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乱套了 西宫娘娘做“都承旨” (组图)

【看中国2014年08月07日讯】2006年是“文革”的40周年。2007年是“反右”的50周年。我那年83岁。像吴祖光说的，我是“生正逢时”。我在1957年“反右”时被判刑劳改。“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四川雷马屏农场的一名劳改犯。

这个农场，挂的牌子是“地方国营雷马屏农场”。但这只是他的企业名；他的官名，实际上是“四川省第一监狱”。我过去对什么叫“农场”，那印象完全是从苏联电影片里面来的。以为“农场”都是像苏联电影里的集体农庄那样，一马平川的田地，有一些小洋楼集中在一起，就是农场的办公大楼、俱乐部和宿舍等等。虽然我也知道，劳改队不会有集体农庄那么漂亮，但估量总还是集中在一块的。哪知道，到了农场，才知道这雷马屏农场是沿雷波、马边、屏山三个县的边缘山区建立起来的一块“净界”（和但丁《神曲》里的“净界”差不多），是绵延百里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山包组成的。每一个山包是一个中队。中队与中队之间，相隔十来里或一二十里。总场部设在西宁（是雷波县的一个小镇，与青海的省会同名）。总场部下，离得较远的中队，归二分场和三分场管。最远的中队，已经挨近了云南。离西宁总场部最近的几个中队，统属于总场部直属的桂花大队。在桂花大队所在的桂花溪中队上面，有一所监狱，叫“集训队”。农场本来就是监狱，为什么还要有这样一个“监中之监”呢？这是因为劳改队里有一部分犯人，不肯认罪服法地接受改造，叫做“反改造分子”。为了使这些“反改造分子”接受改造，就必须把全农场的“反改造分子”集中起来加以整训。所以这监狱，也叫“集训队监狱”。

我是1963年5月间从成都的劳改工厂转解到农场来的。在“文革”之前，已经进过两次集训队。“文革”前夕，我是在桂花大队所属的山西寨中队经受“社教”运动的审查。1966年6月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我又再一次地被扫进了集训队。整个“文革”十年，我有六年时间是在“监中之监”里度过的。其后的几年，以及我刑满后在农场作为“戴着反动帽子就业”的“就业员”继续劳改的几年，都是在这个农场。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我才在“上访”以后，离开了农场。

下面的文字，是我对“文革”那段时间的一些回忆。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加上我老年记忆力的衰退，有些人的名字，已经记不很清楚了。但事实是清楚的，有些是伤心的痛史，有些是惊险故事，有些则是趣事。野史无文，也可能无补于世。写下来，不过是希望中国不再出现“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文革”而已。现在就扼要地记述一如下：文革中的“横扫”。

“文化大革命”之突如其来，对在农场中的我来说，完全是懵然不知所措的。开头是，1965年冬，我看到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听说毛泽东讲过“彭德怀也是海瑞”之类的话，心里感到，这可能是又一次大批判运动的先声。可能是他认为吴晗的剧本暗含着为彭德怀鸣冤、为农民叫苦的意思，所以有必要批判一番。似乎仍然是从文艺作品开刀，以知识分子为批判对象，达到压制舆论、加强思想统治的目的。随后，到1966年看到问题由“文艺批判”向“政治追查”升级，我意识到这是小题大做，毛泽东又要发威了。到中央发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又看到江青居然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且，后来“中央文革”竟然颠倒乾坤地取代了政治局的权力，北京市长彭真、参谋总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室主任杨尚昆、都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感到这完全是“乱了套”的做法。毛泽东似乎已经不再信任他的那些老战友，只好让自己的那个西宫娘娘抛头露面来做“都承旨”了。我感到，这是国家前途的不祥之兆。虽然我并不相信中国儒家关于“牝鸡司晨”、“阴人用事”一定会出乱子的说法，但把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与治国才能的电影演员抬到高于政治局的位置上，这毕竟不像是毛泽东理智正常的作法。过去，听党内的老人说过，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的好几位负责人是不同意的，听说当时延安中央直属党委还有过“不许干政”的三章协议。过去，在很多老同志的心目中，并没有把江青看作是毛泽东的正式夫人，只说是“毛主席的秘书”。甚至毛泽东自己也从不带她在重要会议或其它公众场合下露面。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觉得，这一定是中央内部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使毛泽东产生了再一次“打烂坛坛罐罐”的想法。运动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暗示毛泽东要对中央的某些老干部开刀。这时，他当然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帮他掌控“中央文革”这个组织。不过，我想，对江青，毛泽东应该是心里有数的，大概也不会过于放纵，充其量不过是“承旨宣诏”或在听听汇报之后给毛泽东传话，绝不可能代替毛泽东出来“称王称霸”。等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才感到这可能是中国的又一场大灾难来了，而且，很可能也是我自己最后的厄运。但是，我置身于农场的荒山野岭中，消息不灵，只偶然从报纸和传闻中得到一些零星片断的消息，毕竟不知道这所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干什么。——从《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只知道这运动的大方向是所谓“反对帝修反搞资本主义复辟”；要“破四旧”；要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且把“苏联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列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但是，这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不是要把社论中提到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都抓起来或消灭掉呢？究竟是谁让毛泽东感到危及了他在中南海的宝座呢？这运动会不会大量的杀人呢？……尽管我早就感到毛泽东在1957年后，已经有一种重蹈斯大林极左路线的可怕趋向，但对党内的现实情况，特别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力量对比，却一点也不清楚。“文革”究竟是要革什么？革文化？革四旧？革知识分子？革老干部？为什么要这样革？坛坛罐罐打烂了还吃不吃饭？……对我来说，似乎总有些猜不透想不清，这就像是现在青年人常说的那句话：脑子里一头雾水。

