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22日讯】一、思想关系：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共产党要马克思主义；二、政治关系：孙中山要走向共和，共产党要复辟专制；鲍罗廷为死后的孙中山制造了一个新三民主义；然而，悲剧在于，孙中山死去两年之后，自1927年至1949年的，被蓄谋制造出来的“新三民主义”，早已在共产党内部和那个思想十分自由、舆论也相当自由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发生、发展、发酵了整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改名延续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不新鲜。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包含着太多被“强权”所尘封的历史内容，所制造的虚假概念，和一大批中外历史家们的势利和胆怯。是它们，才造成了历史的误解，更为继续制造政治的误解，提供了方便之门。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悲哀情形，原因是，孙中山先生确实与中囯共产党有过关系。这个关系，虽然前后只维持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就随着孙先生的逝世而终结;但因这个关系留下了过于沈重的影响，太多可以被利用的空间，特别是为制造历史谎言和政治谎话，留下了一个很难动摇的历史“源头”。于是，这个关系，就既变得“光彩眩目”，又变得“迷雾漫天”。
特别是当1949年的胜利者中国共产党，又采取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的手段，更在他的大中小学教科书里，年复一年地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启蒙教育”之后，这个关系，就由于共产党长期宣传──孙中山曾“联俄联共”并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曾决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还用“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代替了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而共产党还在孙中山危难之际支援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革命等等。于是，这样一些“历史的事实”，也就显得“言之凿凿”的了。后来，共产党“逢年过节”都要把孙先生拉到广场上去，偶而也让他跟在马恩列斯的后面“晒晒太阳”;共产党更是对台湾和海外频繁地使用孙中山，高唱曾被他自己弃之如蔽屣的“民族主义”;直至他今天终于开始努力宣传“共产党才是孙中山革命建国之最忠诚的继承者……”，以在危难之际继续博取他的“权力的历史合法性”;却又因为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惶恐不已，而继续使出“革命的两手”，“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诬蔑和“恶攻”孙中山先生……
如此一来，在一个“只准许自己说谎、却绝不容许别人说话”的时代，一个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的历史性误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过”，和一个在眼下已经为共产党所迫切需要制造的政治性误解──“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便理所当然地形成了，和顺理成章地被制造出来了。而，这一切不过都是些历史的谎言，不过都是些共产政治的伎俩，当然也是中外许多历史学者的胆怯和势利所使然。
今天，我将就孙中山和共产党的真实关系，作一个较为详细的敍述。主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四大关系：思想关系、政治关系、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即已经逝去的孙中山和眼下还没有死掉的共产党的关系。
一、思想关系：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共产党要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孙中山有一个革命建国的思想理论，就是三民主义。而共产党所要的“革命建国”的思想理论，却是马列主义。显然，这个事实，不需要证明，因为，它已经人尽皆知，所谓铁的事实。但是，为了鉴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孰是孰非，谁为进步、谁为倒退，我们还是有必要，对他们各自的基本思想作一个极简单的比较。
我个人认为，在孙中山数十万字阐述三民主义理论的著述中，其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过最简单明了之概括的，就是他在1923年11月所写的“中国革命史”，曾对三民主义的理论作过一个简要概括和介绍。我主办的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杂志》第18期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将它的题目改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史”，其意，就是要与中国的共产革命划清界限，以示泾清渭浊。
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是这样地论述他的民族主义的。他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生活在、又革命在晚清时代的孙中山，如此地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晚清时代的中国，外有东西方列强──既包括民主列强、又包括专制列强的欺凌;内有满清一族的专制统治和满清贵族对汉民族的歧视和欺辱。辛亥元勋李福林将军就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过：“……享有特权、不把汉族平等相待的满州人，自从入关以来，为了镇压汉族，就分兵驻扎在各重要省会，谓之八旗驻防营。驻防之区，我们汉族同胞称之为‘旗下街’，有的说是旗营。……民国元年以前在旗下街被劫财劫色，是一件无法无天不敢通过的事情……(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4页)。所以，他才认为，“辛亥革命的确成功了五族共和──国内种族平等。生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不会惹起多大注意，因为这已经是过去的问题了。人们总有一种不良的习惯：过去了，便遗忘!”(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3页)今天，有所谓民运人士在狠批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其论点之一，就是“孙文提出民族主义毫无必要”，因为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民族的问题”。不知他们是“过去了，便无知”，还是为了“助台独，装无知”了。
所以，彼时的孙中山，才要坚持继承中华先人所留下的好江山和好文化，吸收世界之好文明，对外求中华民族之独立地位，对内求各民族平等相待。而对于那个不知道杀了多少革命党的满清的遗民，也绝不还以报复。这该是何等高尚的民族情怀!难怪被中共禁演的大型历史剧《走向共和》，就称赞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是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因为，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既不镇压反革命，又不残杀地主富农资本家，更不会发动各种运动来迫害新旧知识份子们……
如此，我想问一句：以满清作历史的背景，不论是对内或对外，孙中山提出这样的民族主义到底是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
