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0月26日讯】大家知道国共两党内战时期，在北平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部长，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有个在国外定居的弟弟叫傅作恭，是水利专家，响应哥哥号召回国，在兰州参加水利建设，被打成极右派分子而惨死在臭名昭著的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但这位专家的遭遇已有书著述，我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位国民党高官之子，没有投奔台湾，而投奔中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残余部队作战，肩负着“解放大西南”的使命。等到这个使命完成，就被打成右派，后又升格为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服劳役二十余年，现幸存于世。
这个人名叫张先痴，1934年生于湖北黄岗，与毛泽东的反叛者林彪同乡。张先痴的父亲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警察总署副署长，可谓官高位显。1949年国民党败离大陆时，张先痴本可以去台湾延续其“高干子弟”的荣华富贵，谋个一官半职，也有条件赴欧美留学，成为学者。可是他在读书时受共产主义宣传影响，成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自由、平等、幸福。所以他选择了背叛所谓的反动官僚家庭，与其父断绝关系，参加了中共的人民解放军。
在“解放”大西南，进军四川的时候，张先痴加入了中共的青年团，曾任支部副书记；并在部队机要部门任电台报务员，及时准确地将情报发送到参谋部和作战部队，为赢得战机、夺取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后来的土改、征粮、剿匪、平叛的斗争中，他立过功，得过奖，受到过通报表彰，正积极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正当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由反三个主义的整风运动，转瞬间变成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他真心诚意给领导提的改进工作的意见，被视为“向党进攻”，因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妻子由于没有检举揭发他，也成了右派，被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后来，又由于张先痴坚持“不认罪”，被改定为极右派分子，判管制五年强制劳教。
1961年底，张先痴和四川全省六千多右派加三千多其他“分子”已改造了四个年头，修了内昆、成昆、广旺三条铁路，仍看不到前途有曙光，加之饥饿难熬，更增加了他对劳教制度的抵触，便毅然决然选择了逃跑。他认为：他曾经追求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已不可能在中国实现，毛泽东主宰的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无独有偶，和他有相同见解与认识的，还有个16岁参加革命、20岁当上军工厂车间主任的共产党员右派任世同、银行工作的团员右派周茂歧、四川师范学院学生右派范通才、成都军区右派罗铁夫等。他们认为毛泽东鼓噪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 “三面红旗”，是所谓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中国同胞的元凶祸首。这几个人中，周茂歧早有逃离劳教筑路队的念头，与张先痴一拍即合，联手演绎了轰动全劳教支队的逃亡大戏。
当时我也在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筑路二支队（也称“415信箱”）的208中队劳教，与张先痴、任世同、周茂歧等人均认识，但没有深交。有一天中队一把手、唐指导员宣布：有两个劳教人员逃跑了，一个叫张先痴，一个叫周茂歧，还有个任世同知情不报，已被拘留。又过了将近两月，从支队部传来消息，说张先痴和周茂歧都被抓回来了：张先痴是在天津渤海水域抓到的，他当时正乘坐“蛇头”的一艘小舢板驶往一艘外籍商船，企图偷渡出境；而周茂歧是在北京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外被抓的，说周企图进去寻求“政治避难”。这是劳教支队组建以来逃亡时间最长，且具有政治目的和政治背景的重大事件，在筑路支队上万名劳教人员中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劳教当局借此掀起“逃跑无出路”，“逃跑只有死路一条”的高潮，加强了劳教纪律；加强了防范逃跑的措施，劳教们的日子更难过了。
又过了三年，大约是1964年的冬天，由于瞎指挥上马的铁路工程下马，我已被转移到一个劳改茶场继续改造。有一天中队召开全体劳教人员大会，宣读全省各地法院对反革命案的判决，当念到张先痴这个我熟悉的名字时，尖起耳朵细听：原来是说他与同队的任世同、周茂歧、罗铁夫、范通才等人坚持反动立场，互谈反动言论，攻击“三面红旗”，吹捧现代修正主义，密谋叛国投敌，妄图到南斯拉夫使馆政治避难，投靠铁托修正主义集团，并在任世同的策划下，伪造证件、筹集钱粮，逃往天津与派遣特务分子任孝亲（任世同之兄）挂钩，想通过任孝亲帮助潜往香港投靠敌特，故依法判处张先痴有期徒刑十八年，云云。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听到张先痴的任何消息，张先痴这个名字也快要在我脑子里淡忘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已获“改正”，回到原机关工作。由于我自青年时候起就酷爱文学，曾经在四川省文联业余创作辅导班学习，后因成了右派而中断。听说四川省作家协会文学院函授部正在招生，我就去打听，万万没有想到接待我的函授部的教务长竟然是消失了20多年的张先痴。老熟人加右派难友重逢，自然是又兴奋又激动。他泡茶递烟，热情有加，随即谈起了往事和近况。说他1980年8月平反出狱后，被安排在一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并已加入省作家协会。我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文学月刊《草地》发表过他一篇名为 “一朵巍峨的白云”的叙事长诗，颇受好评。没有想到20多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把他压垮，他仍然谈笑自如，爽朗如初。
当我问他那次逃亡的事时，他说他哪里是去天津与特务分子挂钩嘛！他们原来是打算去东北大兴安岭林场干活的，听说在那里只要有力气，不要任何手续，就能找到饭吃。临行前任世同说他老婆有孕在身，暂时不能一起逃跑，但要张先痴到北京后，顺便去天津看一看他哥哥任孝亲，兴许还会得到一些钱粮资助。哪晓得这个任孝亲因为历史问题在“反右”后被判了群众管制。张先痴凭任世同写的字条去找到任孝亲时，任孝亲正好有了立功赎罪的机会：一面留他吃饭，稳住他；一面立即向派出所报告，才把他抓了的。任孝亲是啥子派遣特务嘛？他又何曾乘“蛇头”的舢板企图偷越国境？这些都是办案人员编造的反特故事。他们去东北也只是为了摆脱在劳教队的困境，讨一口饱饭吃，根本没有打算投靠南斯拉夫的铁托、铜托。当然他们在东北如果遇到了麻烦，也不排除往列宁的故乡逃跑。
为了证实他说的话，过了两天他又从家里拿出1980年4月16日四川省温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否定原判的判决书给我看。上面称：张先痴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社食堂等问题发表过不同看法是允许的，事实证明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原判认定散布反动言论，攻击三面红旗，诽谤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吹捧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是错误的。并称张先痴和周茂歧前往北京，欲去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寻求避难，为其寻找出路虽属错误，但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投敌叛国……到天津找任孝亲也不是与敌特挂钩。为此撤销原判，宣布张先痴等人无罪。（详：该改判判决书复印件）
我看了这份改判，对照当年听到宣布的判决书，完全大相径庭，感到十分费解：难道当年那些办案人员好大喜功就可以捏造事实，臆测遐想，草菅人命吗？难道连封建王朝的王法都没有了吗？
我又问张先痴：既然改判推翻了原判，你从1962年被抓到1980年获释，冤枉坐了十八年牢房，总要补偿你一大摞钞票吧？你发财了！张先痴苦笑着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叹道：“改正”就已经够宽大了！我听了一阵心酸，又感到无限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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