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的“冉阿让”之称的严家伟，近年活跃在网络上；为了挣点稿费度日，拼命写文章。他坐牢的原因仅因1957年对报刊上大肆批判“毒草”《草木篇》时发表了点不同的声音，接着又因所谓“收听敌台”（即收听外国广播）即被宜宾地区叙永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当时他才20岁，青春、年华、事业、幸福，全葬送在监狱。好不容易熬到刑满，但仍不能回家，强制留场当“就业人员”（即二犯人）继续改造。
19世纪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宏篇巨著《悲惨世界》中为我们塑造了这么样一个人物典型：冉阿让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外甥而坐牢19年的囚犯，终于获得一纸假释令，得以离开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然而这张黄色的自由状纸，并未让他在社会上取自由，反而处处引来歧视，使他流浪街头，只有笛涅的主教米礼爱好心收留了他。夜半时分，多年来穷困的习惯让他故态复萌，偷走了主教家的一只银烛台，不料半途被抓到，警方把他带到主教的面前对质，令他讶异的是主教非但没有揭发，反倒为他撒谎说是他赠送的，警方悻悻然走后，冉阿让跪求原谅，主教只要他宣誓将灵魂交付上帝，自此重新做人，并将另一只烛台也送给他。而这个“现代中国版的冉阿让”，并未去偷过面包，也未斜眼去看过谁家女人，更未干过任何有道德瑕疵的事情，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年轻，纯纯正正的学生哥，但其痛苦悲惨的遭遇，却比冉阿让巨烈十分、百分、千分。
如果说冉阿让偷一块面包道德上还有点瑕疵的话，那么严家伟仅仅为《草木篇》说了句公道话，听了下外国电台的广播，又触犯了谁家的利益呢？而《草木篇》和他的作者流沙河，以及当年《草木篇》的“死党”、“骨干”，均早已“沐浴春风”，“官还原职”了，只有他还身居“洞中”。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比冉阿让高了百倍、千倍、万倍。冉刑满在灵魂净化后，还去当了市长、厂长、慈善家，但严家伟至今还是宜宾麻纺厂（原名四川省第四监狱）的“二犯人”，每月工资不足400元人民币，一直在困难屈辱中生存。
虽然世道对他极不公平，他的心灵却在不平中得到净化，谅解当年那些整过他的人。而沙威似的执法人员又何处去寻觅呢？
好在严家伟能写作，能够为人类留下精彩的篇章。其《美丽的秋海棠叶！》，回忆在中国疆域还是海棠叶的时候光景，就很令人感动和怀想。
他说，1948年即民国37年，他11岁，是他至今回忆中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在此前一年，他从成都市黄瓦街少城小学转学到成都六区一校。这是一个由政府公办的学校，而少城小学是私立小学。所谓“少城”是清代满洲人在成都市内自建的一个城中之小城。“少城”即小城之意。那时少城内住的都是满族人又称“旗人”。这些旗人，一出世就由朝廷免费供给一份口粮，保证有饭吃。因此人大多数旗人都好吃懒做，即平日人们说的没落的八旗子弟是也。辛亥革命后，这些优待没有了，少城也拆除了，满、汉混杂而居。但少城小学仍是一些有钱的满人办的私立小学。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在成都属中、上水平。该校校长姓雷，是他父亲的朋友，其女儿又和他同班，天天在一起玩。后来老师也知道了这层关系，因而有些事对他便有些照顾迁就。后来他父亲觉得这样会把他宠坏，于是将他转学到离我家更近一些的六区一校就读。
到六区一校他就什么关系也没有了。但不久班主任又特别喜欢他。班主任老师张洁如是个女老师，浙江人，抗战中逃难来到四川定居下来。她教学十分认真，也非常严厉，完不成作业或调皮捣蛋者，她要用竹板打手心。打得虽不重，却是一种羞辱。学生们把这种处罚戏称为“请你吃笋子煎肉”。
严家伟因为从来不犯规，考试成绩几乎每次都名列前茅，所以张老师对他很好，从来未请他“吃”过那笋子肉。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纯正，绝不像今天教师节要给老师送礼，不送的要受歧视。记得有一次张老师生病了在家休息，父亲叫姑姑和他一道买些水果去看她。张老师说什么也不收，最后只取出一个苹果说“这就代表我领了情的心意”，并叫她先生和女儿一定要留下他们吃午饭。
那时没有教师节，却有个法定的儿童节，是每年的4月4日。这一天相当隆重。不仅所有公、私立小学校及初中全部放假，全市影剧院停止营业一天向儿童免费放映电影，和演出戏剧。全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一些大商店门前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儿童节中特别庄严隆重的活动，是在祠堂街中正公园内举行的童子军检阅仪式。各校都派出了一支代表队去参加检阅。
