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09日讯】
导读
作为“文革”最直接的参与者，李乾这篇回忆录详细还原了发生在1967年的武汉“125”事件，那场惊心动魄的杀戮不仅在今天的年轻读者看来实在匪夷所思，对大多数的“文革”亲历者也难以想象。
向受害人深深鞠一躬，或许更应该跪下
一直有把这段历史写下来的念头。事先怎么也没想到在写的过程中，心会有那么苦。
面对尘封多年、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对几十年前那难以言说的一幕幕场景，无声的泪水让我发现自己的神经并不似想象中那样坚强。尚未愈合的伤口被一次又一次地撕开，汩汩流出的鲜血几乎要将人窒息。
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迷失中开始的尽管迷失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叙说（写）那一段历史绕不开对“文革”的思考。
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求，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
感谢上帝为我安排的所有这一切：先让我有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让我的认识一步步走到今天。又给了我一个从容叙述这段经历的机会。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曾对一个朋友说，我发现自己是为了写这本书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听后在电话里笑出声来。后来他对我说，笑过之后他想大哭一场。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条件和能力的限制，可能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根本无法看清楚那在悲剧、喜剧或滑稽剧的表象下的“文革”的本来面目，我只是想为历史保存一段真实，这真实指的是经历的真实和思索的真实。至于这些经历和思索本身的是非对错，留给后人评说。
再一次对所有在“125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深深鞠一躬，或许更应该跪下。
1967年12月4号，红旗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为红旗中学）。
事后有个戏谑的说法：124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它的谐音是“要尔死”。
在宣布学校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刻，群情激奋，锣鼓喧天，不少人脸上挂着泪水尽情地欢呼，我们为之流血奋斗一年多的红色政权终于诞生了。我忘情地在礼堂的楼顶上鸣枪庆贺，把子弹打了个精光。
到中午时分，大家都吃饭去了，我碰到一个好久没见面的朋友，两人在礼堂旁谈得正起劲，初一“翻天”战斗队的一个同学急急忙忙找到我这个在革委会里兼管安全保卫的委员（在革委会里分工我主要是管教育革命），说二十二中的一伙流氓冲到了办公大楼的三楼，情况十分凶险。追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原来二十二中有人发现放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的庄洪运混进了我校，不知他要干什么，就告诉了我校的几个同学，“翻天”战斗队就把他弄到办公楼的一间房里想搞清楚办公楼被烧的经过。到了该吃饭时，多数人都走了，只留下两个人看着他。这时突然冲进来一伙二十二中的人，见人就打，同学们没一点防备，只能夺路而逃，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同学被他们截住。
听罢没有多想，只是着急自己同学的安全，也来不及去召集人，就一个人赶过去冲上了办公大楼的三楼。
一上三楼就看到几个人高马大的陌生年轻人一脸杀气地站在那里，但已经没有我校的学生了，看来至少他们都已离开了这里，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几个人见只有我一个人上来，仗着他们人多，就凶狠地过来想动手。前后都是他们的人，我的处境有点不妙，心想不能让他们围起来腹背受敌，就掏出手枪对着朝我凶过来的人走去。他们一愣，没想到我会迎着他们走，等他们缓过神来我已穿过他们的包围圈。
谁敢动手？背靠着墙壁我挥着没有一发子弹的手枪说。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鼓楼洞的麻雀骇（黑）大的。一个看起来长得很斯文却一脸杀气的高个子用手指着我说，然后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知道此时示弱意味着什么，也用同样凶狠的眼神盯着他。
谁也没有再说话，整个三楼没一点声响。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安静得能听见空气中凭空出现的火药在迅速燃烧的咝咝声。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都希望对方的眼光先撤回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知道时间对我有利，但也担心在同学最后到来之前可能发生的恶战。
正在想着怎么改变眼前的困境和僵局、怎么让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时，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拉开和我对峙的人。
此人是谁？他要干什么？是不是庄洪运？这几个问题在我脑袋里飞快地转动着。对，是庄洪运，是他，看来刚才他吃了一点亏，不然不会这样走路。久闻其名，今天才见其人。这个参与了洗劫我校华侨储藏室又放火将办公大楼付之一炬的家伙要干什么？我警惕地盯着他。
他对那个想凶过来的高个子说：刚才打我没有他的事。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这话一出，极度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下来。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把刚松弛的神经再度绷紧。
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
实话跟你说，要晓得是这样一回事，要晓得把我打成这样，当时抓我时我就不会把手榴弹递给旁边的人，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好像很后悔地说。
