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曾对诸葛亮治蜀期间的政绩，作出了简明中肯的评价。陈寿说：自刘备死后，由于后主刘禅幼弱，“事无钜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联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诸葛亮治蜀之所以能够成绩斐然，是与他以法治国的原则，分不开的。
诸葛亮认为：要想管理好国家，首先必须依靠仁德感化和教育，同时也应以“定法度和明赏罚”为重要依据。他说：“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诸葛亮集•文集•治国》)但是，诸葛亮并没有把这些治国之道，作为僵化的教条，而是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灵活运用“法治”和“礼治”。他在治理少数民族群居的南中(今云南、贵州、广西一带)时，就主要采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同上，《文集•南征教》)的策略。反之，对曾是刘璋控制下的益州，诸葛亮则主要实行严刑峻法，来打击土著豪强。诸葛亮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曾使蜀郡太守法正（人名），难以理解。他写信给诸葛亮，希望能对豪强“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为此，诸葛亮覆信给法正，这就是最能反映他的“法治”思想的《答法正书》。书中说：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闇弱，自(刘)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同上，《文集》)
显然，这封书信，是诸葛亮要拨乱反正的决心书。这种针对时弊而敢于整顿改革的精神，正是一位有魄力的大臣的表现。诸葛亮认为：要实行以法治国，一在于有法可依，二在于赏罚分明。要执行“赏赐不避仇怨，诛罚不避亲戚”的原则。他说：“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虚设，罚不可妄加”；“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
为了整顿吏治，纠正官场的腐败现象，他一方面叫李严、法正、刘巴、伊籍等人，订出《蜀科》；另一方面亲自制定检察官吏的守则。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说：“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他曾明确的表示：“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文集•教令》)即先公布律令，然后依法以定赏罚，绳之以法，执法如山。只要赏罚分明，就能“不令而制”，做到“王道平平”。
在实际行动上，诸葛亮这种“以法治国”的原则，也是贯彻得比较好的。如诛刘封、杀彭羕、斩马谡、黜寒敏、罢廖立，废李严等，就是他敢于不避皇亲国戚、亲随故旧、托孤重臣的具体范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处罚的人，其罪行或过失，都是言之凿凿，确有事证的。如长水校尉廖立，曾被诸葛亮视为能与庞统相提并论的“良才”，但后来，他由于争名夺利和抽刀杀人，因而被流放汶山。可是，当廖立听到诸葛亮的死讯时，却难过得痛哭起来(参见《三国志•蜀志•廖立传》)。这正如陈寿所说：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同上，《诸葛亮传》)。
正是：
鞠躬尽瘁，为国为民；
死而后已，辛劳终身！
无论亲仇，皆服皆钦；
千秋万岁，赞不绝声：
如日之皎，如月之清；
噫嘻至哉，阖然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