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0月30日讯】日前，国内官方媒体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测算，认为中国在2014年经济总量按购买力价格，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一直以来，中国的复兴之梦，激励着几代人，改革开放初期，每年都设定了一个超越目标，几乎每年的经济总量，都超越好几个国家。直到前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经济体，从此之后，何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一直是国人的梦寐以求的，同时，“世界第一”也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张画饼，甚至让人忘却“拆哪”的痛楚。
而按照当下汇率，中国超越美国，也将在2019年实现。今年离2019年，4、5年，而目前中国经济的真实总量，约为美国的一半稍过，要在6年内超过美国两倍，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按照中美增速对比，似乎并不遥远。
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对比美国及欧洲各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与动荡，中国是少数几个保持继续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都使中国的国内民族情绪高涨，使人产生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未来霸主的幻觉。
事实上，中国未来30年成为存在严重的发展危机，经济结构的失衡，快速增长时代的终结，新兴国家的兴起等，都将制约中国崛起，妄言取代美国只能是臆想，中国更需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而非追求纸面的速度。
（一） 中国“高速”时代神话即将终结
五年内世界第一，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中国和美国，都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不变。
问题是，中国未来三十年能保持目前的高增长吗？不能。
就全球大国崛起的规律而言，未来中国，将结束高速增长期，陷入一个超过三十年的乃至更长的低增长期。中国绝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
中国改革对外开放30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出现。
从近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轨迹来说，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全球历史上，能够如中国一样保持30年左右高速增长的非常罕见。
美国从内战结束后的18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崛起，以及二战后到60年代的所谓黄金时代，两次持续繁荣期，均不过二三十年。而英法等国只出现过一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大约是30年左右。
而事实上，国家的增长，正如一个行业的增长，是有周期的，从高速发展的飞跃期，到平稳发展的稳定期，乃至接近“零增长”的长期徘徊期，直到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另外一个高速发展期。
同样，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永远持续。2008年与2009年是中国的分水岭，2008年，中国GDP增幅为9，3%，跌破10%，2009年更预期为8%，除2010年反弹之外，2011年和2012年，均在10%一下，或者可为未来的先兆，即：中国从飞速发展的高原期，逐步进入平原期。
中国本次高速增长之后，还能有第二次高速增长吗？
全球历史上，100年内发生两次高速发展的先例，唯有日本与德国，非常少见。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30年，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余年，两次的飞跃其实也是一种制度红利，也就是依靠社会经济变革。前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在美国主导下扫除封建残余的二次现代化。德国的两次飞跃，从本质上说，亦是拜制度红利所赐。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驱力，一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致；一为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宜于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能源产业的兴起。
中国目前的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将神话不再。未来将是漫长的增长缓慢期，甚至是严重的停滞，如90年代以后的日本。而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兴起，更多与全球大环境相关，中国在此方面希望不大。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革，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而并非目前只敢改革经济领域，告别“跛足巨人”。
（二）中国的三座大山
胡鞍钢认为，中国目前向美国输出资本，正象征着中国的强大。正如当年美国取代英国之前，借钱给英国一样。
先拯救，再主宰，是很多人关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之王的美好设想。
事实上，中国无法成为救世主，甚至，中国更需要自救。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如新的三座大山，恐非几代愚公不能搬动。
第一座大山，内需与外需失调。