现在严家伟一回忆起当年那童子军的装束都还感到兴奋：黄色的童子军服、船形帽、肩章、臂章、警笛绳，完全一个小军人的模样。这一年他也作为校代表队的一员参加了隆重的检阅仪式，以方正队形，整齐的步伐走过了检阅台。由于队列整齐，步伐统一，各种动作规范，被评为最佳的队列之一。
至今严家伟都还记得那激动人心的《童子军军歌》：
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为国家，为人民！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检阅结束了，各学校的校长，老师，部份家长，包括严家伟父亲都在一旁参观，当看到他们被评为最佳队列之一时，他父亲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爸只当过文职军人，算不得金戈铁马报效国家，我将来送你去读军校，我儿子会成为个好军人”。严家伟当时也是豪情满怀，大有“中原北望气如山”之感慨。……
当时成都不管公、私立学校每天上学，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即由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学生们在军号，鼓乐伴奏下齐唱《国旗歌》，两位升旗手徐徐拉动旗绳，使国旗冉冉上升至旗杆顶。降旗则相反。升旗手要熟练地掌握好节奏，歌唱完，国旗升至杆顶，一气呵成。在雄壮的军号鼓乐声中，十分庄严动人。而那《国旗歌》歌词不知何人所作，大气磅礴尤其感人肺腑：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勿自暴自弃，勿固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为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唱着如此优美雄壮的歌曲，目送着美丽庄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真是爱国豪情直透云霄！每周星期一要作纪念周，作纪念周时还要高唱国歌，那国歌词，也十分严肃庄重，不仅言简意赅，文词则更典雅，宛如诗经的格调：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建民国，已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今天大陆有的青年人，不怕他学士，硕士头衔，叫他解释清楚也困难。严家伟就写给一个大学生看过，他竟问这“夙夜匪”是个甚么“匪”啊？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已听惯了“呼儿海哟”之类的下里巴人调,对阳春白雪自不“感冒”了！
就是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后，一“代”就半个多世纪到现在。文革期间田汉成了黑帮分子，这国歌词出于黑帮之手如何向世人交代？那方法也绝，变成了一首只有曲没有词的国歌，这在世界上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幸好聂耳早逝，不然要是他再成了“黑帮”真没辙了，这也算中国特色。四人帮一垮，照理说事情该解决了，谁知1980年代初，不知是那位老兄的馊主意，竟用聂尔原曲给填了个新词，把毛泽东也塞进了国歌词内，而且无作者，叫“集体重新填词”，这“集体”究竟是何方神仙也无人得知。反正搞得不伦不类，叫人听了啼笑皆非。后来邓小平上台，才把这“集体词”给毙了。
严家伟说，那这一年的期末考试之前数周，全市进行了一次小学生讲演比赛。由每校选拔一名选手参加。这一名选手又在各校通过比赛自行选拔。因为比赛的重点是“演讲”而非作文，而且都是十多岁的小学生，所以演讲稿不规定必须由演讲学生自写，可请他人拟稿，不过演讲时不许拿着稿“照本宣科”，这也大概是要考一下学生记诵能力。张洁如老师派严家伟代表本班参加比赛。对于才11岁的严家伟来说，真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回。但张老师叫他不要怕，她不但代严家伟拟好了讲演稿，还单独对他进行指导。特别叫他不要“怯场”，她说“你把下面的人，只当作是一排排的树木，只管放开讲去”。严家伟从小记忆能力较好，把讲稿背得烂熟后，真的对着下面“目中无人”似的放了胆侃侃而谈，结果取得全校第一名，自然也就拿到了参加全市小学生讲演比赛的入场券。
