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革”的同龄人，我不曾亲身感受共产暴政在中国大陆的血腥和残酷，但在德国的留学和流亡生涯促使我关注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给世界造成的红祸。不仅东德居民经历过梦魇般的“窃听风暴”或曰“他人的生活”，连实行民主宪政的西德也遭受过“小文革”。毛泽东在北京发动的“文革”祸及全球，也在西德肆虐。“停课闹革命”曾被搬到西德大学。
对此用生命反抗“文革”，因“六四”流亡德国的“文革”一代中的佼佼者王容芬在文章《六八年人-- 德国之声台长拜特曼先生侧记》中概括如下， “‘六八年人’是1968年罢课造反的西德大学生，其中有些人自称毛分子，他们以北京外文局的外国人造反派输出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红卫兵为榜样，佩戴毛头章，举着毛语录上街造反，与文革并行，坚持10年之久。史学家柯能（Gerd Koenen）总结68年人最活跃的10年，写了一本书，书名揭示了这批人的渊源：《红色十年1967–1977——我们的小文革》。这批人后来分化，各自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精明的入党做官，上了庙堂，愚顽的下了大狱。下狱的是毛分子的中坚，以美茵胡夫（Ulrike Meinhof）和巴德（Andreas Baader）为首的赤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恐怖分子。为要挟当时的西德政府释放狱中同志，狱外赤军旅劫机杀人，制造了腥风血雨的1977年德国之秋。”
被王容芬翻译为“赤军旅”的德国毛分子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然后用东德当局提供的枪支弹药武装起地下组织。美茵胡夫堪称“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洋女民兵。
一九四五年生的顾彬正好在“小文革”中进入大学。别的德国汉学教授比如瓦格纳都在大学的网站公布了自己的生平简历和作品目录，但顾彬却只公布了作品目录。不过在一个名叫Literaturport的德文网站上刊登了由顾彬提供的简历。在此摘译如下。
一九六六年进入明斯特大学学神学
一九六八年到维也纳大学学日本学、日耳曼学、哲学和中文，同年回到明斯特大学学汉学、日耳曼学、哲学和日文，一九六九年转去波鸿大学学汉学、日耳曼学、哲学和日本学，一九七三年获取汉学专业博士学位。二十三岁的顾彬没学过中文，总共只学了五年中文，就用德文写成有关唐代诗人杜牧的论文，并以此获得汉学博士学位。
而一九八三年考上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研究生张枣（一九六二—二〇一〇），毕业后于八六年到德国留学。张枣从开始学德语到九四年获得在图宾根大学汉学韩语研究所半工半读的资格，历时八年。二〇〇四年，张枣用德文撰写的论文《寻找诗歌的现代性：一九一九年以后的中国新诗》问世，才算获得汉学博士学位。
张枣是公认的语言天才。二十三岁出国时，已是大陆民间诗歌界的名星。顾彬是他的诗集《春秋来信》的德文译者。在译后记中顾彬表示，张枣“ 不仅可以用多种语文交流，也阅读和翻译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文学。”
所以，只用五年时间就在德国获得汉学博士学位，只能算是顾彬在“小文革”中获得的“革命成果”。顾彬毕业后，在波鸿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手下工作，并于一九七四年获得德国学术交流总署（DAAD）的奖学金，前去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一年。
从顾彬的简历中，看不出他参与了毛分子的造反活动，但能获知顾彬象别的毛分子一样自动前往红色中国接受赤化。这些德国人从大陆归来后，就职于德国各个与中国相关的机构，尤其是大学，有的则成为德国各大媒体派驻大陆的记者。不过“六四”屠杀促使很多德国人认清中共的罪恶，与中共拉开了距离，比如，曾翻译了七本毛泽东选集的马汉茂。
顾彬从大陆回到德国后，于一九七七年转到柏林大学东亚专业半工半读。 一九八一年，他以论文《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获得教授资格。四年后，顾彬出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授，时年四十岁。顾彬二十三岁开始学中文，十七年后当上汉学教授；张枣二十三岁开始学德文，十八年后才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一个重要原因是顾彬使用母语，张枣使用外语。
