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
章诒和的回忆录被中共禁止，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从中初步了解共产党与沈钧儒等人的关系。从相关史料中不难断定凡被中共称为君子者，均小人也。沈钧儒不幸就是“七君子”之一。与别的伪君子不同的是，沈钧儒只共了别人的产，没与他人共妻。沈钧儒的履历上只有一妻，一九三四年就去世，那年五十九岁的沈钧儒没有再娶。与陈独秀、毛泽东等相比沈钧儒算正人，但不是君子，因为史料证明沈钧儒在爱国的名义下，干的是为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勾当。
沈钧儒有四子一女。他们是沈谦（一八九五）、沈诚（一八九八）、沈议（一九零九）、沈谅（一九一一）和女儿沈谱（一九一七）。其中沈议留学日本，别的三子留学德国。沈谱就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九三九年在大学期间，由邓颖超介绍入共，成为地下党徒。
沈谱表示，她父亲沈钧儒“的一生是和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史料也证明从国民党一九二七年认识到共产党的危害开始清共起，沈钧儒就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一九三二年，沈钧儒与陶行知等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共党外围组织，为处于国民政府围剿中的共匪排危解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一九三三年，沈钧儒参与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阻碍国民政府依法惩罚听命莫斯科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些名不符实的违法活动最终导致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七个“救国会”要人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捕。
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厅起诉沈钧儒等被告“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罪在“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作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兼容之主义”、“勾结军人，图谋不轨”、“组织和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等。这些指控现在已被历史证明。
可是当时沈钧儒们却加以诡辩，当审判长说到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说沈钧儒是被共产党利用时，沈钧儒声称：“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共产党抗日，我们难道不能抗日吗”？“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
事实已经证明共产党没有利用沈钧儒抗日，而是利用他颠覆了新生的民主中国！对此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自己泄露说：“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而曾担任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则表示，“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却，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沈钧儒们则在“爱国”的名义下“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因此沈钧儒们自然要被红色宣传谎称为“爱国人士”、“七君子”。
即使在中华民国的监狱，沈钧儒们也享有任何人在红色中国都无法享有的自由。沈钧儒自述：“我们终日是谈笑快乐”，每天“阅书写作”，自由交流，一起锻炼身体，如打排球，“在院内东西以一绳代网界，三人分南北对打，乐此不疲”。此外，他们还实行狱中自治：“乃器主管会计，造时主管文件，千里主管卫生，公朴主管事务，韬奋及余则仅于各事负补助之责。” 沈钧儒在家书中，披露杜重远、黄炎培、钱新之、王晓籁、杜月笙等皆为他们逃脱惩罚而出力，坚持执法的则是吴铁城、潘公展等。
共党地下组织为了借此混淆是非，通过各种渠道大搞红色宣传。王安娜在回忆录中透露，她为了给一美国记者提供素材，特意假冒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前去探监。就从这件小事上就足以明白为何中华民国能被共产党颠覆。共产党員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可以撒谎，可以杀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 中华民国的监狱与红色中国的监狱堪称有云泥之别。 王安娜在回忆录中表示， “我在监狱里待了一整天。监狱里相当舒适”。她可以自由地与沈钧儒们交谈，唯一的遗憾是，她是以儿媳探视公公名义去探监的，只能与沈钧儒等六个男被告接触，不能到处乱串，没能探望史良。
但这不影响王安娜“将狱里‘七君子’的呼声，传到国内外新闻界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大地支持了对‘七君子’爱国行动的声援活动。”
王安娜们将为共产党效劳的七个被告包装成爱国人士骗取了民意，获得了支持，也为杨虎城们发动兵变提供了借口。由地下共党促成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杨、张在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中，第三条就提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在各国共产党徒的暗中参与下，已快被剿灭的共匪被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所挽救，蒋中正被迫顺从伪造的民意放弃剿匪的计划，将共产党合法化，导致中国最终被赤化。
唯独连政敌比如章伯钧都认为人品无可挑剔的汪精卫有先见之明，认识到“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汪精卫宁可背负“汉奸”的污名也要与日本讲和，共同反共。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寄语日本》，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可惜汪精卫既不能阻止沈钧儒上共产党的贼船，也无法阻拦蒋中正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沈钧儒的女儿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八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叶剑英曾经托别人交给父亲一个被国民党在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从那以后，父亲跟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后来更是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
蒋中正一直到沈钧儒们跟着中共在日本投降后抵制首次民主选举后，才明白沈钧儒领导的民盟是“跟随中共，掩护共匪的颠覆工作，且为共匪对内对外宣传工作的应声虫” ！即使如此，沈钧儒还是得以于一九四七年，出走香港，继续作中共的应声虫。 共产党依靠各国共产党的支持，颠覆了中华民国后，以蒋中正为首的反共人士只是退居台湾，而被共产党操纵和吹捧为君子的沈钧儒们无不在红色中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