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又是这样地论述他的民权主义的。他说：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馀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惑感者，犹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首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
孙先生在这里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一有帝王不平等，二因满族专制统治不平等，三是历史上的造反者都想当皇帝制造不平等，所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如此，孙先生才会总结说：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在这里，孙先生已经指明，他的民权主义“第一就是民主”。第二是民主专制必不可行，也就是“民主专制不并行”。早就预言毛泽东后来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假民主真专制”而已。第三是必须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现在有一些人士，日日叫喊西方民主宪政，天天哀求共产党实行民主宪政，却又时常要骂一骂孙中山及其共和革命，到底是你们错了呢?还是孙中山先生错了呢?
在这篇文章里，孙先生又是怎样地敍述了他所要提倡的民生主义的呢?孙先生说：……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故决定以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并行，将一举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也。
显然，民生两字，人皆能懂。民生主义，一目了然。而孙先生“一以民生为社会历史发展之中心”的民生史观，又是十分的正确。特别是孙先生不仅强烈地表示过反对贫富对立，而且也一再地表白过“余之民生主义，绝不是均贫富之主义也”!而他之所以要将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并一炉而治之”，就是因为，虽然近代欧洲民族独立已经蔚成风气，民权问题已经近乎解决，却由于机器发明、生产日盛、贫富不均现象日益严重，从而造成“经济革命”之焰，“较之政治革命为犹烈”，这才使孙先生感觉到，只要民生问题不能解决，则煽动穷人造反的经济革命、即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就会象洪水猛兽，吞灭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成果，直至复辟专制而后止。所以，孙先生在他的时代，就要戮力提倡民生，这就远远地超过了一般地倡言民生的意义。他是为堵塞洪水猛兽的共产革命而来。
谁能说这不是孙先生的英明预见!因为，近一百年来共产革命在东欧和东亚，特别是在我们祖国荒唐和血腥的革命造反历史，早已对他的预言作出了最令人痛心的证明。
我今天当然不能在此大谈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在伦敦政经学院、美国宾州大学的讲演中，曾专门将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发展，当作一个参照物，从四个方面证明过马克思主义是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反动。这也是《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导论”曾专门论述过的。所以，我今天便想更简单地以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出发点，来简单地证明一下马克思主义是对近代历史发展的反动。
第一、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和科学的民族主义，马克思则将德国流亡巴黎的手工业工人的“帮语行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改造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和“要与一切的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并且，他还在对世界各民族历史极其无知的情形之下，将人类社会划定为五大历史阶段，更因为德国封建历史漫长──直到他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德国还处在分裂的封建社会之中，他便以为全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和德国一样，都有过封建社会，都和德国的封建历史一样漫长……
他的上述思想，说白了，一是要无知地划分人类的历史，二是要否定抛弃各民族历史，三是要否定和腰斩各民族传统。以至后来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都不仅要颠覆自己的国家，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毁弃自己民族的文化，甚至都把前苏联当成了自己的“祖国。”为此，他们不仅曾为了保卫前苏联而反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且为了保卫一个坏苏联便可以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国家。1929年，当前苏联对我们的祖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时，中囯共产党就曾坚决地和一再地服从史达林的命令，实行“武装保卫苏联”，以与前苏联侵略中国里应外合。就不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怎样地“要与我们民族的所有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的了!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反民族主义的，而且是祸害各民族和阉割、糟蹋各民族之自身传统的。
第二、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和进步的民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却在十九世纪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欧洲，高喊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专政”呀!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早在1926年就说过，“什么资产阶级专政，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凡是专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何况马克思鼓吹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砸烂的只是自身的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的革命，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在革命中得到了整个世界，那末，他们还是“无产”的阶级吗?世界上已经灭亡的和还没有灭亡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其无产阶级专制政权在一切方面的贪婪和无耻，就正是他们在历史的转眼之间就会走向亡党亡国的根由。
