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3月14日讯】题记：在我走红的时候也曾是颐指气使、威风八面的判官，对同志冷酷无情，在批斗会上总是一马当先。因此“组织”上对我十分器重，老夸我立场坚定，政治觉悟高。在60年前那场“三反”（反贪污、反受贿、反浪费）运动中，我对“贪污分子”从不手软，但抓出来的“老虎”都是些徦老虎。
在成都市茶叶业“五反运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后，中共市委从市节俭会抽调出一支少数几个人的精兵部队，由我带队到成都市税务局去逮“大老虎”。行前，领导向我们布置工作任务说：市税局是和资本家打交道的机关，干部有一半是留用人员，有很多是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贪污分子，因此他们是运动的重中之重，有很多“老虎”，调你们去就是揪出“大老虎”。
在我们去前，市税局就揪了一个姓邱的“大老虎”，贪污数额高达六十多亿（旧币，相当于人民币六十多万元）。
市税务局在提督街，下辖八个分局50多个稽征组，此时已基本不办公，人员集中在鼓楼街一处大院子里学习。每天吃饭集合都要唱一首“打老虎”的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摆眼前：一条活路一条死路，由你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生想一想，到底怎么办？奉劝你走光明大道，赶快交待，赶快低头，立功赎罪，坦白从宽……”
全局人员分编为12个小组，吃住一起，行动统一，大门有卫兵守护，外出得有门条。表面上是学习，实际是集训追查问题。每天从早到晚依次逐个检查交待，然后由大家帮助分析找问题，再根据各人的检查交待由局“打虎办”确定追查对象。
我编在第七组，这个组共有16名组员，有12人是留用人员（国民党时代的税工），他们精通业务，曾是各基层单位的股长或稽征组长，直接和工商业主打交道，均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另外一人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大家叫他老耿。老耿没有文化，几十年不是当亊务长，便是当伙夫头，来成都后安排在市税务局后当总务，负责操办伙食。俗话說“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因此也作为怀疑对象编入这个小组。但领导却再三向我交待，老耿的问题靠他自我提高，不能追打。除此，我和另外两人是“打虎手”。根据市委的估计，大小贪污犯不下六十人，应占市税局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大老虎”要占一半。按此推算，我们這个十三人的学习小组，至少有六个“老虎”。任务真够大！
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十六字的工作方法：“大胆怀疑，找出重点，抓住老虎，穷追不舍”。作法是先学习中央和省市文件，然后对照检查，大家帮助分析批判，人人过关提高。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姓王的小税官，他原是三分局地税科科长，是个老实巴焦的二杆子，有天生的表现欲。在一次自我检查中，他说：“感谢党和毛主席及时开展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不然我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接着，他举了个例子，有个电器行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行为，被我发现后立即抓住不放。这个资本家很狡猾，先是认罪认错，痛哭流涕地骂自己。后来却非得请我吃饭，叫我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其实他在表功，想显示自己能力强，革命立场坚定。我们却认为他，是不经意地暴露了问题。立即抓住他空隙，穷追猛打不放。我不动声色地，笑笑问：“你去了吗？”
他眉毛一扬，嘿嘿一笑道：“去了，当然去了。怕什么，吃就吃。我心里想，吃了你的饭，该罚的照罚……”
“不对吧，”一位同我调来的打虎队员，岔断道：“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你怎么还会罚人家呢？这太不合乎道理了吧？”
“罚啦”他得意洋洋，还用竹棍剔着牙。
“罚了多少？”我跟上一句。
“两百万（指旧币，一万元折合现人民一元，即200元）。”他笑着伸出两个指头。
“应该罚多少呢，不只两百万吧？他那么大一个电器行，一月进出业务几十亿，就是偷一个亿的税，也该罚二千万啊！你才罚他两百万，这顿饭的代价未免太昂贵了吧？”另一位打虎队员分析道。
他语塞，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似乎发现自已钻进了个自编自织的套子，出不来了。我趁势进逼说：“王同志，态度是真诚的，思想动机是好的，能主动检查出自己的问题是进步的，是靠拢组织的表现，我们表示欢迎。但是，看得出你还有顾虑，想留一手。我们希望你拿出勇气来，一定要脱光裤子割尾巴，才能轻装上阵。”
