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青天”是中国古代民众对基层政府官员的美誉，这两个称呼反映了中国古代基层政府“政法合一”的特点，表明了行政和司法是古代基层官员的两项最重要的工作。
在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古代，一身兼两职的古代官员的行政工作主要集中于夏秋两季的征粮收税，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断狱上，因此有人说“讼狱乃居官之首务”。
虽然中国古代传统提倡的是“息讼省刑”，但是古代青天们的审判任务相当繁忙，远超乎今人的想像。通常，明清时期，州县长官每年处理的案件在千数以上。譬如，山东的邱县（今属河北）知县张琦在一年多的时间审结了2000多件，被《清史稿》称为“能干”。湖南宁远县知县汪辉祖自己统计，10天之中，他要用7天来审判，两天催征，一天处理公文。清朝根据冲、繁、疲、难这四项标准来划分政务的难易程度，其中“难”指“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而当时全国州县符合这一标准的接近50％，可见案件多在古代是中国基层政府面临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
一年审一两千件案件能算多吗，今天，全国法院一年审结的案件近800万件，平均每个县审理的案件有两千六七百件，最多的北京市朝阳区高达5万多件。可是要注意一点，今天的法院有多名法官办案，一名法官一年办过一两百件就算多的了，可是在古代，越往现今走，司法人员越发精简，职责却越发要求事必躬亲。譬如，在唐代，负责审判工作的司法佐有2至6人，下面还有从事文书工作的司法史6至10人，县令只管坐堂裁判。到了明清，知县的辅助官仅剩县丞、主簿和典史，在职责上却“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也就是说勘验要亲临现场，检尸要动手填表，审案要亲自审问，裁判要自己起草、宣判。这样一来，古代法官的工作量就要高于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位法官，堪称“劳模”了。
如此繁重的工作量对能力一般的官员自然是“苦不堪言”，不过却为才能出众之人提供了舞台。唐代名相狄仁杰曾长期作司法官，史书记载狄仁杰“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可以说创造了中国法制史上审案又快又好的最高纪录。
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狄公的雄才大略，不过他们也有应对之策。首先，明清法律上有规定，官员不是有讼必理，收到民众的诉状后“批词”，先要决定是否受理。决定的标准既有法律，也可视所告之事是否合情合理，这样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就大了。实际上，“究之实迹真情，十无一二”，换言之，收到的诉状只有十之一二会受理，绝大部分批驳完事。其次，当时人们为了民事纠纷告状许多时候是要为在纠纷中争取主动，因此官员受理案件后并不急于审理，等待民间自行调解，然后向官府呈递“息词”，案件便算“登出”。还有就是经济措施，虽然古代打官司不收诉讼费，但是当事人给书吏、衙役等的陋规常例必不可少。有的地方的惯例是，只要有官司，无论胜败，这笔钱一律由原、被告双方平摊，如此一来，人们心痛钱财，“一时之忿，缓则渐消。或经居间劝处，遂不成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