第三、孙中山提出了正确的和具有永久生命的民生主义，以追求民生幸福和堵塞经济革命、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则在十九世纪欧洲已经摆脱专制经济和行会经济，正在走向自由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的进步历程上，不仅号召发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图摧毁这一伟大的历史进步，而且在他们的革命旗帜上，还鲜明地写着这样几个血淋淋的大字：“消灭私有制!”至于已经灭亡的和还没有灭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曾在消灭私有制的“血旗”之下，迫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制造了怎样痛苦的民生，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当然不能就马克思主义这个毒瘤所制造的一切人间灾难继续说下去，比如它鼓吹阶级斗争，更要用阶级性来消灭人性等种种无边罪孽……。因为我今天要讲的只是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关系。而我刚才讲的，就正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历史已经证明，虽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正确的、科学的和进步的，但中囯共产党却不要三民主义，他要的恰恰是他的反面，即对世界历史进步起到了可怕倒退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才可以肯定地说，在思想上，共产党绝不是孙中山的继承者，而是他的敌人。
1.孙中山至死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一个铁定的历史事实是，孙中山先生从来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1月，《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它作发刊词，正式揭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为中国国民革命之思想方针和理论基础。其后《民报》自然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将孙先生的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至1906年8月，香港《中国日报》在广告上介绍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因用语太长，不够简练，才开始简称“三民主义”，此后各地报纸才开始采用“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便日渐地成了一个专有的理论名词，或曰政治概念，而得以迅速普及。
之后，直至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辞世，其间20年，孙先生虽曾专门演讲和著述三民主义不下十数次，涉及三民主义犹不下数百次，也都是讲的民族、民权和民生。其中，于1919年攥写成稿的卓越的三民主义文言本，和1924年的春天，即在先生已经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因先生于广州作三民主义之最后一次系统讲演而出版的白话本《三民主义讲演录》，凡二十余万言，讲的也都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从来没有讲过其他任何内容的三民主义。至于先生在已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的最后一次三民主义讲演中，曾明确、科学和系统地批判过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我在后面会说。
所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从来就无所谓新，更无所谓旧;无所谓真，更无所谓假。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居然有了“新和旧”的问题，真和假的问题，并且还有人要用新的取代旧的，用假的否定真的，甚至用新的批判旧的，直至要用“革命的三民主义”否定“不革命的三民主义”，特别是要把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诋毁成“旧的、伪的、过时的、不革命的和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那已经是孙中山先生“死后”两年、甚至是更久远的事情了。
2.鲍罗廷为死后的孙中山制造了一个新三民主义
然而，悲剧在于，孙中山死去两年之后，自1927年至1949年的，被蓄谋制造出来的“新三民主义”，早已在共产党内部和那个思想十分自由、舆论也相当自由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发生、发展、发酵了整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改名延续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在一切方面都实行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之后，直到目前，由于共产党只准许在教科书和一切宣传材料上，歌颂他制造的“新三民主义”，而绝不容许任何人揭露他制造“新三民主义”的来龙去脉，于是，共产党制造的“新三民主义”，便在中国大陆获得了绝对的思想和“学术”统治地位。以至于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历史学者虽然早已经知道了真假三民主义的真相和由来，然而，当他们为共产党编写教科书时，还是要违心地说假话。因为，不如此，他们就不能够当教授、做专家，更不能成名。就象那些为了出名求利，甚至为了做共产党的文坛“宠物”，而不问良知、良心的一些所谓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大师”们一样。如此，遍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假代真，或曰颠倒了真假，也就毫不奇怪，所谓“习惯成自然”。
但是，也请容许我引用毛泽东说得很漂亮的一句“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因为，事实是，孙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过一个三民主义，因而也就从来没有所谓新旧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那末，新三民主义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何时问世的呢?对此，我在1999年于美国出版的《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明白地写道：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
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
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教授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这一点非常重要，务必请大家记住。
还有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教授，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历史的事实是，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说：“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
1927年春天，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英文版”《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为已经死去的孙中山”宣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参见《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