于是，大家跟着我的调子，你一句，他一句，分析批判起来，积极引向纵深。在猛烈炮火的围攻下，他节节败退，逐步走上不能自圆其说的绝境。开始承认，他不仅吃了饭，还接受资本家送的烟和酒。大家又帮他分析提高，既然收了礼，没有不收钱的道理。我便进一步动员他坦白交待，立功受奖，相信领导，靠扰组织，不要有任何顾虑。分析批判到晚上，他终于承认从资本家手里接过八万元的红包（ 那时我们供给制干部每月是一万二千元人民币，处局长是五万元人民币）。
猎物出现，我甚为高兴，立即向领导汇报。领导研究后指示：这仅仅是开始，他决不是几万元的问题，是几十万几百万、上亿的问题，要集中力量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根据领导的布置，我们集中力量，马不停蹄，日夜追击。采取以逸待劳，分成三个小班，用“车轮战术”对付他。并一再向他交待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引和诱的策略与强打猛攻、双管斉下手段的重击下，他从八万元的红包，节节上升八十万、八百万、八千万、八个亿、八十个亿，成了全局全市打出的一只最大的“大老虎”，很快隔离单关。
我所在的组一共揪出大小“老虎”七只，在整个“打虎队”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局领导的表扬。我对自己的诱骗行为，一点不感到脸红，反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在忠实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做着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事情，对揪出的“大老虎”毫不怀疑他们的虚假性，不是变相的逼供信，是他们主动的坦白交待。当时，市税局关押的“大老虎”有十七八个之多，這些人全关在机关后一排的小房子里，日亱有人监守，吃钣解便才准外出。个个篷头姤面像叫化子，走路躬背弯腰，一付惨分兮祥子。其中还有一位是我姐姐“姻亲姊妹”的丈夫唐先生，他是大学生，解放前就在市税局作课长，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精神极了！现在倒楣透顶，关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天天反省，天天交待，一身脏臭，人不人鬼不鬼，不敢正面看我一眼，我也不正面看他，相互就像不认识。我心里在想：“这个人怎么也成了‘大老虎’？”
一个晚上，老耿没事和我闲聊，他一边叭哒叹哒吸着北方特有的旱烟杆，问我:“小黄，老虎揪得差不多了吧?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不要再追下去了。人呀，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铙人处且铙人。”
我迷惘地望着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听他继续說：“這十几年我看得多了，从延安整风到大生产，只要政治运动一来，那次不揪十个八个，可运动一结束，大家又一锅吃饭了。小伙子，你才跨进这个门坎，今后的路还长啊!”
我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不敢回顶他，别人是老八路啊！我想了一下，便岔开这亊，问：“过去說的大生产运动，是不是开垦南泥湾?”
他一下来劲了，满脸红光，精神显得异常兴奋，说：“可热闹了，白天开荒，晚上纳军鞋，我老耿有的是力气，手又巧，得过全师模范。”
我又问：“粮食收得多吗？水稻还是小麦”
他愣愣说：“什么水稻、小麦，那是个屙屎不生蛆的地方，根本长不出庄稼.全种的是鸦片。”
我瞪双大眼晴，惊得说不出话來：“那不是犯法吗？”
他哈哈地笑起来說：“闹革命，干什么都不犯法。小伙子，你知道不-——”，他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一亩地种粮食，收三百斤棒子顶上天，可一亩地种上鸦片，就能换回一百亩地产的粮食，那可是黄金啊!把鸦片换成钱，买布料、药品、枪枝弹药，闹革命呀，管它干什么，只要有利。”
我哑了，心里在问：“南泥湾竟然是种鸦片的地方吗？這不是坑人害人么？”不过我从不敢向任何人说起這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几十年从不间断问自己：“南泥湾是种鸦片的地方吗？”现在无数人和无材料已证实，南泥湾就是种鸦牙的地方。
“三反”最后一个阶段是退赃，谁知成了大问题，那些打出的大小“老虎”，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无论怎样逼也逼不出。于是，自杀亊件成了运动的主軸戏。
有天，一个山东汉子、原六分局稽征所的张姓所长，被打成“老虎”后，爱人向他提出离婚，加之来去有人跟着，没点自由，覚得很没面子。那天吃午饭，趁跟他的人不注意，悄悄跑进厨房，抓起一把锋利无比的莱刀，就像吹口琴样，对着喉咙來去抹，顿时鲜红的血，喷了几公尺远，吓得饭堂里的人鸡飞狗跳。另一个是姓苏的女税工，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打成“老虎”后退不出赃，一个晚上借大家熟睡之机，用根绳子吊死在梁上。还有一个姓陈的年轻姑娘，也跳在井里淹死了。所幸运动很快结束，好些问题不了了之，不然还会屈死多少人哩！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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