没料到，就在我还处于迷迷糊糊之中，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思索的时候，灾难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这个处于中华大地西南边陲荒僻山区的农场，过去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几乎什么事都是比别的地方要慢三拍的，这回却是“闻风而动”。就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以后，不多几天，大约是1966年的6月上旬，总场部就在通木溪中队的大坝子里召开了“打击大会”。会场上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全用深蓝色的和黑色的布作幕布，造成办丧事的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台子正面的上方，悬着一道黑色的横幅，上面贴着一方一方的白纸，用斗方大字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会场的幕布和柱子上，还贴了许多标语。全场各中队带来参加大会的犯人，约有一千多人，在会场上席地而坐，黑压压的人头挤成一片。被“打击”的“反改造分子”约有三十多人，在台子前面，面向会场上的犯人，背台而立，站成一列。每个“反改造分子”背后都站着一个武警。我站在这个牛鬼蛇神队列左边第一个位置上，很多熟识的“老同改”都用眼睛盯着我。

大会是由总场部的一位副场长主持，宣布开会以后，第一步就叫：“把反改造的牛鬼蛇神捆起来！”好家伙，大开眼界了！原来这就叫“横扫”！

这“横扫”的捆人方式是“史无前例”的。由武警在犯人身后下手，抓住犯人的脚颈子向后一提，使犯人猝不及防地立刻朝前面仆倒下去。就这一下，使有的犯人砸掉了门牙，有的砸破了额头和鼻子，有的砸破了脸、砸烂了眼镜，一个个满脸鲜血和污泥，就真的像是牛鬼蛇神了。武警的捆法，也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先在犯人背上“踏上一只脚”，然后用一根麻绳，从犯人下巴底下往后拉紧，在后颈窝下面交叉，再从犯人两手肩下二寸的“耗子肉”那地方开始，从手肘上一圈转一圈螺旋形地往下捆，每一圈都勒进肉里，勒得梆紧，一直捆到两边的手腕子上，再把两只手向背心上一提，拇指朝上，手背靠拢，把两个手腕捆紧，在背心的绳子上打一个节拴死。犯人在被这样捆了以后，两手捆得像粽子，两臂骨关节和受压的肌肉血管神经火辣辣地痛得钻心，身子站不直，只能驼背似的站着，脸上发青，额头上直冒汗。据说，这种捆人的方式，是很讲究技术的。因为，以往捆人，由于捆得太凶，把犯人的手肘和手腕一下子就捆断了，犯人就成了永远丧失劳动力的废人，对农场是不合算的。有时把犯人捆得晕死过去，反而要急救，也达不到要让他感到剧痛的惩罚目的。所以，后来捆人，从技术上就要求要捆得“紧而不断，痛而不晕”，是一种既合乎科学又不损及农场经济利益的尖端技术。如果说那些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那至少在捆人方面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即使还赶不上二战时的德国，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那天还算好，遇着那位捆我的武警，大概是新来的，下手比较慢，所以我倒下去的那一刹，还来得及侧身，先用肩头着地，没有砸着门牙和额头，只擦破了一块脸皮。但是，捆了之后，要站在台子前面听那位副场长和管教股长的长篇讲话，那真是应了大跃进时期作为口号的那句话，“一秒等于二十年”。驼背站着，两手痛得发麻，由于血管不通，心里发慌，头也发晕发胀，骨关节也好像就要拉断了。站到后来，臂膀好像麻痹了，而浑身却好像有许多蚂蚁在咬。我是第一次挨捆，这难受的滋味，我还从没有经历过。好在人在劳改队里面蹲久了，就再也不会有知识分子的所谓“自尊心”。根本不会感到这是“侮辱”、“迫害”或“虐待”——这些高雅的名词，现在报章上用来谴责美军在伊拉克虐囚，是用得着的，可在中国劳改犯人的词典里，这些名词不用别人动手，自己就把它删除了，甚至干脆把它全部忘记了。劳改犯人无论你怎样侮辱、迫害、虐待，都不会有那种受侮辱、受迫害、受虐待的感觉。一切加之于他的折磨（这两个字不好选择，如果用“兽行”，虽然更切近，却似乎有点过分，因为，从“尊重人”的角度来说，即使是最缺乏人性的人，也不宜以“两脚兽”视之。故这里不用“兽行”，用“折磨”），他都会当作俗话所谓“孙猴子逛十殿——陪小鬼走过场”。走不过去，怪自己道行不高，走过去了，就觉得十殿也不过如此。