台湾著名现代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证，证明了大陆学者言之不虚(──大陆学者哪里敢“虚”呢!)。他说：“共产党人对于三民主义的最大诬蔑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谓‘三大政策’，并妄图以‘三大政策’来取代三民主义。事实上，在孙先生的全部言论和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决议案中，从来就没有“三大政策”一词，而且在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共产份子也不敢提出这一伪造的名词。这一名词不见于国民党的文献，其最早出现，乃在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时间在民国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共党的《秘密通讯》上有这样的话：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李云汉教授还说，“民国十六年一月起，鲍罗廷和他指使下的共产党人乃大肆叫嚣所谓‘三大政策’。特别是在武汉地区，只听到‘拥护三大政策’的叫嚣，很少人敢宣传三民主义了。”
李云汉教授的话，证明了大陆学者小心翼翼地求证。因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3.共产党宣誓要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撒谎者都有一个经验，那就是：撒谎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圆谎”。就是怎样才能记住自己的谎言，直至将他变成“本能的谎话”。因为，只要撒谎者还没有将谎言变成本能或本能的一部分，一旦重复谎言，或经常重复谎言，就可能露出“破绽”，甚至露出“天机”。
1937年3月15日，中共为图存，曾第一次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了“四项保证”。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而且，根据“四项保证”的内容，这里提到的三民主义，应是孙文“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不是鲍罗廷制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好象将苏联顾问为他们制造的“新三民主义”暂时地忘却了。
所以，就在共产党刚刚做过第一次保证之后,1937年5月3日，毛泽东才会在“中囯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高亢的宣誓说：“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请大家注意，毛在这里为共产党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这个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不是连一个“民”字也没有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
1937年7月15日，因芦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中国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就要全面爆发，中囯共产党巴不得国民党赶快对外，不再对内，又第二次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上述的“四项保证”。由于“保证”未变，所以“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誓言也没有变，毛在上面提及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也没有变。所以：
1937年9月22日，即在中共刚刚做过第二次“保证”之后不久，中囯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复又高亢地宣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1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又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再一次高亢地宣誓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彼时，全面抗战虽然已经开打，但是，由于一方面是中共的“四项保证”刚刚重复作过，不好立即翻脸;另一方面，中共这个时候还仅仅有三两万人马，两三个县地盘，也还不敢马上翻脸。所以，在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抗日的决心时，他们说话还是较为小心，而不敢大胆妄为，更不敢马上就公开大撒其谎。
4、共产党改口称他们宣誓的是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然而，仅仅不到一个月，大概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自己“大意失荆州”，忘记了苏俄顾问和共产党早已为死去的孙中山制造过一个“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加上此时全面抗战已经打响，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正处在对日寇的奋勇抗击之中，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和上海“8.19”淞沪抗战正打得难分难解、血肉横飞，于是，毛泽东才会“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兴高彩烈地喝着红葡萄酒，大笑着”说道：“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到日本人那里去了!”(参阅《张国焘回忆录》)意思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已经不能奈何他们了，所以：
1937年10月25日，毛便在“与英国记者贝特朗的谈话”中，含混地改口说道：“……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请大家注意，时隔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毛泽东就已经悄然地将孙中山“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抛弃了，重新拾起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三大政策”为鲍罗廷“圆谎”。
但是，毛泽东还不敢来真的，还有些羞羞答答。因为，他还不敢说共产党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他甚至承认，这个“假的三民主义的纲领”还没有得到国民党和全国各党派的承认。因为，毛泽东知道，继续撒谎和撒大谎的时机，显然尚未成熟。
然而，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这个“时机”终于迅速地走向成熟了。1939年12月，当蒋介石“持久战”的战略已经实现，大中华民国的对日抗战已经转入艰苦万分的“相持阶段”;当“只有后方、没有前方”的中囯共产党(中共抗大校歌就是“到敌人后方去”)，在敌后已经拥有“游而不击，专图扩张”的50万农民“革命”军队时，这时，专心在窑洞中研究中国未来“共产建国”理论的毛泽东，终于在他的“光辉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囯共产党》这本小册子中明确宣称：“中囯共产党在1937年9月22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1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请大家注意，毛泽东终于彻底地“翻案”了，不仅“言之凿凿”地将他和他的党，在1937年曾两次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保证”过的，并且坚决地和高亢地宣誓过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誓言，及其所包含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孙文三民主义内容，彻底地抛弃了;而且，毛泽东还将前苏联顾问为他们制造的新三民主义即三大政策重新塞给了死去的孙中山，甚至为这个真正的连一个民字也没有的“假三民主义”冠上了革命的三个字，其言下之意，自然是指责孙中山原有的三民主义是“不革命”的了。