顾彬在这份简历中没有列出自己的作品，但罗列了他在大陆获得的各种奖励。一九九八年顾彬获得红色中国的最佳文学评论奖，由杂志《作家》颁发。到二〇〇九年，顾彬共获得四个奖项，其中包括中共当局于二〇〇七年在人民大会堂颁发给他的“国家奖”。除此之外，顾彬还在简历中表示他不仅在大陆很多大学当过客座教授，还被北京语言学院等十一所大学任命为名誉教授。然而所有奖励和名誉都来自马列中国。
了解共产党执政后大陆情况的人，可以猜想顾彬在“文革”中的北京学到了什么？肯定不是中国文化，不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毛选鲁集或者“马列主义大字报”。
对此顾彬在上海外语频道的访谈录中表示：“当时我对北京的古建筑群，寺庙，花园非常感兴趣，比如圆明园，卧佛寺。当时我都成了一个研究圆明园方面的专家，因为我天天去那里。我那里漫步，尽情欣赏那里的景色和建筑。我有时一人去，因为其它人并不像我这么空闲。那时，我可以说是每天都泡在圆明园和紫禁城中”。“文革”中的北京，在顾彬的口中竟然如此美好，如此古典！恐怕也只有顾彬才能在“文革”中陶醉于古建筑，漫步在美景中。一九七五年，坚持个人观点的张志新被轮奸、割喉、枪毙；而十九岁的德语系大学生王容芬在写公开信给毛泽东，反对“文革”后，被投入红牢，已被煎熬了九年！
二〇〇九年，因大陆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顾彬不仅在五天中出席了九场活动，而且在德国媒体频频曝光。其中，德国《日报》于十月十五日发表《译者顾彬的画像—在中国的明星》。这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报道也承认：“顾彬是位争强好斗的人。一九七四年，正值“文革”中，他去了中国，开始时让这场残酷的骗局迷惑。今天他对这个错误感到遗憾。”
这篇报道印证顾彬当年算洋毛分子。顾彬至今还时常流露对毛的崇拜。比如，他曾在波恩大学讲《孙子兵法》时说，毛泽东就是靠它打败了日本，幸好在座的一名中国女生指出毛没有打过日本，最多打过国民党。这表明顾彬对中国的了解深受红色宣传的影响，对真实的历史知之甚少。
向我讲述上述情况的波恩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当时在场，对顾彬很有意见，觉得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教授。她说，顾彬讲授汉学，带的都是外文资料；他的应酬太多，不能完成正常的授课任务；不仅如此，他还在二〇〇九年把整堂《我怎样解读唐诗？》的课用来宣讲与书展相关的时事和诋毁贝岭；最让这位学生震惊的则是，顾彬教导学生在译书前，要首先评估自己想译的作品能否带来利润。另一位已毕业的博士生则抱怨，曾替顾彬无偿翻译。如此“教售”，在德国实属罕见。
然而顾彬自己却在人民网的专访“儒学的当代使命”中表示，“德国在六七十年代也发生了一种‘文革’，从1968年以后，老师在德国的地位越来越低，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的学生不重视老师。……我们现在的学生是很有问题的”。换言之，顾彬与学生的关系有问题，也知道“文革”对社会的危害并表示，“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再次提高老师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
“译者顾彬的画像”在结尾中说，“二〇〇七年，顾彬获得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中国的国家奖。虽然顾彬翻译的主要是中国异议人士。”
德国电台也因顾彬获“中国国家奖”对他进行专访并强调，他把“很多异议人士翻译成了德文”。顾彬还老提高行健，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因为顾彬只在一九八八年翻译过高行健的《车站》，除了高行健是被禁作家外，顾彬翻译的都是中宣部首肯的大陆作家，包括北岛。顾彬还用北岛的书可以一个逗号不删地在大陆出版，来证明中共在变好。北岛属“文革”一代，深受共产党文化的毒害，但他在海外这么多年，不大可能还在中共的思想牢笼中，可以一个逗号不删地在大陆出版。顾彬撒谎的可能性更大。（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