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8月31日讯】希特勒与本拉登都是反人类的罪魁祸首，文明世界的公敌。希特勒发动二战，侵占大半个欧洲。大量掠夺犹太人的财富和被占国的资源维持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屠杀六百万犹太人，造成欧洲数千万人悲惨死亡。

虽然希特勒大规模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财产、资源、甚至宝贵的生命，但文明世界和有良知的人却尊重希特勒的个人财产，跟希特勒的贪婪鲸吞形成鲜明的对照。据奥威尔传记载：在二战最激烈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节选播出希特勒《我的奋斗》，当然是供批判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BBC为此透过中立国瑞典向希特勒支付版税。

本拉登是穷凶极恶的恐怖大亨，他策划九一一事件，以跟他近日无仇、往日无怨的平民作为恐怖袭击的对象，造成将近三千无辜的人被残忍地活活烧死，其中半数以上灰飞烟灭、尸骨无存。

虽然本拉登使那么多美国人死得不明不白、毫无尊严、十分悲惨而又冤枉，但美国人没有以同样的手段对付他。美国发现拉登在阿富汗的秘密住所后，派出海豹突击队抓捕他。拉登试图反抗而被击毙，这符合抓捕涉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法定程序。拉登死后，葬礼按伊斯兰传统习俗进行。尸体用白色被单包裹，美国军官为他准备了宗教祷告，并被一名当地人翻译成阿拉伯语，随后进行像模像样的海葬。可见美国人给予拉登的死和他的尸体有尊严的待遇，这跟本拉登灭绝人性、大规模滥杀无辜形成鲜明的对照。

BBC跨越两个国家给希特勒支付版税，美国为本拉登举行伊斯兰传统葬礼，反映文明社会和具备牢固人权意识的人对待最邪恶敌人的公正态度。这种公平对待敌人的态度是贵族精神和绅士风度的体现。英美等西方人对外部最危险的敌人都能遵守程序正义和文明准则，对内部敌人更是如此，甚至相互为敌的双方都能以尊重文明社会游戏规则和底线伦理的态度公平较量。

例如美国内战爆发后，当时全美唯一军事天才李将军拒绝出任北方联邦军总司令，要回到维吉尼亚的老家“保卫家乡”对抗联邦，成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潜在的最危险敌人。但林肯并没有派人暗杀或拘禁他，而是让他自由回乡组织抵抗。后来李将军担任南方叛军总司令，率军多次大败联邦军。最后李将军兵败，部下建议他分兵打游击，这样很可能转败为胜。但他认为打游击会把将暴力引向民间，在人民中间埋下暴戾仇恨、打击报复、政治上殊死对抗的种子，会造成整个民族道德沦丧。所以他宁肯把自己交给北方吊死在绞架上，也不愿用游击战牺牲全民族和平。而李将军投降后，林肯也没有听从军方以“叛国罪”严惩南方叛军将领的呼吁，全面大赦包括李将军在内所有南方将士。

林肯领导美国人民推翻奴隶制，重新统一联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李将军虽然客观上维护蓄奴制，但他跟林肯一样，面对战场上的敌人能够严格遵守战争规则和人道准则，所以至今仍然被美国人民视为英雄。西方人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各种各样的敌人——内敌外敌、公敌私敌、政敌死敌、仇敌情敌等——的例子很常见。比如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推翻并抓获詹姆斯二世，不仅没有斩草除根，还故意放走他，体现了对政敌公平和人性化的态度。又比如英国国王亨利一世死后，他的外甥史蒂芬和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王位。史蒂芬在国内捷足先登基，亨利二世从国外带兵来打，到英伦三岛钱花光了，就向敌方史蒂芬借钱购买粮草，史蒂芬居然慷慨解囊。过几年亨利二世卷土重来，终于打败史蒂芬。但他没有夺走史蒂芬的王位，而是与其立约当王储（史蒂芬王位继承人）。

除了英美人，西方其他国家的人也具有公正对待敌人的贵族精神或绅士风度。比如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王后上断头台不小心踩了侩子手的脚，说了句：“对不起，先生”。而路易则对杀气腾腾的侩子手说：“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西方普通人对仇敌也会表现出这种绅士风度。比如十多年前，居住在中国南京的德国人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被四个入室行窃败露的中国人杀人灭口。普方的母亲了解案情后竟然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这些行凶杀人者死刑。这位德国母亲对杀子杀媳杀孙的仇敌态度是人道、理性和公正的。但中国法院对这几个激情杀人的罪犯态度是严厉而苛刻的，没有一丝怜悯之心。所以拒绝受害的德国家属求情，维持死刑判决。

