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CarmaHinton）的表弟阳和平（FredEngst）
封从德在《记忆的战争》中透露，卡玛是“文革中当红的造反派头目，而且一家子都是中共的红人。卡玛曾受到周恩来、张春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接见，在《人民日报》上至少8次刊登了接见她及一家人的报导与照片。从最近由卡玛表弟阳和平（宋庆龄为他起的中文名字）在网上披露的记录看，1971年11月14日夜间，周恩来与这家子通宵达旦谈了6个小时，周与卡玛热络得很，说‘卡玛你比我强。我犯过路线错误，你没犯过路线错误’。卡玛问起林彪事件，周恩来竟说‘卡玛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周恩来还说‘卡玛你在中国住整整21年，经过了中国的革命，到山西去证明了这个真理。’”周恩来证明卡玛到过山西，与上面阳和平讲述的红色劣迹吻合，因而可以推断卡玛在采访中又一次撒谎。周恩来不是什么“人民的好总理”，而是中共特务机构的创建者和当权者。
在“文革”中，卡玛一家象波尔布特、乔森潘等毛分子一样成为祸国殃民的中共掩盖真相，制造舆论的洋木偶、座上宾。
当卡玛在美国用纳税人包括柴玲的钱拍摄宣传片误导世人时，阳和平则从美国回到大陆，象卡玛一样粉饰“文革”，讴歌毛泽东。
阳和平的文章和演讲令人发笑，不值一驳。遗憾的是洋毛分子能在大陆欺骗得不到自由信息的民众，而中国精英却不能在大陆自由演讲。
在此只谈毛分子聚集的大陆网站“乌有之乡”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发表的《首都大学生三农文化节开幕讲座阳和平老师演讲稿》。
在这篇讲演中，阳和平还在散布，“老百姓支持共产党，使得国民党怎么也打不败共产党”，“长征”之类的红色谎言，并宣称，“要说胸怀，没有人比得上毛主席了”！而“文革”在他的口中是这样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革命，到夏天的时候，我还在西安，秋天我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学校都空了，都是外地学生，我表姐已经跟着清华的同学游行出去了，11月份回来一趟跟我讲他们做些什么事，我当时羡慕死了，非拉着她带我去，他们也就同意了，我爸爸特别支持。我爸爸就给我些钱和粮票，给我了十块吧，那个时候很值钱。那时我才十四岁。出去还是有危险的，所以就跟着表姐步行串联。要从北京一直走到延安，再走井冈山然后再走回来，宏伟的计划。可是学生的特点，是想做什么急作什么，没走多远。有的人想留下来，有的人不想继续走，然后就分开了，再走一段路又分开了，然后说老是走没意思，就到煤矿待了几个礼拜。一月份的时候学生嚷着要坐火车回去，这样我的一年的计划就要破灭，这个不好办。我还想走走，于是动员我表姐走，起码走回北京，然后她同意了，我们一共四个人，坐火车到了保定，然后走回北京，起码走了一个礼拜。那个经验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期间那个精神面貌没有见到过”。如果阳和平十四岁时这样讲演，没什么错，但他讲演时已五十六岁。据称他“七四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当工人。八十年代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直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几家大学任教数年，于二零零七年‘海归’到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至今”。
不过阳和平没卡玛虚伪，他对自己象他父母阳早和寒春一样是洋毛分子直言不讳，他说，“我父母是在毛泽东时代，看着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在参与中国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里面。他们觉得他们这一辈子特别值。我的父亲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了中国的革命，后来又参与了中国的文化革命，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他全部参与了，所以他觉得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他一点儿都不后悔。他能参与到这么一场改革内，一场实践里边，是非常荣幸的。我母亲同样觉得离开了美国，通过个人奋斗，参与到当时延安的那种精神，从全体利益出发，从解放全人类的出发点来办事，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为个人的‘小山头’而勾心斗角，为个人的小利去操心，他们觉得在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他们的一生对于我也有所影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我在中国的生活，吃中国的饭，喝中国的水，中国有个说法‘（水土能改变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段话足以证明阳和平完全接受了中共的党文化。在美国生活的三十三年里，他不仅没有走出中共的思想牢笼，而且似乎变成了毛泽东时代的活化石。
他还接着表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经历，会走不同的道路的，而道路是自己选择的，环境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会选择不同的道路，我们自己选什么样的道路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不能全部归咎于环境，但是环境对我们也会有大的影响，没有中国的环境，没有中国的革命，就没有我父母他们的思想境界和思维方式。当然人总是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没有中国这近三十年的资本主义过程，也看不到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同志离我们越远就越显得伟大。”
是啊，阳和平可以自己选择道路，他可以选择在美国享有人权，也可以选择在大陆享受特权。他选择离开美国，是因为他象其父母一被赤化，甘愿投入“党妈妈”的怀抱，在“党天下”享受特权，讴歌暴君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