5、毛泽东终于攻击诬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假的、伪的、过时的、不革命的和资产阶级的
1940年1月，不过两个月之后，毛又在他的延安窑洞里为共产党将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专制国家，写作了他的又一篇“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毛在这部新著中先还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同上，第661页)。
为了要让谎言显得比真话还要真实，毛泽东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为死后的孙中山所制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塞给了死去的孙中山本人。毛的话等于是在说，“死后”的孙中山先生，因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才将他的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并重新树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毛就“伟大”在敢为死人编谎。虽然，毛在假惺惺地表扬孙中山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时，仍然没有忘记点明孙先生领导的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我前面说过，一旦说谎开了头，就煞不了尾，为了圆谎，就必须继续撒下去，直到将谎言变为赤裸裸的和公然的强词夺理，直至公然诬蔑。
为了将鲍罗廷为他们制造的新三民主义“合法化”，毛终于开始攻击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了。还是在这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无中生有地指称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同上，第650页)他还进一步地说：“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同上，第654页)
在这里，毛为了给鲍罗廷制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园谎，干脆造了一个更大的谎言，居然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时代，甚至公然指称，“1924年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是过了时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说，第一，1924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第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旧三民主义。
我不想说了，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一，中国大陆学者早已明确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原来，所谓“某些文章”，就是毛泽东的文章，是他的文章在子虚乌有地大撒其谎。难怪中国大陆的学者不敢“驳谎”。第二，姑不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无一字、无一句提到过所谓三大政策，更没有提出过什么“新三民主义”，全文讲的都是孙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且，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曾在广州连续讲了三个月的三民主义，还出版了他二十余万言的演讲录，其内容就是“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和“民生主义四讲”，同样无一字提到他还有一个“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更没有宣布他讲了二十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是过时的，是不革命的;他当然更没有说，要以“国民党一大”来作为他的“新、旧”两个三民主义的“分水岭”。
由于毛泽东的谎越撒越离谱，已经越来越收不了摊子，于是他干脆悍然不顾地要“弄假成真”、直至“去真存假”了。他说：“……这种新时期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假三民主义。”(同上，第650页)
至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毛泽东的嘴巴里，终于彻底地变成了假三民主义、伪三民主义。而苏联顾问为死后的孙中山先生所制造出来假的新三民主义，倒成了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了。
为了维护直至捍卫谎言，为彻底收回共产党在抗战开始时要“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的高亢誓言，在毫无言论自由的延安，毛泽东终于放开胆量无比蛮横地进一步宣称：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同上，第652-653页)
为了将谎言变成真理，为了划清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界限，更为了彻底地抛弃和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终于向死去的孙中山摊开了底牌，说明了共产党和孙中山在思想上从来就不是一路人，他说：“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同上，第649页)
毛泽东终于把话说绝了。毛泽东也终于把孙中山为之研究、宣传、奋斗了一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地埋葬在共产党无穷的谎言之中。
至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地攻击、诬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地吹捧苏联顾问为他们制造的新三民主义，并且欺骗至今，其根本原因则是，只要承认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建国思想：中国共产革命就无路可走，毛泽东要夺权打天下就毫无道理，中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党天下”就不可能实现……。就不说列宁早就指斥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是“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反动学说为基础”的呢!(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俄文版)。因为，自称“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1页，1968)，和他的中国马列子孙集团，是必须对马列的任何“最高指示”都要顶礼膜拜的，更是必须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惟有如此，才能做到“承认它，是为了打倒他”。
毛泽东从来就是这么说的，共产党至今也都是这么做的。
二、政治关系：孙中山要走向共和，共产党要复辟专制