听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原来就在半小时之前，只是因为眼前这个人的一念之差，我们学校和一场惊天惨祸擦肩而过。
我们和你没得“烟子”，也晓得你是管“硬糖”，不会和你过不去。但那些狗日的原来见了我们像乖乖儿的“汤饭”，现在看见自己赢了就来搞老子，走着瞧。他接着说。
他这话对我来说有点中听，对眼前的这个人我一下子有了几分好感。这好感的产生不仅仅是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我化险为夷；也不仅仅是他在最后一秒钟决定转移而不是引爆手榴弹，从而避免了一场不知道可能会有多少人丧命的惨剧；更起作用的可能是他那不经意间从骨子里透出的硬汉的味道。没想到的是这好感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后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让死神在他面前止住了脚步。
忽然我心中涌起一丝温情，虽然自己的险境是否完全过去还不得而知，却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恻隐之心。看他捂着腰说话的神色，我还担心有人下手太重把他打成了内伤，就走过去对他说，这样吧，我去弄辆车子送你到医院去看一下。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解决。我感觉他在说这话时主要的情绪不是愤恨，甚至没有愤恨，只有在受到意外关照时的不好意思。
我的同学一下子涌上来好多，他们很意外地看见这里已化干戈为玉帛，我正拍着庄洪运的肩膀说话。双方只是静静地相互看着，没有谁想再生出一点什么事来。
我是真心实意的，等我把车安排好再上来找他时，人影都没有了，为这车我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
热心要带他们去找熟人中医的汪××有点扫兴地说白忙了。
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为革委会的成立，这天晚上不少的班级都搞了小小的庆祝活动，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
第二天，和班上的几个负责人在一起议起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胜利后有少数同学的革命意志有点衰退，不抓不行了，决定晚上开个班会，好好说说这事。
在红石大道上碰到几个外校的熟人，一下子扯到昨天发生的事上。有人说你怎么不开枪毙他一两个？我说开什么玩笑？人命关天，吓唬一下可以，哪能搞真的！旁边有人接着说，正当防卫怕什么？在我还没有回话时，有人不以为然地插了一句：不是正当防卫又怎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抓起来打死了还不是一点事没有？！
我望了他一眼，虽没有再说什么，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晚上钢工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校庆贺演出，昨天的事一直让人放心不下，有一种要发生点什么的预感。
不到六点钟天就完全黑下来了，七点半钟演出才开始。可是，这时大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陌生人，吵着闹着要进来，学校里的空气开始有点紧张。这些人是来看演出的还是来闹事的？跟昨天的事有没有关系？我站在大门口极力想搞清楚这问题。从昨天最后的情况看，二十二中那伙人不像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庄洪运挨打，是二十二中学生“点”的“水”，我们谁也不认识他，他恨的是他们学校不敢和他正面过招的人，这点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有点倾向于门口这些人和昨天发生的事无关。
这时候有人来叫我，让我到新礼堂去一下，说革委会已有几个人在那里要我过去碰个头。一上红石大道的台阶就看见一群人正在谈论什么，有革委会的耿祺华、宁汉文等人，走近发现还有二十二中的符军、祁援朝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有人介绍是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陈伯伟老师。我对他点了下头，他也回了一下，表示相互认识了。
二十二中钢二司头头符军和祁援朝有点激动地介绍情况：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二十二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还说今后要守在学校门口，只要是红十月的人，见一个打一个。
陈伯伟老师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要我们注意安全，说这几个人现在出言猖狂，你们要小心。但就因这句话，这位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直到三四年后被逼得抛妻别子，从长江大桥上跳下自杀，也没能摆脱与这件被称为“125事件”的干系。
我还得知两校之间一处废弃的房子被人打了一个洞，那伙人进出我校都是走的这个洞，只看住大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几个人决定召集一部分男生对付二十二中的流氓，由革委会的几个人分头去通知，在寝室大楼一楼的《红十月》编辑部集合待命。
看来我的判断不准确。一分手我就急忙赶到大门口，此时大门外的人越聚越多，负责在大门口维持秩序的同学已经有点抵挡不住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干就大干一场，谁怕谁？我有点横了。
我对门口的同学说，把他们都放进来，大门不用管了，新账老账一起算。话语中竟透着几分兴奋。
想起这伙人的种种恶行，要惩罚他们的念头一经产生就越来越强烈。
庆祝演出准时开始，但我没一点心情看，连礼堂的大门都不想进。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但谁也不害怕会发生什么，只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
老远就听见《红十月》编辑部里人声鼎沸。一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满满一屋子人，革委会的何儒非、柳英发、宁汉文已经在里边，祁援朝和二十二中几个不认识的同学也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发着议论：
太猖狂了，我们没去找他们，他们倒打到头上来了。
把华侨储藏室抢了，还一把火烧毁了办公大楼，当时好多老师看着火光冲天的大楼急得直哭，这账还没算呢。