劳改犯人是最贱的，唯其贱，即如人们脚下的泥沙，能承受一切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好不容易，等到了散会。我就被押送到了集训队。这集训队就好像是我在农场的老家，干部、犯人，每一个都是熟的。年轻的管教干事姓魏，看见我，就笑笑地说：“又来了？”我说：“请魏干事赶快给我解了吧，手要断了。”他一边玩笑地说“不会，我给他们打过招呼，对你，可以照顾一下，捆轻点。”一边，就笑笑地叫人来把我的绳子解了，又说：“你呀，还不如就在集训队算了。”我也觉得，集训队这反改造窝子，好像就是民间传说里的那块“断龙石”，任何一条鱼，如果想要变成龙，就得跳到这块石版上来比一比，必须和这石版一样长，不能长一寸也不能短一分，短了要回到水里去再修炼，如果长了，就得把长的那截砍掉。我从1963年5月到1966年6月，已经三次被收进集训队，我怎么能按照“断龙石”的要求使自己变成龙呢？所以，魏干事说得好，不如就在集训队算了。也就是说，只能就做个反改造分子算了。

这时候，许多收监的犯人都一个一个地解了索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一个人的手杆上，一圈一圈红的、青的、紫的、紫中带黑的、皮肤上冒血的捆伤的绳子印，十分显眼。这对我后来在集训队写那首《绳痕》，是最刺激的现场体验，也是心灵烙印和悲愤情感的叠压与积蓄。它后来聚变成为了我做诗的灵感。

这一次收监的人很多，入监以后，马上就是紧张的“学习”“讯问”“检查”“交代”。有的人，大概是被这“横扫”的气势吓懵了，在听了报告、受到讯问以后，便赶忙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连日连夜地写交代材料，争取能得到从宽的处理。

我虽然是“三闯辕门”的“老集训”，但是，这一次和上两次是大不相同的。上两次的收监，是由于“中苏大论战”和“北部湾事件”的时局变化，政府不得不对“反改造分子”采取防范性的措施，我那时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而这次却是作为“文革”的“打击对象”，收监以后是要进行审查处置的。我原先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列为“打击对象”，后来经过集训队管教干事的讯问，才知道原来是山西寨中队有一个犯人向方指导员检举，说我在犯人中间散播反动言论，说我攻击江青出来“垂帘听政”。我只好向魏干事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请政府干部去调查，我是什么时候向哪些人说的？有哪些人在场？哪些人可以对证？如果是个别人检举，那么，我和他是怎样说起来的？他说了些什么？我怎么会和他谈到了‘垂帘听政’？他懂不懂‘垂帘听政’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懂，他怎么知道这是攻击江青？如果他懂，请政府查明他是不是害怕我检举他才故意捏造情况来嫁祸于人的？如果经过调查，查明这种人是一贯捏造情况陷害他人的反改造分子，请政府实事求是地给以严肃的处理，以免得他今后继续害人。”——我当时估计，个别人的检举，只要被检举人据理反驳，管教部门是不能轻易定罪的；而涉及到“攻击江青”的问题，犯人是谁也不会承认有他在场的。而这个检举我的人，我猜到就是那个被叫做“臭水鸟棒”的家伙，在山西寨的犯人中，他根本找不到谁愿意附和他来陷害我。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把事情应付过去。

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次“横扫”，后来的演变也真是不由人算。同时收监的人中，有几个过去十分机灵的人，由于害怕这次“横扫”会要了自己的命，连忙写检讨，交代问题，争取“坦白从宽”。结果，不到一个月，总场部就召开了“公判大会”，这几个人都被判处了加刑3年或5年。“宽大”当然也算得是“宽大”了，但刑期毕竟又拉长了几年。而其它那些不承认自己有反改造罪行的人，干部叫大家在集训队里一面学习一面反省问题，后来却大都没有受什么处分。为什么呢？因为那“文革”的暴风骤雨，并不只是要“横扫”犯人，它同时也在“横扫”政府机构。公安劳改部门也跟着产生了一些令人想象不到的“万花筒”式的变化。干部们的造反组织，有如“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会儿是“人民公安造反队”、一会儿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会儿是“井冈风雷”、一会儿是“雷马屏星火燎原”……干部们每天都在紧张地选择“表什么态”、“站什么队”、“举什么旗”、“开什么会”，都在忙着“贴大字报”、“开辩论会”、“夺权”、“打派仗”。对于已经收进了集训队的犯人，一般就看成是笼子里的“死老虎”，只要他们不跳不闹，有人管着，有枪杆子押着，就暂时放着也不算是大问题了。当然，个别的发现了问题，也还是要判要杀的。可很多人原先收监时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判罪的所谓“钢鞭材料”，只不过是有某些需要审查的“问题”，后来，随着时移势变，原先的所谓“问题”，似乎也就一天一天地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