孙中山和共产党的政治关系，包含着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革命关系，另一个内容就是建国关系。所谓革命关系，就是指，孙中山发动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由苏俄领导中囯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的共产革命，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孙中山于1912年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与共产党在1931年及1949年所篡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者是一个要走向共和的三民主义好中国，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后两个则是要在“外族敌国”的命令和指挥下，和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从分裂中国入手而篡立的“马列中国”，也是两个全面复辟了旧专制制度的假新中国。
1、孙中山领导的是要走向共和的中国国民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孙中山提倡和发动的中国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的总概念，或总名称。它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民族革命方面，对外反对东西方列强的欺凌和瓜分，追求民族的独立地位;对内推翻满清少数部族的贵族统治，追求满、汉和各民族间的平等。在民权方面，则志在推翻专制，结束帝制，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为了走向共和，而不是为了夺权专政”。在民生方面，则意在发展自由经济，节制资本经济，为民生幸福而奋斗。所以，他既包含了美国独立革命的民族意义，又包含了欧洲民主革命的内容，还创举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民生革命的旗帜。民国创建之初，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前，新中国-大中华民国，确实是在上述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的。对此，我在后面将会用事实予以说明。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一是推倒专制，建立共和，所以又称共和革命。二是在革命初造成功前，要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因为专制改良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而当专制势力卷土重来之时，则要坚定地反对“专制复辟”，因为专制复辟是要葬送共和民主的，是倒退，更是反动。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前，就曾明确地反对专制改良行径;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后，又坚定地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比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张勋复辟满清，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对此，她确实是无负于自身的使命的。特别是它反对专制复辟的坚定表现，才又使它同样地具有了欧洲各国共和革命的鲜明性质和特征。后来，它虽然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一样，遭遇了共产革命对他的进攻甚至遭遇失败，但是，它的前途却是十分的光明的。因为，共和必将胜利，共产已经败亡。共产党早就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嘛!
2、共产党遵俄命发动的是要复辟专制的世界共产革命
一个无须赘言的事实是，用马恩列斯和中囯共产党历任领袖的话来说，中囯共产党的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中国共产革命，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份。
这个革命在思想上，就是鼓吹暴力革命，宣扬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既要用暴力推翻共和，又要用暴力维护专政。同时要求以阶级性代替人性，进而用阶级性来消灭人性，并为此制造新的严酷等级来重新划分阶级，将“出身和血统”提高到了史所未有的地步。中共土贵族子弟不仅在文革中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可以任意宰杀、活活打死“成份不好或出身不好”的男女青壮、老幼妇孺，甚至是为他们“传导解惑”的老师，便是他的残酷表现。在欧洲，这是对十九世纪民主共和思想发展及其实践的一个彻底反动;在中国，则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之后，特别是辛亥共和革命之后的一个极端反动。至于共产党的一个小科长死了，“向马克思报到”去了，当地的党报上，都要刊登一条新闻，报导他生前享受“正科级”待遇，早已是人民所不耻的笑谈了。
这个革命在政治上，就是要消灭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推翻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建立一个由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永远实行专政的国家，即“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铁打江山”;实际上则是要推翻刚刚创建了共和制度，并开始艰难走向共和的崭新民主国家。列宁的俄国共产党推翻了由俄罗斯二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毛泽东的中囯共产党推翻了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的大中华民国，都是历史的明证。
这个革命在经济上，则是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为此，他们消灭资本家，屠杀地主;弘扬阿Q精神，煽动穷人造反;把杀人取货唤作革命，将抄家劫财当作儿戏;高喊“一大二公”，却在实际上，使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及其层层腐败统治集团，都曾拥有、或还在继续和疯狂地拥有着一个“独一无二和完美无缺”的血腥私有制。所谓“吃喝嫖赌都报销”，便是大陆人民对他们最富于形象的描述。
这个革命在文化上，首先号召“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也就是说，它要求各民族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政权，都要批判、否定自己的民族传统，并指责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封建文化，都在被打倒、被焚毁之列。其目的，就是要制造出一种以马列文化作为其文化基础的新的反民族文化。然后，则实行“独尊马列、杀尽百家”，以建立一个有“世界教廷”的“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国家。正因为如此，革命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后来则均要认前苏联为自己的祖国，并为了保卫他们的无产阶级祖国苏联，而疯狂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后面还会说到。