真可惜，昨天的机会错过了，要是当时有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多好。
说起来造反派胜利了，怎么路过二十二中总是提心吊胆的？！
六月份，何儒非就是在学校大门口被他们砍得头破血流的，血衣还在办公室里。何儒非可是我们红十月的旗帜，这口气还没出的。
毛主席都说了，要武装左派、要实行群众专政，坏人要让革命群众自己处理。
这回我们要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不搞就不搞，要搞就搞彻底，把他们好好教训一下。
……
也有少数同学只是静静坐在那里。
初一几个小个子机灵鬼不时地进进出出，随时报告二十二中那伙人的最新动态。
演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议室里的人一直在等。
在隔壁房间里面，我自己班上的会也同时在进行。与这边的热烈相比，那边的空气有点沉闷。
有人提议：抓来搞么事，就地打死他算了
有个别红十月战士的革命意志出现了衰退的苗头，好像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跟他关系不大了，据说还经常和逍遥派一起去逛商店，对大批判等工作不热心，这样下去怎么行？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新的政权才刚刚建立，后面还有那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复课闹革命，课怎么复？怎么样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如果不能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思想，不能扎扎实实地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这一年多来的浴血奋战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明天靠我们去建设，我们凭什么本事去建设？用什么精神状态去建设？每个人都要认真想一下：我们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希望每个人都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二十二中这伙人的出现搅乱了我的心绪，我只是简单讲了几句后就要班上勤务组的负责人舒国良主持会议。
我心挂两头。这边班会讲了个开场白又跑到隔壁会议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坐一会后又到班上去听大家的发言。班会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看来还有点用，至少对被我关注的那几个同学有所触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又转身回到会议室。此时演出已经临近尾声，更多的同学得到通知来到会议室，会议室都快挤得装不下，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一直在探听消息的同学来讲：孔威、傅强等人离开了二十二中，走了。
这看来是个好消息，至少今天不会再有事了。有同学说那我们就走了。有人站起来准备离开。
也许是有人觉得这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对参加会议的几个头头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把人集合起来一次不容易，就这样算了？
不算又怎么样？有人不以为然地反问。
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有人激动地说。
抓来搞么事，就地打死他算了。更激烈的主张出现了。
会议室里一下静下来。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刚开始我也是一愣，一时不知道怎样回应这个提议，在此之前，把这伙流氓痛打一顿就是我惩罚他们的全部内容，从来没有想过要谁的命。在迟疑中趋向否定这个建议时，突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打死了，一点事也没有。这个声音的出现，至少打消了我反对这提议的念头，但我还是在犹豫，毕竟人命关天。不过从这一刻开始，“人命关天”这一古训在我心中的位置开始动摇了。
开始有人发出充满正义感的声音：这伙流氓抢劫建设银行，放火烧楼，绑架，行凶，对南下的女生耍流氓，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
提到绑架，我想起这伙人曾绑架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任爱生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冒死相拼，以终身残疾为代价，纵身跳楼才得以逃出虎口。那天在医院抢救时，为不让他再次遭劫，我带人前去守护。看着面色苍白、形容枯槁的长者，看着只有呼吸没有知觉、生命垂危的任爱生，看着他那一双含泪守在病房外的年幼儿女，我曾发誓一定要严惩凶手。
有人介绍兄弟学校的情况：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面临的问题，汉口那边有几个学校的流氓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搞了一个五校联防，为非作歹，新一中对他们一点都不手软。搞群众专政我们都有点落后了。
《文汇报》的社论说：一小撮流氓的猖狂挑衅是路线斗争的新动向，他们妄图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有同学据此来说明这样做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的。
对流氓就是要镇压。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情绪开始升温。
只有高三（1）班的钟立民在一片赞同声里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打死。
马上有人不容置疑地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站到一边去！
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的语录：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现在公检法已经瘫痪，流氓猖獗没人管，这事只有我们造反派来做了。
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英雄气概已经主导了会场的气氛。
