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2月24日讯】从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子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往右转就进村了。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机、杂货店、还有从剃头到按摩等服务都提供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地连成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子驶过时扬起一片，让人无处可躲。
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在路边从容不迫地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地点上一根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全都裸着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居民，而是不远处那排“富力又一城”住宅高楼的建筑工人。这时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时刻，抽烟、喝茶、和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地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在门前，专心打着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地抖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地挂在悬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正筑起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可算是豆各庄中最庞大的建筑群了。它的规模隐藏在院墙与铁门里，只能看到两幢大约六、七层高的办公楼。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地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那里是否是被关押人员所住之处，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网络上流传着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夜里，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席间，他保持着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九天前税务部门突然造访“公盟”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完全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中国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这里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但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可能会一不小心就颠覆掉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却声称要用一款软体，保护那些上网的青年免受色情内容的伤害……
专制政权总是以消除社会力量为首要任务，不容许人民因相同的志向和兴趣而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会分散权力中心的权威。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清除时，这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国家力量无处不在，从你的工资单到卧室，从你出生一直到你死亡，还记得在情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吗？极权体制透过恐惧和欺骗，造就出孤立无援、丧失独立思考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又是一场场荒诞的群众悲剧的素材。
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迅速兴起，却没看到社会力量的成熟。只有在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中，才能培育出多元的价值观，让人们既能抵制强大的政治力量，又可防止沦为单向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当权者了解这些，因此登记一家非营利公益组织，要比登记一家公司要困难得多。这其中的涵义一目了然——我允许你赚钱，其他你就不要管太多。
但许志永和他的同志想多管一些，因为中国人早已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之中：经济进步没有带来普遍的福利，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结成新联盟，利益垄断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成功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更经常受到侵害……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列车轰然前进的同时，许多人从车上跌下，被巨轮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挤在上访途中，或是徒劳地等待希望，举着申冤的牌子默默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门前。媒体漠视他们的存在，因为媒体不但被意识形态控制，更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也很少关注到这些人，因为精英们要大谈的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无可避免的牺牲品。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对他们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过去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更何况是这些普通人。至于广大的公众，因为身边有太多不幸，所以更要拚命向上爬，以期得到些许的安全感……
许志永和他的同志们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透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一些希望。但他们想成立一家民间机构时，却因为没有政府部门愿意出面担任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它不得不注册为“北京公盟谘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公盟旗下的数十位律师几乎全部免费地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谘询，并以各种方式普及法律常识。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再到协助受三聚氰胺奶粉影响的家庭，他们很少用口号和理论表明姿态，而是以具体的行动推动增长公民权利，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增加希望。
