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克的江青传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披着军大衣的侧影。书前印着上面提到的江青题写在赠给维特克的庐山汉阳峰照片后那首诗的手迹。
这本书既没有象《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畅销，也没能让读者投奔中共，毕竟共产革命象江青一样已是昨日红星，江青自己也陪王光美成了红牢女囚。但维特克无疑是给江青唱了一首挽歌，让不明真相的读者误把害人精当成了牺牲品。
二零零六年，在“文革”四十周年，江青下台三十周年之机，《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在香港出版。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是《红都女皇》。
其实，《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不相干。《红都女皇》的作者不可能是维特克，因为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不是黑色讽刺，而是粉红宣传，我在大陆的一个毛派网站浅尝辄止，实在不愿费时。
在《江青同志》中能够显示维特克是史学者的地方在于，书中罗列了延安时期的外国访客对毛泽东身边的女人的正面描述，其中也提到了斯诺：“每一个外国观察家都根据他自身的文化背景来看江青。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中国西北报告中说，毛泽东从来不强迫自己的妻子会见来访者。因此，斯诺的报告中有关贺子珍与江青的记录也是只言片语。斯诺因此而失去一次为江青作传的机会。但是，后来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中，斯诺加入了有关江青背景的传记材料。书中有些摘自秘密来源上的有关江青生平的断言，与她后来履历表上的内容是互相矛盾的。斯诺在延安与江青的会面很短。那是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几个月之后，斯诺期待已久的一个时刻。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江青是一个苗条而又富于吸引力的少妇，‘她扑克打得很好、并且是一个出色的厨娘’。”
除此之外，维特克照搬连张颖都质疑的江青说法，成为江青的洋话筒。维特克写到：“一九三五年仲夏，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七次大会，王明依靠莫斯科的权威，对毛泽东的每一种主要观点都提出了反驳”。“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可能，主席仍显得气量宏大，每每在王明遇到危险的时刻去拯救他。”
还原了被斯诺们美化的毛泽东凶相的张戎夫妇却查证，为了除掉异己，毛甚至给王明下毒！
维特克还不加思考地转述：“江青说：‘如果说实话，王明不像个中国人；而据此看来，虽然安娜•刘易斯•斯特朗是个美国人，但她比王明倒更象中国人。’”
王明确实不象中国人，因为王明和康生等都是苏共培养出来的斯大林分子，但康生变成了毛的追随者，王明一直是毛的挑战者。 所以，江青要贬损王明。被江青称赞的斯特朗则是毛泽东的洋喇叭。毛泽东就是通过她向世界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毛言。
一九二五年，斯特朗第一次到中国来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后，就一直从事吹捧中共的红色宣传。 一九五八年，斯特朗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第六次到中国，并从此定居北京，其时毛正发动导致至少四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而斯特朗则为毛主编《中国通讯》，美化共产暴政。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西藏后，周恩来派专机送了一批红色记者去拉萨，斯特朗也是其中之一，是周恩来点名要她去的，并给她派了个护士。于是，她又写了《西藏农奴站起来》。斯特朗不仅善于写作，还乐于表演。《 “文革”中的洋造反派》透露，“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照片：毛泽东为一个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太在一本《毛主席语录》上签名。这个外国老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胳膊上戴着一个醒目的红卫兵袖章”。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又在《人民日报》上报道：“毛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因此，斯特朗与史沫特来一样在中共的红榜上名列斯诺之前。不过在江青表扬她时，她已于一九七零年在北京去见马克思。
维特克最可耻的地方在于她居然为“延安整风”评功摆好。《江青同志》写到， “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方法具有一个国民背景。为了要把他的革命信息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头脑中，毛泽东采用了一句大众语言，叫作‘治病救人’。如此通过再教育与心理手法来治理人们的头脑是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之处。斯大林采用的是臭名昭著的肉体残害方法来对付不同政见的‘肃反对象’及其它无用之人。当斯大林的处理方式带有沙皇传统，毛泽东却深入地探寻了中国历史的经络。像可以把任何人都能教会的孔夫子一样，毛泽东则可把任何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或者称作‘思想’改造好。跟随毛主席，也就是跟党走并不是不同宗教的转变；也就是说：不是要一个人因‘被劝说’从而放弃其一生的信仰与行为模式，再去接受一种全新的信仰与行为模式－特别是这种不可避免地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信仰。刘少奇的那篇精练的理论短文（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最为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列举了这种转变的历程。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不断革命的理论读物精粹。”（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