我想起了列宁的话：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地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这真是革命的箴言，伟大的列宁几十年前就指出了这种“不幸”，要我们保持革命的“本能”，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不知是因为导师的教导还是因为会场上那种气氛的压力，或者就是真改变了认识，持谨慎态度的同学不做声了。
我慷慨激昂地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这回要搞，就要彻底打掉这个流氓团伙，要打得他们再也不敢来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法律是保护我们而不是保护他们的。
此时的我，对将要做的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甚至被大家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
干不干的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我说那我们的目标确定哪几个？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我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主持会议的角色。此前大家在这里只是集合待命，并不是开会，就是开会主持会议的也应该是何儒非而不是我。
我话音一落大家马上说开了：
孔威，这家伙是这伙流氓的“拐子”，最坏，擒贼先擒王，首先就要打掉他。
傅强，除了孔威就是他，他的坏点子最多，狗头军师。
庄洪运，他是最得力的打手，每回闹事都是他冲在最前面。
还有丁洪宝，他和庄洪运是哼哈二将，也是一个凶残的打手，除恶务尽，丁洪宝不能放过。
还有×××。有人提到了自己痛恨的人。
他就算了，只是一般成员，我们只搞首恶。马上有人发言否定。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说得最多的还是符军和二十二中的几个同学。毕竟我们分属两个学校，对这伙人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多数人见了他们的面都不知道谁是谁。
在我的主持下，大会最后决定除掉孔威、傅强、庄洪运、丁洪宝四人；落实了枪支及由谁持有；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把参加者分成了四个组，确定了各组的负责人；明确了去孔威家由老初三（4）班的同学带路，去其余三家带路的事由符军负责；十二点钟开始行动。此时才十点钟，大家先回宿舍休息，到时再通知。最后强调一定要保密，目前还不清楚对方手里有什么武器，但能肯定至少有手榴弹。如果走漏了风声，不是计划泡汤就是我们会有难以预料的伤亡。
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我还坐在那里。
虽然嫉恶如仇、热血沸腾的情绪还在身上延续，但内心深处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在慢慢往外渗，总觉得有点什么问题。应该说对这个行动的具体安排，自认还算是缜密的，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一向很自信，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那是什么呢？这必须弄清楚，但一时又弄不清楚，我有点不安起来。突然觉察到是“人命关天”的古训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不安地躁动，在察觉到这一点后，这焦虑就开始不可遏制地往外涌，按都按不住。是不是这个决定根本上错了？我反复想了一下后的结论是否定的。虽然这个决定有点突然，不是我的初衷，但不论从革命理论还是从眼前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都是有道理的，是事情合乎逻辑的发展。那是什么让我焦虑不安呢？对，是枪毙四个人多了，要减。明确了这一点，人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我找到符军，一起到了何儒非、柳英发住的寝室。
何儒非、柳英发是66届高中的，我是66届初中，比他们小三届，我们一起从最初的“一小撮”走过来。虽然有时我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可能冲突一下。但从心底里我把他俩看作是比我年长、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大哥哥。就私而言，心理上此时我需要他们对我想法的认同；从公而言，我要改变会议的决定，也需要他俩的同意。
屋子里只有我们四人。我讲了对行动的具体安排后说庄洪运昨天那一顿打挨得不轻，估计给他的教训也差不多了，肯定会有所收敛。是不是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拿下？
没一个人有异议，他俩简洁地用一个“好”字作了回答，几乎连想都没有想，看来不管他俩意识到没有，内心很可能有和我一样的焦虑。符军也连连点头，我很高兴他们的认同。他俩又详细问到一些具体的行动细节，我一一作了回答，离开时，他俩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午夜十二点，四十多个同学准时在后操场集合，大部分是我校的红十月战士。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北风嗖嗖地袭来。虽然天气很冷，但大家情绪高昂。很显然，这次出发和“624”那次迥然不同。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在“624”那天，当造反派在杨园地区的唯一据点铁道部第四设计院被人多势众、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包围，铁四院的造反派在浴血抵抗，街头巷尾风传钢工总总部派去救援的装满战斗队员的三十多辆大卡车正在开往铁四院的途中。实际上当时只有五辆车（临出发时坏了一辆，最后只有四辆车）到了武汉重型机床厂，组织战斗队员去援救。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这种援救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没有赴死的决心，没有慷慨捐躯的勇气，是不敢登上这几辆车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是钢工总成员最集中的地方，据称有战斗队员三千多人，此时却鲜有人影。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那边铁四院的造反派危在旦夕，这边却迟迟凑不齐这几车人。正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准备演出的我校“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坐不住了，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被“百万雄师”屠杀，宣传队队长把队旗一挥：我们上。
