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01日讯】2013年的1月13号，日本时事通讯社发表了一篇名为“大学生发行教科书”的新闻报道，讲述了大阪市立大学工学部21岁的大学生山下明，在给工业高中的高中生们上课时，感觉高中用的工业教科书内容过于啰嗦繁琐，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易懂好用的教科书。
山下明于2010年春开始执笔编写，同年10月按日本政府规定申请教科书审定，并在接受审定过程中经多处修改订正后，于2012年1月收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合格通知，成为拥有教科书发行资格的独立个人。
独立的个人怎么可以发行教科书呢？这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有关。
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及选择使用制度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目前采取的是民间编写发行、文部科学大臣审核否决的审定制度。具体操作流程是：民间出版社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编写教科书，然后提交给文部科学省所属的“教科用图书检定调查审议会”进行调查审核。所谓“学习指导要领”，类似中国的“教育大纲”。而“教科用图书检定调查审议会”成员，由文部科学省的教科书调查官与专门委员，以及大学教授，小、中、高等学校的老师中选任的临时委员组成。审议会将调查审核的最终结果提交给文部科学大臣，以此决定是否合格。审定合格的教科书，即可投入印刷发行。
日本教科书的审定以4年为一个周期，现在经文部科学大臣认定合格、拥有教科书编著发行权的主要出版社有44家。而对各类出版社编著的教科书进行选择使用，公立学校由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决定，私立学校则由各个学校自行决定。
因此，根据这样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文部科学省的教科书课认为：既然一般的民间出版社可以编写教科书，那么一般的个人当然也可以编写。
在日本，个人编写教科书的例子并不多见，山下明无疑是比较特别的事例。但从中可以获得的一条信息是：在日本，无论民间出版社还是独立的个人，只要愿意编写教科书，谁都可以编写。编写完成后只要能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合格认定，就可以投入出版使用——当然，前提是必须有学校愿意选用你的教科书。否则，教科书的编写和印刷，就成了费脑又费时的赔本生意。
日本各类教科书对日军侵华的不同描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国内上学时，就听到国内的媒体在严厉批判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写成“进出中国”……这是学生时代的我，第一次听说日本右翼，并对它留下了恶劣印象，因为它“篡改历史，企图复辟军国主义”。因此，当我在日本定居并有了家庭之后，对自己在日本公立小学就读的孩子将如何接受日本的历史教育，便格外关注。
日本现在实行小学6年、初中3年，共9年的免费义务教育。而日本小学的历史教育，是从六年级开始的，属于社会课的一部分。小学历史教育的重点是让孩子们记住日本的历史人物，而中学则以世界史为背景、以日本史为中心；到了高中，历史教育就被细分为“世界史”和“日本史”两门课了。
我家小学生2013年4月开始上小学六年级，学校选用的是“教育出版”发行的《小学社会》（2010年3月10日审定合格，2013年1月20日发行），这是一本由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多所日本名校的大学教授，及多所小学校长等共41名教育界人士共同编写的教科书。为方便小学生阅读，这本共146页的教科书不仅文字比一般书籍要大一号，而且每页都配有相关的资料图片。其中有以图文形式介绍日军侵华战争的，在反映该内容的书页上方，配有两张图片：一张是正在攻占上海街道的日军照片，另一张则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舰队的照片。图片下方，对1937年8月和12月日军攻占上海与南京，作了这样的描述：
战争于1937年（昭和12年）8月在上海、12月在南京，蔓延至中国各地。不断扩张的市区枪战，导致许多居民遇难。面对日本军的侵略，中国人进行了激烈抵抗，令投入了100万兵力的日军战争因此延长。
同一页中，对“南京大屠杀”作了这样的介绍：
南京事件：在南京，日本军夺走了俘虏士兵和许多居民的生命，这件事，当时日本国内的国民们没有被告知，之后，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谴责。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本教科书中将“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对于“南京大屠杀”，在日文中有好几种称呼：“南京事件”、“南京虐杀”或“南京大虐杀”。“南京大屠杀”虽然是日本政府公开承认的历史事实，但对于受害者人数，在日本一直存在种种争议，因此，各出版社编写者从自身的历史认识与立场出发，所使用的称呼也不一样。
又如2012年度日本高中生用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B》（“桐原书店”出版）第362页，在介绍“二个世界大战与日本”时，对日军1937年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作了这样的注释：
当时（日军）肆意掠夺、放火、施暴，在沦陷一个多月的南京市内，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普通市民和俘虏，共计人数约有20万人的屠杀（南京大屠杀事件）。为此遭到国际性谴责，中国国民的抗战意识更为高涨。
而同为面向高中生的历史教材，“山川出版社”编写的《新日本史B》，在347页对“南京大屠杀”的介绍，与“桐原书店”又有所不同：
日本投入大量军力，于1937年底占领首都南京。当时，日本军杀害了包括中国俘虏及普通中国人在内至少数万人以上，为此遭到国际性谴责（南京大屠杀）。日本自明治以来，就以成为列强一员为目标，并以此为规范朝着近代化发展。但是南京大屠杀，在1930年之后狭隘的日本主义抬头之中，显示了日本本身巨大的变质。
此外，教科书发行量一直位居榜首的“东京书籍”出版的中学教科书中，也多次出现“日本的中国侵略”字样，并对南京大屠杀作了这样的介绍：
