生与其说是埃及民主或转型的失败，不如更直接说，正是埃及长期的独裁后遗症。
长期的独裁导致疾风暴雨似的反抗，但新的体制并未有良好地建立起来，因为，独裁毁坏了社会良性进步和自我治理的基础。穆兄会和穆尔西的选举胜利并不是在一个良性和有序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下，而在一个独裁的废墟之上。他们当初的胜利最大的原因，不是和平的政策菜单，而是因为在独裁突然碎片化的社会结构里，他们是唯一有悠久和强大的社会组织网络支持的政治力量。所以，穆尔西上台后的政策作为就成了其政权延续的最大保障。然而，一年来，穆尔西并没有能够建立良好的、可以对社会进行整合的政策作为。
已有外国评论家注意到，导致社会普遍不满的直接原因是经济。革命和新政权的新政治环境第一个社会后果是，国家财政岁入急遽减少，而过去独裁时代一再拖延的经济改革发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连穆巴拉克都不敢动的长期能源和食品国家补贴耗费了国家有限的外汇储备，而民族自豪感和海湾国家的慷慨支持又使新政府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如此，政府财政行为能力的急遽减弱就使得本来不满的社会爆发出来，而穆尔西因为需要穆兄会的支持，在财政和经济政策上不仅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反而要照顾穆兄会草根民众以及宗教领袖的意愿，这又使事情雪上加霜，最后导致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军方与其决裂。这是本次事变的直接社会原因。
关于埃及军队在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和评价问题是当前中国公众争论的焦点，但要评价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常识性的前提了解：第三世界转型社会中的军队，其政治角色和功能与成熟的民主国家截然不同。对于这一点，亨廷顿在其名著《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已有充分清晰的论述。不要忘记，当初埃及革命的成功，最大原因正是埃及军队的倒戈。而眼光放远一些，人们应该看到，从土耳其、委内瑞拉、泰国，到菲律宾和印尼，在转型社会里，军队从来都不是国内政治的局外人，相反，倒是一种地位特殊却作用决定性的力量和玩家。转型国家的军队自认为是社会团结、国家整体安全、以及超越党派的民族利益和价值的监护者，彷佛是一个政治裁判，他们不会对政治对抗撕裂整体社会，威胁国家存在袖手旁观。这类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也是今次在埃及发生的事，所以军方反复誓言他们不是政变。这就是其行动的政治逻辑。
说到埃及军队，还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就埃及的现代史而言，从当初纳赛尔上校的阿拉伯复兴革命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战绩，埃及军队是现代埃及社会里甚至比宗教还受到普遍尊重的力量。宗教尚且因教派的分别而不能享有这种全社会性的信任。长期的穆巴拉克独裁损毁了军队的社会信任，但基本来说，在穆统治末期的反戈一击，还是保住了军队作为社会最后仲裁者的信任，军队依然是埃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决定性玩家之一。而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看，军队虽有其自身利益需要照顾，但必须说，作为社会力量中最现代化的势力，军队并不是一种保守的和反动的力量，推翻独裁，使国家政治转入制度化的宪政民主轨道，这于军队利益并无损害。这是观察未来埃及转型进程时不可忽略的。这也是本次军队虽严厉干预，却立即作出临时过渡安排，并宣誓支持民主的原因。这种基本认识也是欧美各国政府对军事干预的批评较为缓和的原因。
根据最新消息，由于支持穆尔西一派的民众发动了强大的抗议行动，埃及的流血加剧了，这是很不幸的民族悲剧，但这些血与其说是民主的结果，不如说是转型的代价。埃及军方任命的临时总统发言人已经承诺，穆兄会可以参与新的总统选举，而军方也已反复誓言，并用行动证明，他们所说的不惜流血的宣示不是戏言。这些最新动态显示了事态的未来走向：对抗的各派政治势力只能返回较缓和的政治行动中来，更直接来说，埃及的动荡本身具备继续革命的方向，埃及的民主转型不是昙花一现，而转型并没有结束，目前的这些悲剧只是转型开端的痛苦而已。至于未来的转型路径能否顺利，这还要看未来的埃及当政者能否明智地处理国内政治平衡问题，以及，最后，最重要的是，能否采取有效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