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我们不是没有选择(图)

作者:周保松 发表:2014-09-16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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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9月16日讯】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我拖着三岁女儿可静,参与了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争普选大游行。说起来,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因为我在这条路上已不知走过多少回。如有什么不一样,那是因为这次有可静相伴。可静并不知道什么是游行,我也无意给她什么政治启蒙。我只是想和她一起走一次这段路。

考虑到可静年纪小,我决定不入维园,改从中间的湾仔起步。从地铁站一出来,我们就见到朱耀明、戴耀廷和陈健民三位。他们站在轩尼诗道临时搭起的一个台上,一 字排开,拿着麦克风,汗流浃背的,大声呼吁大家捐款支持“让爱与和平佔领中环”。我上前和陈健民握手问好。可静在耳边问我,这叔叔是谁啊,我说是爸爸的朋 友。可静又问,他们为什么在唱歌?她听到有人在唱《问谁未发声》。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遂问,你喜欢吗?她点头。我说,喜欢便好。我们遂在歌声中起行。

我们走得很慢。大街上满是人,平静而有秩,向着同一方向,默默前行,连口号也不多见。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而来,清楚普选这事重要,也深明路极艰难,但却非站出来不可,因为事关我城未来。空气中,遂有一份坦然的坚定。

我拖着可静,看着她细碎的脚步,感受她的小手传来的温度,不知何故,我蓦然意识到,从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次上街游行到现在,我的人生,已经走过好长好长一段路。那时候,我一定没想过,我的少年时代,会在短短两星期后戛然而止;也一定没想过,我的命运和香港的命运,从那刻开始改写;当然更没想过,在接着下来的 二十五年,我和无数香港人,要在铜锣湾到中环这条路上,走完一次又一次,留下无数汗水泪水,以及数不清的人生记忆。

四分之一世纪,我们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说到底,一切既简单又纯粹,我们想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沿途挫折不断,有人退出却也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没有退缩屈从丧志。 我们没有识时务。我们做了选择。我们的选择,经岁月堆叠,构成了我们的自我,定义了我们的时代。没有这条游行之路,我们非我,香港也非今日的香港。故,我 们没有理由徒然。

“爸爸,我要去厕所。”可静打断我的思绪。这可不是小事。我赶忙抱起她,离开队伍急步四处寻找,最后去了 庄士敦道的天地图书。从书店出来,我才留意到整条大街被警方封了路,空无一人,和一街之隔人山人海的轩尼诗道形成强烈对照。可静好兴奋,站在没有电车的路 中央手舞足蹈,高声歌唱。我站在她后面,用手机偷偷为她拍了一张黑白照,放上微博,配图文字是“人都去了那里?”。这是当天我发的许多游行相片中,唯一一 张没有被微博小秘书屏蔽的。

然后,雨,倾盆的大雨,突然而至。我和可静躲在7-11,一边吃雪条,一边待雨停。我问,可静,还想走下去吗?可静说,想。我问,为什麽?可静答,我喜欢。于是,我们随着人流,一直走到中环。

回到中大的家,已是晚上八时。我陪可静吃好饭洗好澡,再待她入睡,已是晚上十一时。何芝君老师在面书问我,会否出来声援学联的预演佔领中环行动。我说会。我当时并没多想什麽。我只是想去看看我的学生。

当我再次回到中环,已近凌晨一时。那是和白天完全不同的世界。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坐在遮打道上,警方在外面重重包围,许多媒体在做直播。现场很平静,感觉不到什么慌乱。许多熟悉的朋友和学生都在,也有好几位立法会议员,但来的老师不多,只有何芝君、陈允中、司徒薇和我。我有一点诧异。然后学联同学邀请我们 上台。说实话,这是我不曾意料也不太习惯的。在那样的场合,我不觉得老师的身份有什么特别。更何况对着一群早已下定决心公民抗命的人,我这个站在外面尚未 准备好的,似乎说什么都显得有点多馀。

我终究和其他老师一起上了台,并在强烈灯光照射下,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说了几句。我依稀记得,我在最后说,香港已去到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实在没办法,我们只能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说到该处,我不自禁抬头看看四周的高楼以及旁边严阵以待的警察,心头掠过难以言说的伤痛。争取民主,为什么只是我们的责任,而不同时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的责任?为什么一定是这些年轻人,而不是中环所谓的精英坐在这 裡?短暂佔领中环而不改变中环,这个世界恐怕不会有太多转变。

我从台上下来后,特意从前面慢慢走到后面。我想好好看看坐在 地上的每一位。路灯昏黄,我一张脸一张脸望过去,然后才发觉,人群如此丰富。例如我看到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伯,手里拿着拐杖,安详平和地坐在人群中间。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妇人,戴眼镜穿长衣,神情肃穆。我又看到我教过的一位学生,脸带微笑,而她刚在早前反对东北发展计划的示威中被警方起诉。我还见到好些认识多年的朋友。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年青人。警方广播一直在响,警告他们这是非法集会,随时会被拘捕。大家很淡定,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有人在上 网,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看书,有人在讨论。当然,大家都在等待。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这里?

在概念上,我对公民抗命一点也不陌生。但当我见到数以百计公民抗命者真实而具体地坐在我面前时,我不仅震撼,而且困惑。要知道,这些人绝大部份不是社运组织者。他们的人生,本来有许多正常的事要做,例如上班上学拍拖睇戏赚钱,以及种种重要的生活目标。而现在,在数十万人散去后,他们选择了留下来。做什么呢? 等被警察拘捕,并承受一切法律加诸其身的代价。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这样做,之后整个人生很可能就不再一样。到底是神信念,以及什么情感,促使他们做出 这样的抉择?那一刻,我真的很想走上去,问一问他们为什么。也许,他们的答案,会为我们揭示这个城市最大的秘密。

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清场已经开始。和平的示威者,被警方一批一批抬走。没有叫骂,没有悲鸣,没有恐惧。他们手紧牵着手,然后被强行分开,然后身体离开地 面,然后失去自由。由于我没有按警方指示离开现场,结果也被警方的人链和铁马团团围着,迫着默站于警察中间,近距离目睹权力如何具体操作到每个公民身上。 后来我们知道,当晚拘捕了五百一十一人。

我大约七时离开。走的时候,清场仍未结束,维港朝霞满天。我在寂静的中环街头行 走,感觉异常异常陌生。回家已是八时,可静熟睡正酣。我坐在床边,紧握她的小手,久久不能言语。中午起来,在同事马岳和蔡子强倡议下,我们起草了一份“我们支持学生”的声明。短短两天,有超过五百位大学老师参与联署。

我们不是没有选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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