他的本意是男生去，不料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宣传队员，不论男女都抓起长矛，齐刷刷地跳上车。那几个女生怎么劝也不下去，还是旁边的工人战斗队员实在不忍心让这几个稚嫩的女孩也去送死，强行把她们赶下了车。四辆卡车飞速地向铁四院驶去，“百万雄师”早已在铁四院周围设下了路障，汽车过去连调头的机会都没有，在组织严密的数千名“百万雄师”面前，等待这四车人的将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车队在大街上驶过，“红十月”的旗帜极其悲壮地迎风招展。沿途很多人鼓掌欢呼，但当发现只有四辆车时，更多的人说惨了，惨了，这几车人是在赶赴黄泉。当时我和几个红十月的同学正在从铁四院返回学校的路上，刚才眼睁睁看着铁四院的造反派落入“百万雄师”手中，其状惨不忍睹，我们满腔的愤怒和悲伤。
这几辆车迎面开来时，沿路的欢呼声让我们知道了车上是援兵，“百万雄师”是绝对得不到市民的欢呼的，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有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当突然看见了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看到了旗帜下面的红十月战士，我的心一下子发紧，想喊都发不出声音了。我的好战友，你们真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做千秋鬼雄死不还家了。不能让我慷慨赴死的战友暴尸街头，拼着一死也要让我的战友保持最后的尊严，我们发疯似的跟着汽车狂追。所幸的是就在他们到达铁四院前的几分钟路障刚被撤掉，车队只是呼啸而过，人们所担心的惨烈场面很侥幸地没有出现，但还是有一个工人战斗队员被飞来的长矛刺中心脏。
如果说上次出发是笼罩着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那么这次出发就洋溢着一种为民除害的高昂激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吮吸着浓稠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乳汁长大的，从小就认为自己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从小就认为为革命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实践的誓言。现在我们出发了，虽然不是上次似的慷慨赴死，但同样神圣，我们是去打击一伙胆敢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流氓。
队伍排成两列出发了，领路的同学走在最前面。偌大一座城市似乎已经酣睡，路上看不到行人，偶尔从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仿佛在告诉人们现在的夜并不平静。好一盏坏一盏的路灯让我们的身影时而有时而无，印象中汉寿亭离我们学校并不远，但今晚这段路好像变得有点长。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领路的同学指着一处房子说到了。
我让队伍停住，和几个组长一起随领路的同学围着房子转了一圈。
这是汉寿亭临街的一处住房，两层楼，三栋连在一起。每栋只有一开间，进深不超过十米，三栋加在一起所占的面积并不大。孔威住在中间一栋二楼临街的一间，这栋楼有前后两个门。只要把这两个门一堵，他孔威插翅也难逃。四个小组四支枪正好前后门各一半，我带队在前门。
我开始叫着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带上下转轴的木板门。
谁呀？许久楼上才有回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同学。
他睡了。这么晚了还有么事？
我们有点急事，要找他。
……
隔了一会儿不见有动静，我又敲门时，听到头顶上窗户的吱吱声。我后退两步抬头一看，窗户慢慢打开，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听符军介绍过孔威有个姐姐，看来就是她了。她盯了我们一眼说孔威已经睡了，有事明天来。神色显出她的怀疑和担心，但语气显示她主意已定。
在她说话时，她背后有个身影一闪，估计是孔威，虽然不认识，但只可能是他。这种老式的房子不高，虽然光线很暗，但里面明显的动静还是看得见的。
我身后有人说我们有急事一定要见他。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
窗户关了，我们几个继续敲门。终于，我们不屈不挠的努力有了回应，开门的是一个披着棉袄的老太太。从热被窝爬出来她一脸的不乐意，冲着我说这么晚了还来做么事？吵瞌睡。她突然看见我手里拿着枪，还想说什么的嘴立刻闭上了。
屋里很暗，只有从右边房门虚掩的屋里透出的一点光亮，我以为楼梯在里面，就推开这虚掩的门，正准备往里迈，老太太拦住我说这是我的屋，楼梯在后面。我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摸，行动很慢，这时听到隔壁枪响了。枪声让我知道自己进错了门，赶紧转身出来，看到方兴国正猫着腰往里面开枪。
我问他情况怎么样，孔威有没有枪？他头也不回地说没有枪只有刀，已挨了枪。
我说那你在这里开什么枪？！心里对他很有点不以为然。
我赶紧朝前走了几步，发现地上坐着一个人，身边还有一把长长的马刀，在幽暗中发着寒光，是孔威无疑了。几乎是抵着他的人，我连连扣动扳机，也没有数开了多少枪，直到再扣扳机没有了反应。心想他肯定完了，转身走出大门说了声：撤。
大家朝学校方向撤去，显得有点慌乱，已经不能排成有序的队形。我刚走了几十米，同班的陈志忠从后面赶上来告诉我孔威还没死。没有死？那怎么行，我一听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转身回去，朝坐在地上的孔威又开了三枪。
再转身出来时大多数同学已经走得很远了，途中被告知负责堵在后门的高胜祖和岳中杰分别被流弹伤着大腿和小腿，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挨了一棒。这两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岳中杰是数学课代表，绰号“学者”，高胜祖是物理课代表，绰号“老屁”，这是两个很有天赋的同学。有句很脏的话要往外涌，但想到还不是伤在要害部位，又忍住了要骂人的冲动。班上的负责人已经把他俩送往医院，我赶紧叫一个同学赶到医院去，嘱咐有什么意外情况马上和学校联系，就带领其他的同学回到了学校。