所以，我才会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论证，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世界共产革命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中国共产革命是对中国辛亥共和革命的彻底反动，毛泽东和共产党篡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复辟了专制制度，建立了极权统治，“认马列为祖宗、不认中华为祖先”的假中国和假新中国，即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和国家，而是马列党族的党族专制国家。这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性质和使命。
3、共产党指责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
理所当然的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关系，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关系。我们中国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说，只有存在着思想上的共识，才能相谋;若不存在思想上的共识，就不可能同道。由于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思想基础是进步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党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思想基础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共要受苏俄的命令，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建立一个从属于苏俄的共产党专制国家，他们就不可能不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只需中国的国民革命要朝着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方向发展并获得成功，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世仇大敌-新老沙皇的利益，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不符合共产主义革命一心要为所谓的“无产阶级”得到全世界-而进行的无休止的和残酷的阶级斗争道路。
为此，在中囯共产党的“共产革命辞典”里面，中共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史达林的旨意，在列宁和史达林的教导之下，虽然在谋略上曾着意混淆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革命在性质和使命上的根本区别，意在利用和诱变中国的国民革命，但在思想、理论和行动上，则从来都是指责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否定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和坚决要打倒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的。
毛泽东就曾在他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完全根据马克思对世界无知、对中国更无知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称：“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5页，1968)
然后，毛泽东便居心叵测地把1840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认定为“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且把“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都视为“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的革命，即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同上，第627页)
当毛泽东存心将已经结束二千年君主帝制、志在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即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发端”，与太平天国造反这一类意在“推翻旧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革命混为一谈之后，他终于不怀好意地说：“辛亥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然需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同上，第625页)
这是因为毛泽东根据列宁的“革命阶段论”，把中国近现代所出现的革命，分为先后两个部分：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在第一步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又分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便被毛泽东划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的这个划分，不仅把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推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物件地位，而且把孙中山正在领导的反复辟的中国国民革命，推到了必须被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代的地位。毛等于在宣布说，虽然孙中山的革命，现在还没有到被我们当成物件的时候，但现在就已经应该为我们所取代。
4、孙中山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却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因为不仅孙中山的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性质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而且，共产党早就指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早就指认孙中山的革命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推倒的革命，孙中山先生又怎么能够成为共产党的革命、即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呢?
正因为如此，辛亥之后的孙中山要继续领导反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中国国民革命，而共产党则要受俄命在中国发动世界共产革命;孙中山要继续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以捍卫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共产党却要受俄命一心要颠覆我们亚洲的第一共和国-大中华民国;孙中山要反对“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军阀及其复辟混战，决心北伐打倒军阀，共产党才会为受俄命发动共产革命，而反对北伐、利用北伐、破坏北伐，直至背叛北伐，彻底叛变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便在前苏联史达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建立认前苏联为祖国的苏维埃政权……如此，我们只能说，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领袖，绝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而共产党则是苏俄领导指挥的中国共产革命的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