欧洲的贵族精神源于中世纪，中世纪骑士通常具备贵族精神。他们在战场上严格遵守战争规范，不滥杀无辜也不搞偷袭，对失败者宽宏大度。贵族精神在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后并没有中断，一直流传到现在。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前各诸侯国贵族之间的战争跟欧洲骑士打仗很相像。他们对待战场上的敌人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乘人之危。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不肯乘敌军渡河之际发动攻击，正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流露。后世批评宋襄公在战场上严守信义和规则而招致大败，嘲笑漫骂他是“蠢猪”，说明贵族传统在中国很早就断裂了。

自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先秦贵族精神严重衰退，以致丧失殆尽。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把那些国家的贵族基本上都消灭了，贵族精神失去最重要的载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文化强调忠孝，所以封建大臣和官僚都成为皇帝的奴仆。这跟春秋战国时期谋士说客跟君主平起平坐，一心想当君王老师的情况区别很大。封建王公大臣通常都是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对皇帝讨厌的人群起而攻之，疯狂撕咬。对皇帝的敌人，如敌国、敌军、以及欲铲除的朝廷内外势力或个人，都是极其残忍，血腥镇压和杀戮，毫无人性可言。而皇帝往往生性多疑、残酷嗜杀，不时做出诛杀大臣（包括忠臣或功臣）甚至灭人九族的恶事。在冷血皇帝的影响下，春秋前比较公正对待敌人的贵族传统断裂失传是必然的。

从汉唐盛世到宋代以前，中国人还不失雍容文雅，身上多少还存在一些先秦尤其是春秋早期贵族精神的遗留。但到了宋代以后，中国人的品质大幅下滑，古代贵族气息消失得无影无踪。贞观年间，唐太宗给全国300多死囚放假一年。假期一结束，这些死囚全部信守承诺回到立即执行他们死刑的监狱。唐太宗深受感动，下令全面大赦释放这些死囚。死刑犯对要他们命的监狱方如此讲信义，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民族品格日益衰退的明清两代。

清朝末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来华传教，他对当时中国人的德性做了细致考察和深入研究，写下《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书中提到那时中国人当中普遍存在“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缺乏同情”、极端冷漠和残忍，以及无处不在的恶毒漫骂和激烈争吵。从这些表现来看，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人是以严加防范和充满敌意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熟人、族人、亲朋好友甚至家人（当时大家庭内部往往矛盾重重，不时爆发公开争吵）。而他们对陌生人尤其外国人的态度更恶劣，成见和敌意更深。这些跟对敌人都讲信义，都公正对待的贵族精神和绅士风度完全相反，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本书中还提到：英美人来到人与人相互勾心斗角、互相欺骗防范的中国，“中国人很快就察觉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指英美人）真诚的天性，对敌人、对朋友同样公正。”然而中国人面对人家高尚的品质、绅士的风度，不是产生心灵的震撼从而见贤思齐，而是充分利用盎格鲁人这种“敌友不分的怪癖”揩人家的油水。他们坚定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办事履行诺言，所以替外国人办完事往往都会说对方事先定下什么规矩、答应过什么地方应多付钱，或干脆说他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外国人原先根本就没有这样定下或答应过什么。面对中国人恶意盘剥甚至敲诈，外国人为了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公正，往往充当冤大头付钱了事。明恩溥把这种情况说成中国人“天性误解”所致，实际上这完全是中国人耍无赖的表现，是流氓习性和痞子精神的反映。

帝制推翻后，中国人严重缺乏贵族精神和绅士风度，对敌人不讲规矩和底线、甚至采取痞子无赖手段对付敌人不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还在不断“发扬光大”。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就是不讲程序正义、不择手段对付心目中敌人的恐怖行为。后来成立的中共对付内外敌人更狠，如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残忍杀掉叛徒顾顺章一家老小和亲友十二人；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清洗莫须有的“AB团”，至少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干部群众惨遭杀害；林彪为逼长春守敌投降，围困该城不让市民出逃，造成至少十二万人活活饿死。

中共建政后，不断加强“阶级仇、民族恨”以及“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仇恨教育，发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一系列不择手段揪出和铲除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在文革中，封建社会末期那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敌、互相猜忌、隐瞒、防范、恶毒攻击谩骂、残忍相斗的劣根性，以及对敌人无比仇恨，不讲任何程序规则、底线伦理、道义良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义和团式痞子暴民心态发挥到极致。