在学校的前操场，参加行动的同学稍许休息了一下，我又安排了两个同学去医院了解高胜祖和岳中杰的伤势和医治情况。然后检查了枪支弹药，给子弹打光了的同学补充了子弹，此时才清楚包括弹夹里和已上膛的子弹，我朝孔威一共开了十一枪。
又准备出发了，要赶在傅强知道消息之前行动。出发前我简单说了几句：一、打孔威的行动很成功，他肯定完蛋了。二、打傅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吸取前面的教训，只许近距离开枪。
傅强的家离学校比较近，就在御碑楼，很快就到了。在只有一个出口的巷子里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傅强的家在这排平房靠中间的位置，也是有前后门，但后门的右面是一堵墙，只需守住左边就行了。队伍分成了两组，一组负责后门，吸取上次的教训，我嘱咐只能侧身站在一旁，傅强不出这个门就不要过去；另一组守在巷子口，尽量隐蔽好。布置好后，符军上前敲门，我和方兴国站在一旁。里面的问话和外面的回答几乎同刚才在孔威那里完全一样。不同的是这回比上次顺利，只稍稍僵持了一下，门就开了，一个大妈走出来，随手又把门关上。
夜里开枪杀人
大概是太面生吧，她有点疑惑地看着我们几个，然后又看看四周，似乎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但还是不放心地问是不是傅强的同学。符军说你忘了？前几天我还来了的。
她盯着符军看了一眼，在犹豫中还是让开身子推开了门，屋里没开灯，她朝里面指了指。
顺着她指的方向，借着外面路灯的余光，我隐约看到一张单人床，我朝这单人床走去。大概是看到有人过来，睡在床上的人坐了起来，看来他就是傅强了。我不认识他，怕搞错，还是想先确认一下，就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傅强？他点点头。也许是刚被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在昏暗的光线下，他一脸的木然。我认出了他，在昨天发生的事中，在办公大楼三楼他站在旁边始终一言未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犹豫，握着那支已经上膛手枪的手有点沉，我开始希望他这时能开口说句软话，说句不再与红十月为敌的话，哪怕说句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场误会，从来就没有有意与红十月过不去的话。这样，事情就会发生一个大逆转，我会松开枪，把手从口袋里面掏出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句这次放过你，以后不要再给自己找麻烦了，然后调头走人。我都认出他来了，他应该认出我，昨天不就是从剑拔弩张戏剧性地化为平安走人？我盯着他至少看了十秒钟。
见他没有开口的意思，想引他开口，只要他开口，就可以把内容引向我希望的地方。我再次问他是不是傅强？他仍然只是茫然地点点头。符军和方兴国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在我身后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傅强的家人更不清楚我们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在疑惑中不安地看着我们，大概心里在想，说是同学，怎么又一问再问？
一时间屋子里悄然无声，只有无边的黑暗一阵一阵袭来。在犹豫和期待中这时间过得特别慢，对我来说，每一秒钟都是对神经的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只是木然地望着我，没有任何想说点什么的意思。真有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我对自己说不能再犹豫了，他们那一伙人干下的种种坏事又开始在脑海里涌现，革命导师几乎就是针对我们的箴言又在耳边响起，行动的决心在飞快地恢复。可是在告诫自己不能再犹豫的同时，又有一个声音顽强地要自己再等几秒钟，到时他还不开口再动手不迟。
一、二、三。我盯着他的眼睛心里尽量缓慢地数完三下，还是没动静，我掏出手枪几乎抵着他的脑袋就是两枪，他没吭一声就往后倒在床上。傅强的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一时惊呆了。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出了门，队伍迅速撤出了这条巷子。
一个惊天动地的喊声从后面传来：他们杀了我的儿子。在冬日的深夜，这声音十分瘆人，让人心里发毛，这声音同时又显得那么无奈和凄凉，无助地在夜空里飘荡，钻进它能经过的每一个角落，四周没有一点回应。
在撤离的途中这支队伍又聚集在了一起，我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因为这次的干净利落，大家都有点兴奋。符军又领路往丁洪宝的家走，准备去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我的脚步却开始有点沉，“人命关天”的古训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可能是傅强的母亲那一撕心裂肺的喊声唤出来的，也可能是它一直就没有离开。但革命是第一位的，“革命的需要是最高的法律。”什么都不能和我们的革命理念发生冲突，在革命面前什么都要让位。要保持无情镇压这伙流氓的革命热忱，革命导师的教导还在耳边回响，该怎么办呢？队伍在继续朝丁洪宝的家行进，并且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是在小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理智在告诉我打掉孔、傅二人就够了，这个行动现在可以而且应该停下来。越往后走，要停止就越困难，此时能中止这后面行动的只有我，但要中止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同，而且必须和我们心中的革命理念一致。这个中止的程序该怎样开始？开个紧急会议讨论？很难，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氛围，而且人多嘴杂，重现《红十月》编辑部那一幕怎么办？必须当机立断。情急之中，心里突然闪现一个主意。我叫停队伍，快步走到符军跟前，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问他：打掉孔威、傅强后，剩下的这些人还敢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跟我们作对？
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符军。但此时谁都明白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符军的回答将影响下一步的行动，大家一下子都看着符军。