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改善社会的机会，包括在体制内。许志永自从二〇〇三年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后，就不断利用他的新身分，揭露种种问题。他在某次演讲中提到，公盟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们要透过点点滴滴的努力，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他们在某些时刻成功了，在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得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团体——当他们为受害者寻求公正的同时，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当然也因此减少了。
许志永生于一九七三年，他的出生地似乎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河南民权县。两年前，我们因为一个青年组织而相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的成功者，投资银行家、出版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无一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许志永谈论的则是另一个世界，上访者、无奈的父母亲、被判冤狱的人——一个被人侮辱和损害的世界。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让我折服，他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曾经撇过头去，假装他们不存在。我们无节制地崇拜成功者，不追问他们为何成功，不愿为失败者稍做停留，去理解他们的困境。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暗藏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窒息感；这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永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成行动。
许志永在席间还试图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即使在分析这一切时，他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我想起了两年前和他的一次交谈，当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二〇〇八年的奥运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革。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会有所收敛，不同的民间组织都该利用此一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在这之前，一连串的事件都表明了弱势者经由网络的聚合与传播效应，可能与强势者进行一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而且胜负未定。
那如今呢？这些年来，我看到的却是政府权力借着重大的国家事件而增长——大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似乎每次挑战都必须借由扩张国家权力才能应对。赈灾只能由政府出面，伤亡名单是国家秘密，奥运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承担，最富有的是国家的中央企业，连年轻人都意识到公务员才是这个世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为有性格的线民，轻易地汇聚成一股“爱国主义”的洪流，而社会力量则困难重重，身分不清、财政吃紧、经常处于被收编的边缘。在意识形态死亡之后，党与政府早已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都会毫不留情地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许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仍是希望。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受毒奶粉所害的父母索赔，他探访京城的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地拘留过，这些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受难却失语的人寻求公正。或许，他在这一系列的个人际遇中，会感觉到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巨大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温暖、坚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蓟门桥道别。我记得他离去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其中有一句是：“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我没把这话太当真。我想，他们对许志永这位受到普遍关注的人物，会以更谨慎的方式对待，而不会下重手。何况，志永的方式是如此温和，公盟的方式不是批评——尽管批评很重要，也不是改良，当然更不会是对抗，而是建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区人大通过的……
但不到一周之后，就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七月二十九日清晨五点，社区保安看到他被四、五个人带走，不知去向……
二〇〇九年八月末，我再度见到志永。他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释，这次释放和捉捕一样，没有具体说明，很有可能是舆论压力的结果。这个经历丝毫没有影响他；相反地，他似乎更乐观了。既然尝过牢狱之灾，还有什么令人畏惧的？况且，获释本身也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在进步。
像以往一样，我们的交谈仍是表层的、事物性的、甚至有点玄怪。他说自己在看守所时，内心出奇的平静，满脑子都是宇宙的起源、时空变化的问题。我想探究他内心的软弱无助，还有他深切的焦虑、支持他的根本信念，但志永无意进入这种话题。我试着理解他的谈话——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强大乃至封闭的自我，他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或许我不是个好的交谈对象。在这层意义上，他单纯，却仍是个谜一般的朋友。
将近二年后，我再次见到志永，是在他的婚礼上。那郊外的庄园中的婚礼也是一次“异议人士”的聚会，维权律师、新闻记者、活动者济济一堂，当然还有几名“国宝”。我记得神色不定的滕彪，他似乎刚从一次迫害中走出不久，他与我交流时，带着明显的创伤痕迹。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和这些不算熟悉的朋友的关系，我赞叹他们的作为，却又知道自己难成为其中一员。我们都不满这个政权，都期待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是行动者，而且做出了个人巨大的牺牲；我是个旁观者与描述者，尽可能逃离不必要的麻烦、更别说迫害了。他们也让自己扎根在现实生活中，而我总像是无根浮萍，会欣赏与支持那些抽象的道德与正义，却躲开人群与冲突。对于他们，我总有一种因为无能、胆怯而带来的惭愧感。我记得，那场婚礼有一种动人的张力，是一种压力下的温柔。
又过了二年，二〇一三年的八月末，我听到志永又被拘压的消息，我竟没有半点惊讶，或是其他什么特别的感受。我又想起了二〇〇七年夏天，我们在五道口酒吧的那场长谈；彼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一年后的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而我们也将迎来自己的进步时代。但历史似乎证明，二〇〇八年竟成了中国停滞与倒退的转捩点。巨大的成功让共产党政权更加傲慢，以一种更尖锐的方式来对付像他这样的“异议者”。而且手段似乎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无所忌讳；从刘晓波到艾未未，这个政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爱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
