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这一词汇的出现，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文中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谓：富贵不能使他的心性惑乱，贫贱不能使他的节操改变，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丈夫。因此“大丈夫”是有品德、有志气、有作为的男子汉的美称，并不是每个男人，都配称得起。
自此之后，人们多用“大丈夫”去赞叹那些具有阳刚之气，敢于有大作为、敢于有大担当的男子汉，或者借“大丈夫”去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例如：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当记述刘邦在秦都咸阳见到秦始皇出巡的车驾仪仗时，喟然叹息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在《淮阴侯列传》中，当韩信奏请封自己为“假王”时，刘邦不愿意，亏得张良等人踩他的脚、暗示要他同意时，他马上改口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又见《后汉书》，名将马援曾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赵典也表示：“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意思是：堂堂男子汉，要象雄鹰那样奋飞有为，哪里可以退缩潜藏而无所作为呢？陈蕃面对宦官乱党的专权，曾慨然表示说：“大丈夫当为国扫除天下，岂徒室中乎？”即是不要只顾个人小事，而应为定国安邦的大业作出贡献，不可只顾恋自己的一个家庭。
在历代史籍中，“大丈夫”三字，屡见不鲜，如《晋书•石勒载记》有云：“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南史•王僧达传》说：“大丈夫宁当玉碎，安可没没求活！”意谓：为正义而宁愿牺牲自己，怎能为了活命，而无所作为呢？唐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也有“大丈夫必有四方志”之句；清王夫之《宋元学案》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效；论万世，不论一生。”《薛文清公从政录》亦云：“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在古诗词中，有关借用“大丈夫”立身行事，以抒发情怀的，颇为不少。如三国魏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唐杨炯《出塞》：“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白居易《新制布裘》：“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宋苏舜钦《水调歌头》：“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凡此种种，多不胜数。
综上所述，可见 “大丈夫”一词，是只属于立壮志、怀公心、明是非、勇践行于天地正气的、响当当的好儿郎，是光明磊落、不畏艰险，捍卫真理和视死如归的男子汉。他们为了祖国大业和民族利益，为了维护正义与和平，敢于赴汤蹈火，血溅沙场。即使是到了桑榆之年，他们仍然象夕阳那样金霞满天。象北斗那样斗柄回寅。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中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写道：“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陆游不仅说自己“心如老骥赴千里” (《赴成都》)，甚至喊出：“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的呼声，表示即使在九泉之下，也要抗击外敌，收复旧山河。大丈夫的品德何其纯正高尚，大丈夫的气概何其光明磊落。正是这种大丈夫精神，铸造出我们中华民族的巍峨长城，并且永远激励着后代，不断地做出一桩桩、一件件、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丰功伟业。
“大丈夫”一词，彪炳千秋，风华万代！永远激励着华夏子孙，去挺身昂首，仗义执信；驱邪扶真善，镇妖除赤魔；铁肩担道义，妙手搯蛇虮；唤醒世人，震新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