可能是太突然，他一时没有回答，足足有十几秒钟没吱声。我的对策已想好：如果回答是预期的，当然最好；如果不是，我就说那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他还敢为非作歹，再打掉他也不迟，今天就行动到这里，回校。说完就带领大家往回走，就是有人反对也不理。
符军在一阵迟疑后，终于说话了：估计不敢了。
我不再给任何人说话的机会：那好，回校。说罢就让队伍调转了头，没有人反对。虽然事先有几分把握，但真正落实后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队伍朝学校方向走去，除了有点杂乱的脚步声，没人发出其他的声音。黑夜使我们无法看到孔、傅二人最后的模样，就视觉冲击而言没有什么感觉，但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却是无法言喻的，不管此时的感觉是紧张，是兴奋，是后悔，是害怕，还是其他什么。在当时集聚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中学生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诚，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腔热血，怀着对流氓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凭着对革命最单纯的理解，干出了这样一件石破天惊的事。这个行动虽然不是我的初衷，但对这个行动的正义和必要是没有怀疑的，是义无反顾且身先士卒的。尽管离完成全部计划还差一步，那也只是在我们希望的目的已达到后而自觉中止的。
听说此事的人没有不感到意外的，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其他学校，不说正常，至少可以理解，但你们是群书生，搞文的你们怎么样出格都不意外，《江城质疑》只有你们搞得出来，没想到搞武的你们同样不同凡响，一晚上就搞掉两个，而且最初还是准备干掉四个。我曾回答其中一个人说，你们来和这伙人比邻而居看看，等你们有了和我们一样的遭遇和感受，你们只会比我们更出格。
别说在武汉市，就是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一所最好的中学和一所最末流的学校只是一墙之隔地紧靠在一起。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有太大的差别。对方那群人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125事件”，他们除了暴力还有过什么？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想过，如果当时在听说他们离开二十二中后没人提出来到他们家里去打，或者说有人提出来但被坚决否定了，这件事是不是就过去了？我的看法是没有过去。没有“125事件”，会不会有“127”、“128”事件？是可能会有还是必然会有？我的结论是必然会有。可能会没这严重，但也不一定。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两群完全不同的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冲突，以我们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安全释放这种冲突的渠道。只要这种冲突的能量没有安全地释放，这个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们从心底里是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是一群社会的渣滓，从来没有同这类人打过交道、缺乏处理这类问题能力的我们，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纠缠了我们大半年的头疼问题。我们不是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思想中是想把这问题解决了，好不受干扰地进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
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的人群，仅一墙之隔，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只受内心信念束缚的环境里，发生剧烈的冲突是不是一种必然？这一批有责任感、有思想的中学生在使用暴力的过程中及之后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几个主要的当事人从此以一生为代价，在最残酷的精神和物质环境里体验、感受、反思，炼狱的烈火无情地在脚下燃烧，正是在炼狱里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和那个年代，让自己真正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
第一次杀人后的疯狂
对这个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举动，对这个将要而实际上已经改变一大批人命运的夜晚，这批置身其中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起码的思想准备，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一个人真正转过弯来。
回到学校后我向所有参加者说了几句要保密防止流氓报复的话后，大家就散了。不住校的同学回了家，其他的同学回寝室睡觉去了，我和符军到了何儒非、柳英发那里简短地汇报了一下这次行动。他们没有在意对丁洪宝行动的中止，看似平静地听我说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当决议付诸行动并且成为事实时，显然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严重性在心理上对他俩的冲击同样是巨大的。
不知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何儒非有点不相信地问：孔威、傅强真的死了？
我说：死了。
柳英发问符军掌握孔威、傅强的材料多不多？
符军说多。
当冲击波过去后，柳英发恢复了本色，说起话来干练利落：把他们材料整出来，提上纲，贴出去。你们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三十多年后我在《文革亲历者口述（柳英发）》中看到：李乾回来汇报的时候，“脸色嘎白，浑身发抖。”那应该是我的真实状态，一个未满十八岁的中学生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下的真实状态，或者说是必然反应。