这一下，不仅严家伟，张老师，校长甚至他父亲都紧张起来，希望能看到严家伟一“再创辉煌”。于是张老师原来给严家伟拟的讲稿，经过其他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后，张老师又叫她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的大女儿陈瑾，再字斟句酌进行修饰润色。严家伟除了上课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但那时的学生根本不像今天的学生这么大的功课负担，严家伟每天还是觉得很轻松愉快。
到了比赛那天，张洁如老师，姜校长，还有位胡老师和他父亲作为家长和严家伟一齐进入了赛场。由各校校长通过抽签，决定每个参赛人出场的次序。参赛的学校有二十来个，校长给严家伟抽到的是9号。规定每个人讲演时间不得超过12分钟，到达10分钟时，评判席上摇铃示警。参赛人坐左边，老师家长旁听坐在右边。比赛井然有序地开始了，壁上的时钟正好8点。第一个和第二个上台讲演的都是男生，严家伟觉得他们都表现平平，心里想今天我应该有希望获得好名次。这时评判席上忽然叫道“3号林瘦娟同学请上台讲演”。上台的是一个女生,名如其人略显消瘦，身材匀称，一张很可爱的瓜子脸，大眼睛，年龄和严家伟差不多。一口国语讲得十分流利，音质也十分优美。她一开始是这样讲的：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打开我们祖国的地图，你看到的是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庄严，美丽，落落大方，令人着迷神往。可是这片美丽的秋海棠叶，现在却在一天天地凋零，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
接下来她以低平而带伤感的语调,讲述了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往事，特别突出了外蒙古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赤色帝国主义苏俄勾结蒙共分子，把它从中国割裂了出去，使我们美丽的秋海棠叶，变成了一个既不象鸡、又不象鸭的怪东西。最后，她用高亢的语调说道：“我们决不能再让山河破碎风抛絮的悲剧重演，我们要作中华河山的主人，捍卫我们每一寸神圣的国土”！
她的整个讲演，真可谓声情并茂，语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喜怒哀乐，以及自然大方的体态“语言”，都被她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恰到好处。话音刚落，评判席和听众席上都同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的讲演征服了全场听众。
果然3号林瘦娟无可争议地夺得了冠军，严家伟居其后得了第二名。校长，张老师和父亲都对严家伟的表现表示肯定。但也一致认为3号同学确实非常优秀，评判是公正的。严家伟自己也输得口服心服，觉得跟人家相比，确是有差距。尤其使严家伟感动的是，她抒发出的对祖国山河国土的厚爱之情，真是感人至深。
1950年严家伟已读初中了，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郭沫若1949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竟称反对外蒙古独立的人是“反动分子”，说中国不应该以“宗主国的心态对待蒙古”，甚至说蒙古独立后，人家的“前途会更好”。本来此前，对这位郭先生严家伟是很尊敬的，但他这番“高论”几乎彻底改变了严家伟对他的看法，严家伟觉得他完全是无耻。由于当时自己毕竟还是个孩子，因此把一切气都发在他身上。当时也根本不懂，像这样的事，在中国岂是个人敢随便表态的。于是严家伟把自己的看法在闲谈中向同学谈了，没想到马上就有人去告密。学校军代表刘文范把严家伟叫去训了一顿，说他这是“反动思想”，“反苏言论”。好在那时严家伟才13岁，未以反革命论处。但在1958年对严家伟进行政治迫害的判决书中，竟有“读中学时便有反动言论，造谣说国民党要打回来”的诛语。
严家伟现在也不明白反对分裂外蒙，就算是“反动言论”，又怎么和“国民党要打回来”挂上了钩？后来他多次在报上看见，台湾国民党代表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把外蒙挡在联合国门外，那时报上说国民党代表是在联合国“捣乱”，但严家伟却认为这才是民族大义，可嘉可敬。直到今天，那些“反帝”、反台独的英雄，好像从来就不知外蒙比台湾更早就是中国的国土似的。
这也许就是党性高于一切的体现吧！
往事如尘如烟，一切过去60年了。后来严家伟断断续续地知道，林瘦娟的爸爸是个画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林瘦娟则不知所终。……
好一片“美丽的秋海棠叶”！
这不仅仅严家伟对“美丽的秋海棠叶”怀恋与崇敬，而且也是无数个中国人恋兹在兹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