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10日讯】父亲于光远以98岁高龄安宁地去了。我从美国带着大女儿赶回北京见了爸爸最后一面。告别式上，爸爸身上覆盖着巨大的镰刀斧头党旗，沿墙左边摆放的是家人亲友的花圈，右边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除了这个空洞的有名无实的身份，我还有研究学者、教育者的身份，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只是学术工作已经放慢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这些身份也习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旧T-衫。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公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10/15/2013
【附录】仲维光关于于光远的女儿文章的评论
于光远女儿的几笔文字，看来她对人生很有痛感。这也让我更加感到，当代中国人的灵魂，尤其是知识人好像真的被共产党揉成了碎片。我指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把这两个附件转发给了一些朋友，也加了几笔评注，如下也转给兄：
记得有人曾经问过我，是否中国共产党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好点。我的感觉恰好相反，由于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中国共产党比别国的共产党更坏，更残酷。中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涉及面之广，范围之大，几乎只有柬埔寨可以比较。即以于光远为例，他极为典型。这个人一辈子干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政治的意识形态。既无学问，又无操守。人性和文化精神都是癌变了的。可几乎很少人看到这点，还在歌颂他的开明。共产党如果只是工农干部中国还不至于如此，中国四九年后社会，文化的毁灭都是在于光远、蒋南翔等的群体的努力下进行的。我们都是来自清华园，八年清华园的生活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历史都是偶然的，如果没有蒋南翔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会坏到今天的地步。我每每想到在清华园的生活，都感到痛彻骨髓，它毁了，扭曲了我一生。我会在准备写得“痛悼张三慧老师”中涉及对六十年代的清华园的教改，气氛，那一代老师的看法。
于光远的问题让我们再次追问，传统是一种价值，现代人权自由也是一种价值，共产党的价值是什么呢？为此我们更进一步要问，为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的人那么残酷，没人性？
西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真的是任何一件小事都通向根本性的问题。于光远之死再次让我们想到了关于人性和知识最根本的问题。我的一生，我作为人生活一场的经历和追求也为此让我只要有息就会追问下去！
维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