文革中“火烧”“炮轰”“横扫”“砸烂”“消灭”“埋葬”的威胁恐吓用语以及捕风捉影、上纲上线、诅咒漫骂、抹黑构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兄弟阎墙、夫妻反目、父子告讦之风层出不穷；批斗楸斗、人身羞辱、拳打脚踢、酷刑折磨、被逼自杀、迫害致死随处可见，甚至大规模持戒武斗也不时上演。结果造成两百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一亿多人被整。文革对中国人的人格侮辱和摧残到了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地步。

文革最突出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以及毫无底线没有任何规则不择手段地整肃、打击、铲除和消灭敌人。尽管这些所谓的敌人顶多不过是人们头脑中的疑似敌人或假想敌，事后证明几乎都不是货真价实的，但人们却用最野蛮的态度和最凶狠的手段去对付。如果对敌人的态度稍微公平一点，而不是那么野蛮至极，那文革就开展不起来，就会变成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和平理性的观点争论，绝不会演变成无数人被无情整肃和残酷迫害的十年浩劫。

虽然官方早已宣布文革已经结束，然而文革最主要的特色：对敌人完全丧失理性的暴戾仇恨心态、以及全然不顾道义、良知、底线和规则不择手段打击报复敌人的态度和做派迄今尚存，甚至还不时被强化。有的人在微薄上发表这样的评论：文革还没有结束。的确如此，官方主导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文革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民间自发的局部的文革从来没有间断过。比如网络文革方兴未艾，五毛和毛左在微薄上棍棒横飞，造谣污蔑、恶毒诅咒、威胁恐吓“美分党”“带路党”，甚至对他们心目中“卖国汉奸”发出死亡威胁，大有当初大字报大批判“火烧”“炮轰”“横扫”“砸烂”“消灭”“埋葬”之势。

如果仅仅五毛和毛左身上存在文革遗风问题还不是很大，令人遗憾和担忧的是：不少民主派人士也存在不择手段打击敌人的文革思维和文革心态，甚至跟五毛和毛左一样持有歇斯底里的阴谋论。比如某自由派知识分子，经常在微薄上发表反对专制极权的言论而不断遭到官方删帖、销号。仅仅因为他同时也发表一些反对滥用暴力，主张程序正义，尊重私有财产和私权的言论，就遭到一批打着民主旗号的人在微薄上围攻，他们无凭无据指控他充当官方的“维稳工具”，是“白色五毛”。甚至株连九族，用恶毒的语言咒骂他的家人和祖宗八代，逼得他愤然退出微薄。这些号称民主派用对待敌人的最恶劣最野蛮态度对待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假想敌，实际上属于推动自由民主的正能量。

对待敌人的态度跟人品也有很大关系。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和道德素质的高低，往往不是由他对待绝大多数亲朋好友、同事和熟人的态度决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对待心目中敌人的不同态度决定的。即使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也往往会对生他养他的父母尽一点孝道，对一见倾心的恋人表现出温情的一面，对狐朋狗友更是两肋插刀。但对妨碍他的仇敌却不共戴天，往往用最卑鄙最下流最凶残的手段打击报复和铲除。而一个对敌人都能采取公平态度的人，对家人、朋友、同事、熟人甚至陌生人的态度还能坏到那里去？难道还不能包容和善待他们？反之，一个对敌人没有任何程序、规则和底线，习惯于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他把陌生人（有时甚至是熟人或亲友）当做妨碍他的假想敌进行野蛮打压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做出伤天害理事情的可能性也更高。

当下中国人（无论左中右）的敌人观念和对待敌人的方式还十分落后，还停留在中国人品质和民族品格降到最低点的封建社会末期的水平上。应当用现代人权意识和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改造中国人的敌人观念和对待敌人的态度与手段，学习一点西方贵族传统以及英国人对待希特勒和美国人对待本拉登所表现出来的绅士风度，批判肃清封建社会末期以来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人与人相互猜忌、敌视与争斗的劣根性和对敌人不讲任何底线规则的痞子暴民精神，借鉴、改造、继承和发扬春秋前中国社会流传的贵族精神。这对于彻底杜绝文革悲剧重演，强化现代人权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有效遏制社会上暴戾仇恨情绪和恐怖爆炸、暴力冲突蔓延的势头，使各种不同派别理性争论和平相处，克服民粹倾向，构建法治社会，实现政治变革和社会的平稳转型，都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