也因此，许志永被监禁在家，进了看守所，他的组织被查封，这些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索多玛的臣民们会围着你、羞辱你、诅咒你，向你扔石头……在毁灭的大火与硫黄从天而降之前，他们愿意毁掉一切希望……”在志永被捕后不久，郭玉闪在一封公开信中如此写道。
在索多玛城中当一个“义人”固然不幸，但一个民主的雅典也未必通往光明的结果。他接着写道，“雅典也把苏格拉底和他的新公民运动送上审判席，判决苏格拉底该喝下毒酒受死。与索多玛不同，雅典是被祝福的城邦，然而雅典的公民们也不能忍受苏格拉底对他们美德的不停追问”。
郭玉闪和许志永的友情从十年前的北大就已开始了。十年来，这两个昔日一起喝酒、谈论理想和姑娘的青年已是中国公共生活中最令人瞩目的角色，都致力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成熟。郭玉闪也因“传知行研究所”的努力与在营救陈光诚行动中的表现赢得广泛关注。
郭玉闪的感慨出人意料，更流露出少见的悲观。我们认识不过半年，但我几乎一下子就被他身上那股巨大的能量、当然还有喋喋不休的言说征服了。在一次共同参加的座谈会上，他对刚刚上台的新领导人毫无期待，反而表明一种悲观——控制会日益加禁，红卫兵出身的这代人是不忌讳使用任何极端手段的。这论调与当时中国盛行的期望态度大为不同，大多人乐于相信在一个平庸的胡温时代结束后，新继任者会打破这个僵局。如今看来，这僵局的确开始打破，却是一种向下的姿态。新领导用一种新的强硬手段来控制社会。
我从未和许志永建立起亲密的朋友关系，与郭玉闪却有一见如故之感。我猜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放松感，他很少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某种道德优越感，也很少流露出因此而生的孤立与自怜。他还保有对知识、生活的强烈热情——从哈耶克的经济原理到杜甫的感时忧怀，他都能滔滔不绝。他也有一种自嘲精神，回忆起恋爱时光时，更能让我们笑翻在地。郭玉闪总给我这样的感觉，他因为对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都有充分理解，因此很难成为极端主义者，这意味着他有适度的圆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不止一次兴致勃勃地讲起他与“国宝”与片警的奇妙关系，由于被监视的时间太久了，他们早已彼此熟悉，甚至还卷入这些监视者的个人生活，为他们的子女上学出谋划策。郭玉闪也知道，官僚系统并非铁板一块，适度的合作可能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面对这样庞然的国家机器，他似乎从来没有卡夫卡笔下的K那样的焦灼，反而有一种好兵帅克式的戏谑。
在某些时候，我面对粗壮、健谈、永动机式的郭玉闪时，心中会生出另一种历史感，他让我想起我认识的那些七〇年代台湾的党外政治人物。这些人接受过现代教育，同时有一种扎根于土地的实在感，一种面对时代变幻的江湖气。我不知道这是否与郭玉闪的福建人身分有关，他的家乡曾是洪门的发源地，而且过去三十年来充斥着发财致富的野蛮故事。
但很可惜的，不管是郭玉闪、许志永还是他的其他同志，他们似乎找不到让能让自己真正扎根的土地。他们从河南、福建的小城来到北京，获取了现代知识，被一种正义感驱动，试图去纠正错误，但却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孤立。十年来，郭玉闪依靠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和媒体的支持、同志间的帮助，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得到了暂时的生存空间。相比于傲慢的国家权力，他们的声音与力量是那么地微小，尽管这微弱的声音与力量在某些时刻会被媒体放大出来。
两周前，我去探望郭玉闪，他的楼下整日停着一辆警车，他被限制自由行动。他在那个短暂的下午依旧兴致勃勃，但偶尔还是说出这样的话：“他们想要捻死我们真是太容易了。”这句话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感而发。就在几天前，许志永被捕，他的传知行研究所被查封，正如四年前公盟的命运。一贯老练如他，也不知道这次的风暴会有多么猛烈，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
索多玛与雅典的比喻让郭玉闪流露出少见的不确定性，这也让他的反抗具有另一种个人的美感。人类漫长的抗争历史，历来都是在这巨大的不确定与彷徨中进行的——人们明知自己的行动难以获胜，却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郭玉闪、许志永等人都太过孤立了，他们从未得到足够的社会共鸣，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响应。我们的时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像是叶芝所感慨的——最聪明的不承担责任，最有热情的却缺乏头脑。
又有一个人入狱了。我想起了郭玉闪曾有的感慨：“如果功权入狱，中国的『美丽岛阵营』就形成了。”玉闪一直对台湾的民主转型深感兴趣。在他心中，他与志永仍是异端，而他们的朋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王功权却是另一种角色。王功全不是个职业的异端，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国经济奇迹的甜头，他的旧识新知都是中国商界最活跃的人物，他也是个温和耐心之人。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不是干革命，我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我们的国家、民族在这重复的暴力更迭中损伤太惨烈了……”他也表达了某种困惑，“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为这个国家的良性变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评之声……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点事、说点什么都会被渲染。”这样有高尚情操、温和的手段的人物，如果仍不免遭此困境，这会惊醒沉睡的中国社会与精英群体吗？
王功权真的被捕了，但带来的震撼却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大。谁也不清楚这一事件是否会变成中国精英改变态度的分水岭，他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此审视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他们是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成功者，却是政治与道德上的侏儒。这个社会仍未准备为变革付出代价，搭顺风车仍是主要的社会心理。
我想起了在绿岛监狱参观时，那么多我熟悉的作家的名字都刻印在绿色的监牢门上；他们不是第一线的政治挑战者，却以作家的身分捍卫社会良知。我也扪心自问，或许要等到一群像我这样自认温和的批评者与旁观者都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主动接受得付出的个人代价时，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从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惊醒。我们也有可能依然只是仍进湖中的小石子，没有激起太多浪花，但至少我们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义务。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逃避这一切……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