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1月06日讯】假设，你是一名电车司机。你驾驶电车，高速行驶在轨道上，突然发现，电车的刹车失灵了。在你的正前方，轨道上有五名工人正在作业，如果电车按照原定的轨道行驶，五名工人将会丧身车轮下。这时，你发现前方有另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名工人。
现在，你有了两种选择：一：按照原定的轨道行驶，撞死五个人。二：改变路线，驶入岔道。撞死一人从而救活五个人。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他的公开课上虚构了上述道德命题。教授的命题，旨在揭示人类在虚拟的极端条件下的道德困局。这样的学术命题，可以商榷，可以探究，也可以“见仁见智”。
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三种选择，即：
你是一个电车司机，在电车即将撞死五人，或者撞死一人的情况下，你发现前方有另一条岔道，这第三条轨道上没有人甚至没有任何生物，而你，可以安全的拐进这条轨道上，你应该如何选择？
——争论停止了，题目简单化了。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既然能不伤人，当然选择第三条道路——毫无疑义。
现在，我们把这个命题再简化一下：如果在你的前方，一条轨道上有3000多万人，第二条轨道上五个人，而第三条岔道上没有人——选择的代价还是有一点的：如果驶入这第二、或第三条轨道，司机的脸，会遭受轻微的擦伤（不会流血也不会留疤，暂时会难看一阵子）
你该如何选择？
当然是选择第三条没有人的轨道了——这也叫问题吗？
是的，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
1959年，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恶果初步显现，严峻的粮食危机摆在新政权的面前。在这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初定的议题是：“反冒进”，即纠正极左的错误倾向。然而，彭德怀的一封上书，触犯龙颜，反冒进即刻转舵为“反‘反冒进’”。彭德怀等人被打倒，左风不但未得纠正，反而变本加厉。今天我们知道，60年代初的所谓的“大饥荒”，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没有苏联“逼债”，相反的，世界各国曾经试图伸出援手——这是当年摆在“伟大领袖”面前的道德难题：是选择压死彭德怀等少数人、或不压死人——还是，保住自己的脸面，不惜压死千万人？领袖的选择是：第一条轨道——他断然拒绝了所有外援，提前偿还苏联债务，而且在这一时期，大量的粮食出口，甚至无偿援助其他国家。这样做的后果是，亿万国民挣扎在饥谨中，3000多万人饿死。
领袖的面子保住了，这张脸红润如初，光洁如初。而且至今，还有人在这张脸上涂抹脂粉......
1991年，解秘的苏联克格勃档案显示，在斯大林主政时期，无辜死难的苏联公民人数，达4100万人。其中，为了掩盖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被灭口处决的克格勃特工，竟达2万多人。
即使在20世纪的70年代后期，在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组织，屠杀了200万——300万人。而柬埔寨的人口总数，只有700万。
能不能不杀人，或者少杀人，或者，少杀无辜的人？“伟大领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不能。
20世纪的极圈主义实践里，权势巨头们缔造了高大的权力神坛，拱卫在权力神坛旁边的，是圣洁无暇的道德理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个人服从集体，为人类的解放而献身”……神圣的理想总能够唤起狂热和激情，只是，当激情冷却，人们惊讶的发现，在高大的权力神坛里，道德的底线已经失守，基本的人性已经泯灭。当权力的神坛倒下时，人们幡然醒悟：在几十年的生存挣扎里，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破解高端的道德困局，而是寻找最基本的文明常识……
这类人造的两难悖论，最典型的，莫过于流行多年的“摸石头过河”。这一理论潜在的难题是：你是要摸着石头、循序渐进的安全过河，还是要激进的淌水淹死在河里？这样的争论热火朝天，激荡得水花四溅——旁边不远处，是人类现代化的、安全、迅捷、顺畅的康庄大桥。
为了阻宕中国改革的进程，权势集团和御用学者炮制了诸多的两难困局，他们说：苏联解体了，苏联成了“三流国家”；东欧政改了，东欧变成了“地狱”；伊拉克自由了，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难”；利比亚的腐败独裁政权垮台了，利比亚人民“损失巨大”——你是要动荡混乱的民主，还是要和平稳定的腐败？
去你妈的！我不要乱像丛生的民主，也不要稳定的腐败专制，我要稳定的和平的民主与廉洁。它不但能够实现，而且它已经实现了，就在我们身边——同文同种的台湾，实现了和平稳定的社会转型，建立了有序廉洁，而且是真正稳定的民主体制。
这是新时期，海峡另一边的中国人做出的第三种选择。这一选择是无法掩盖的，也将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