战火从华北扩大到了华中，同年末日军占领了首都南京，在此过程中，杀害了大量的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中国人（南京事件）。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迁都汉口，后又迁往重庆，继续对抗日本。
最后，再看看一直饱受争议与谴责的日本右翼教科书。下面是“扶桑社”2006年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市贩版》与2011年育鹏社（育鹏社是“扶桑社”的子公司——笔者注）出版的《新日本历史》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
当时，因日本军而令众多的中国军民出现了死伤者。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实际牺牲者人数，在资料上出现的疑点和各种各样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不休。
与其他出版社相比，可看出右翼倾向的“扶桑社”和“育鹏社”对“南京大屠杀”极为轻描淡写。尽管如此，这两家出版社也无法在教科书上否认“南京大屠杀”，因为这是日本政府公开承认的历史，若公开否认，就会无法通过文部科学省的教科书审定。因此，“扶桑社”和“育鹏社”只能用“实际牺牲者人数，在资料上出现的疑点和各种各样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不休”一笔带过，打打擦边球。
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及日本国内的反对意见
“扶桑社”、“育鹏社”等右翼倾向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不仅遭到中韩等周边国家的谴责，也遭到了日本教育现场的老师、PTA（即家长—教师协会，是一个家长与老师的联合组织）、历史学者、司法界、市民团体以及左翼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这些团体认为这几家出版社“对于历史和宪法的认识过于片面”，多次联名紧急呼吁，要求各学校和教育委员会不要采用这些出版社的教科书，绝不能将“被歪曲了的历史教科书”发放到学生手中。
2001年，“扶桑社”出版发行的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仅为0.039%，2005年的采用率为0.4%。2007年，因为教科书编委会的内部纠纷，“扶桑社”将教科书出版事业全部移交给了子公司“育鹏社”。2012年“育鹏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为3.7%。而同年中学历史教科书采用率最高的出版社，分别是前文介绍过的“东京书籍”（采用率为52.8%）和“教育出版”（采用率为14.6%）。
尽管“育鹏社”的采用率至今只占到3.7%，但与它的前任“扶桑社”相比，采用率明显每年都在上升，这无疑引起右翼教科书反对者的注意。日本有一个名为“孩子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的团体，是由日本最主要的7家教科书出版社及教科书执笔者、出版劳动组合联合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联合组织的。2012年4月，该团体共54名学者和学校老师共同编写了名为《如何阅读育鹏社的教科书》的历史教学辅助资料，十分详细地将“育鹏社”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认为是片面、歪曲或有疑点的地方一一列出，并针对列出的问题一一提出自己的见解。
例如，在《如何阅读育鹏社的教科书》第61页，该书执笔者针对“育鹏社”在历史教科书中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称为“支那事变”（日本一般称为“日中战争”），提出了如下见解：“‘支那’，是战争中日本国民带有差别和歧视的称呼。使用育鹏社教科书的学生，以后跟中国人谈起日中战争（中国称抗日战争）时，如果使用‘支那事变’的说法，那么这个学生一定会刺伤中国人的心。”
看到这儿，可能国内的读者们会想：既然日本右翼教科书有混淆历史之嫌，还在书中使用“支那”这样的歧视语言，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封杀它？为什么日本文部省还通过其教科书审定？这儿我想借用一位日本大学教授的话来作为回答。这位教授是坚定的日本左翼，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日本右翼的死对头，尽管如此，这位教授却告诉我说：“日本作为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宪法应该保护每一位日本国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尽管我和右翼的立场完全相反，但我也不会支持政府封杀右翼，不会支持政府禁止右翼出版教科书。日本政府如果这么做，那就是政府在违法。”
日本宪法第21条是“表现的自由”。所谓“表现的自由”，是指个人可使用报道、出版、广播、电影等各种媒体手段，向外部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见、主张和情感。“表现的自由”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受到日本宪法的保护。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并不仅仅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包括持种种不同观点的人士，也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此外，就像人的思想不可能统一一样，对历史认识，实际上也无法统一口径。对日本各家出版社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的不同表述，有一种认识是：多样化、多观点的教科书，可以为学生们提供多角度的视野与思考。但是，如何从众多的历史观点和庞大的历史资料中，筛选出最靠近历史事实的“真实”，编写成教科书，教育下一代，所需要的还不仅仅只是“表现的自由”的宪法保护，还应该有历史学者的诚实与教育工作者的良心。因为历史不应该为政治服务，却应该对未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