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到上海后，就与鲁迅取得联系。鲁迅与母亲、原配本来住在北京，因与学生许广平的奸情，于一九二七年起定居上海。 鲁迅在上海与内山完造和冯雪峰等中外红色卧底关系密切。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冯雪峰也象被鲁迅骂过的“四条汉子”一样遭到迫害。冯雪峰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交代”材料中，为史沫特莱在上海的红色劣迹，提供了如下佐证：“从三零年起她对当时左翼文学运动有过一些帮助，她对鲁迅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当时都相信她，现在我也认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觉得她当时对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确实有高度热情的，她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一些通讯报导和文章，在国际上起过相当影响的宣传作用。
三零年时，我好象听说过，她同共产国际有秘密联系。因此，对于她当时在上海的关系的复杂和来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闻的。例如，她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认识很多，在中国文艺界则同林语堂等人也接近和来往。我们都认为这是她为了工作和为了掩护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还是很少。但同鲁迅及当时左联有关的几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鲁迅五十年寿辰（当时左联是作为一个运动举行的）就是她设法借荷兰菜馆而开成的。当时鲁迅的活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等情况，她曾竭力介绍和宣传到外国去。
一九三六年初，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是她设法送到陕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鲁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庆龄请了当时认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专科医生（美国人），去给鲁迅诊视。
史沫特莱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陕北去，是从华北方面进去的，没有经过上海方面的介绍。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在延安见到过她。
我听张闻天说，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窑堡，在我动身到上海前个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冯雪峰也证实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红色间谍积极宣传鲁迅，传播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的作品。共党利用鲁迅从思想上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反道德反人性的共产主义开辟通道，打下根基。因此，“欺骗高手”史沫特莱会宣称：“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零年前后，鲁迅参与翻译共产国际在民国推出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其中包括“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艺政策”，对此梁实秋当时评论说，“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我们看看，当然是不为无益，不过这样的一本书也要挂上‘科学的艺术论’的招牌，这就不免带有夸大的宣传的意味。译者并未述明他自己对于这个‘文艺政策’的态度，我们也无须加以推测，但是我们若对这书的内容稍加思索，便可发现目前中国所谓的‘普罗文学’‘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颇多与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国目前的‘普罗作家’‘左翼作家’是与俄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恐怕还是一般人把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当作文艺的圣旨，从而发挥赞扬罢？如果鲁迅先生硬译的这一部书，事实上的效果不是供给一般注意文学的人作参考，而是供给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纯正文艺理论，那么，这一部硬译的书于现在的中国，未必是有益罢？并且以鲁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译笔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罢？”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党内讧，借刀杀了“左联”的五位成员后，史沫特莱将鲁迅所写的《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共产党刊物《新群众》上发表，误导和欺骗了不少读者。被鲁迅们吹捧的“左联五烈士”实为鼓吹暴力的劣士。对此《黄花岗》季刊主编高尔品（辛灏年）有专文论述《所谓左联五烈士》。辛先生为了抗议六四屠杀，辞去一切职务和头衔；九十年代中期，为了不写假话，论证《谁是新中国》，流亡美国。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莱到苏联十个月，这期间她将新旧宣传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象鲁迅一样“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目的就是误导读者投入共产恐怖主义运动。一九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莱经美国重回中国，在鲁迅家里寄居一年。
鲁迅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到：“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归。”
史沫特莱则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的红色刊物《文学》月刊上发表《追念鲁迅》，描述了鲁迅的五十岁寿辰，情况与鲁迅的自述区别很大。鉴于《鲁迅日记》也没透露多少与许广平的奸情就足以知道鲁迅的日记并非真实生活的记录，所以，史沫特莱的回忆可能夸张，但比较翔实。因为，冯雪峰佐证了“左联”由史沫特莱出面借鲁迅生日搞红色聚会。鲁迅不必从下午聚会开始就到场。史沫特莱称生日活动人数不下两百人，可能夸大，但她的描述证明这个活动如冯雪峰所说不仅仅只是给鲁迅祝寿。史沫特莱还说那是她第一次会见鲁迅，但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可以确认是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吹捧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虽然鲁迅是个赞颂苏共“把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像粪一般抛掉”的“小人之尤”（苏雪林语）！。因为史沫特莱自己缺乏教养，所以，鲁迅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毕竟人以群分，鲁迅象史沫特莱一样与正统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人品和作品都缺乏诚信和善心。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发表在另一红色刊物《中流》半月刊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莱，“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而帮助鲁迅刊印珂勒惠支版画的则是上面提到的另一名共产国际女间谍维尔纳。
无论是《追念鲁迅》，还是《死》都透露，鲁迅与史沫特莱互相唱和，一起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思想通道。《死》发表一个月后，鲁迅病逝。
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承认，他与领导“救国会”的沈钧儒们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那时共产国际的阴谋是借抗日救国的名义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鲁迅的葬礼被共产势力借用来向国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国”，也即停止剿共。所以，自己承认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居然被共产国际成员哄抬成中国的“民族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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