此时应该是凌晨三点多钟，同寝室69届初中的小屈伟还坐在床上等我，他是我班同学屈慧君的弟弟。见我回来，连忙把我的被子打开，又要去打洗脸水，我摇摇手，示意不用。真的有点累了，连衣服都懒得脱就倒在了床上。平时见了我没一点正形，走路都恨不得趴在我身上的屈伟也识趣地躺在自己床上一声不吭，没有硬挤到我旁边，要我给他讲点什么。
刚躺下，住在隔壁的汪文博拿着一小瓶浅红色的药水走进来，告诉我是镇静剂，他担心我睡不着，要我喝掉。我连忙起身说用不着，他还是坚持把药放在桌子上，握了握我的手，才离开。我在（3）班，汪文博是（4）班的勤务组负责人，能文能武，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是校初中部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和百米冠军，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关系就很好，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每次有危险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的身影。这次行动他是四个行动小组的组长之一。我很感谢他的细心和关心，同时我想，如果他内心没有感受到巨大的冲击，是不会想到镇静剂的，但我确实不需要它。
重新躺下后，突然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好像不是真实的，怎么这样一件天大的事情就这样做了呢？真希望是一种幻觉。然而我内心十分清楚，这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而且这个行动是我一手指挥的，一切都没法改变了。
抵挡不住阵阵袭来的睡意，在恍恍惚惚中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虽然睡的时间不长，但感觉已好多了。不久，舒国良、司子林、汪文博等红十月的中坚来了一大帮。一见舒国良我就问岳中杰、高胜祖的情况。
舒国良说昨晚我们把岳中杰、高胜祖送到医院不久，傅强也被他家里人送到了同一家医院。
他还活着？舒国良一开口就让我瞪大了眼睛。
你听我讲完，别着急。当时是还有一口气，医生把伤势一看就摇了摇头说，这是高手所为，这两枪中的任何一枪都是致命的，没法救。不久，傅强就没有了动静，送到太平间去了。
听到有人竟称我为“高手”，内心的活动有点复杂，平生第一次，怎么就成了高手呢？但只是心里想，没表露出来。没有问也不敢问傅强的家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清楚：不管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坏东西，哪怕该杀该剐，但在父母眼里总是最珍贵的宝贝疙瘩，总是自己精神和生命的支柱。傅强的母亲那一声绝望的叫喊在我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舒国良接着说我们是在同一个病房里，他的妈妈看到岳中杰、高胜祖也是枪伤后，问这问那，好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怕出意外，他俩又没有伤到骨头，我们就办了出院手续。
我连忙问他们现在哪里。
高胜祖送回家了，岳中杰在他寝室里。
我说走，去看看。
一行人到了岳中杰那里。
岳中杰半躺半靠，正闭目养神，我们的声响惊动了他，他睁开眼时，我们已在他面前。
我不无歉意地握着他的手说，对不住你，让你受了伤。
这不怪你，又没有伤着骨头，过两天不就好了，我没事。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这个后来从锅炉工的位置考取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现在美国定居的学者反过来担心我，话题一下子转移到我身上来了。
舒国良说昨晚我是没睡好的，翻来覆去，总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汪文博接着说孔威家现在围满了人，都以为是流氓打流氓，说好戏在后头。我班上几个住在汉寿亭的同学有点担心，担心街坊知道了他们的事后，传到那伙人耳朵里后遭报复。传到对方耳朵里是迟早的事，别人的密可能保得住，你的密想保住很难。
说点别的好不好？一个个都搞得紧张兮兮的，有那么严重么？该紧张的应该是他们。司子林截住大家的话题，你还没有吃吧？走，过早去。
在去食堂的路上，不论是碰到同学还是老师，大家都很关切地同我打招呼。很奇怪现在全校师生最关心不是昨晚发生的事，而是我们这批人特别是我的安全。
中午十二点钟我们还端着饭碗，仓促中，革委会召开了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
革委会主任、原学校政治处主任耿祺华神色凝重地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有责任。孔威、傅强两个是流氓，该不该打死？今天不议论，这里只落实三件事。一、昨天所有参加了行动的人员的名单要保密，知道的就知道了，不知道的不要打听，尤其是不能扩散。二、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现在要放在第一位，二十四小时要有人值班。三、为防止对方的报复，李乾同志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最好是离开武汉市，等情况明朗了再说。
柳英发说赤手空拳总不行，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去弄点枪来。
我感到有点滑稽，怎么紧张的变成了我们？并且紧张到这个程度。不管庄洪运、丁洪宝二人知不知道昨晚到阎罗殿走了一趟，现在应该是他们通身冒冷汗的时候，绝对不敢找上门来。不是说他们个人一定没这个胆，而是不论从天时、地利、人和的任何一方面来说，他们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有这方面的动作，如果我们再散布一点消息出去，离开武汉的就会是他们。怎么打击一小撮流氓嚣张气焰的结果竟成了灭造反派自己的威风呢？依我的性格，会把我的意见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但昨天的事情好像让我的锐气小了许多，未曾有过的疲劳感一下子袭了上来，每天不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所透支的精力，现在集体来要债了，感到没有足够的力气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争取到大家认同。
休息几天也好，该静下心来看看书了。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表示同意后，我也表示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