中国经济的外需依存度达到了70%，是全球经济大国中，对外经济依存度最大的国家。中国一直沾沾自喜的所谓“全球第二大债权国”，，正反映了其外向型经济的特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海外订单将急剧减少，对经济造成重创。在浙江，广东等众多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地区，成千上万的企业倒闭。
受消费水平所限，内需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外需急剧萎缩，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考验。
第二座大山，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本次中国的长期通涨，表面上看是热钱过多，实际上则是因为产业结构极度不合理。大量的钱涌入地产等暴利行业，真正需要钱的行业，则资金紧张。造成实体的普遍萎缩。
近几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垄断与集中趋势日益加强。在印度诞生米塔饵钢铁等世界性巨头的时候，中国的钢铁行业，却靠行政命令，制造一些全运会冠军。效率低下的中石油中石化，因其垄断贸易权，使上千家效益良好的民营石油企业无法生存。
垄断企业的膨胀与民营企业的萎缩，将伤害中国未来的经济根基
第三座大山，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畸形消费。
最能说明中国消费结构畸形的是，穷如中国者，竟然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而中国最流行的手机，却是“山寨机”。
这两种极端消费，其实表明了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极端富有者，追求畸形的高消费，而庞大的低收入者，则是一种大面积的低端消费。
为什么中国企业迟迟不能完成产业升级？其根源，并非企业短视，而是因为中国的主流消费群体非常贫穷，他们并无足够的购买力，只能消费低端产品。企业无足够的利润，自然无法完成产业升级。
在北京，一边是豪华的别墅，里面住着煤老板，高官公子哥，一边是古老的四合院，住着城市贫民。如果中国不能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形成足够的中产阶级，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将陷入长期动荡之中。
我们非但无救世的能力，更需要先自救。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一直只是半开放，即经济领域的开放与政治领域的封闭，后起的越南，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大国崛起，永远不只是器物文明，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
（三）后发劣势使中国崛起更为艰难
“后发先至”固然充满希望，但是，落后于时代对于国家崛起却存在巨大局限。
从全球历史来说，大国的崛起，均有其独特的时势。
西班牙，荷兰的崛起，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世界走上近代化的开始，发现新大陆之后，海外贸易与海外殖民成为新的发展模式，荷兰与西班牙刚好处于当时的航海中心地带，故此富强。
而后起的英国，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家，其崛起的本质，既在于引领工业革命的先声，又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在当时世界上处于先发优势。其后崛起的法、德、美以及更后起的日、俄，均崛起于世界的前列，当时完成国内革命和初步工业化启蒙的国家，放眼全球，不过十余国，而整个世界，尚处于旧时代蒙昧的尾声。甚至日本因为在亚洲早崛起几十年，就可以打败庞大的中国。
但是，当今日中国崛起之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至今，全球民族国家，均已经启动现代化历程，中国并无先发优势。
此外，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崛起必然受到既有大国制约。特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某种意义上具有依附性。二战后两国均由美国占领和完成现代化改造，美国逐步将其培养成卫星国，他们共同的特性是：高素质的国民及由此造就的丰富人力资源、贫乏的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可以纳入美国的体系，而不太可能成为独立的不可控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的巨大互补性，是日本、德国迅速崛的重要原因，台湾、韩国某种意义上也是走的这条路。
但是中国与美国非常类似，都是资源消耗大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日韩的崛起得宜于与美国的互补，而中国注定是美国天然的对手。目前，占中国钢材消费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超过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0%以上。
中国消耗的资源，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起来的总和还大。如果中国要达到美国同等发达程度，纵使集全世界的资源亦不可得。如果全国每个人都如美国一样，能够一家一辆车，则全世界的钢材将会不够用。
中国的崛起，也意味着与美国等大国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
（四）金砖国家崛起对中国的制约
目前，中国在金砖四国之中实力最强。于是，关于中国领导新兴市场，集体取代美国，成为一种梦想。
假使美国保持零增长，而几大新兴国家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要追上静止不动的美国，尚且需要数十年时间。更何况“月亮走，我也走”，在新兴市场逐步发展的同时，美国也在同步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远未到日落西山的时候。
同时，众多新兴国家，都存在着自身的重大缺陷，这些缺陷，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阻滞其追赶既有强国的步伐。在金砖四国之中，俄罗斯资源丰富，休克疗法之后，已经完成了社会转轨，但是，俄罗斯人口总量继续下降，劳动力储备严重不足将会制约其经济的发展；巴西的能源不足，长期依赖进口，并且国内贫富悬殊巨大，社会结构极不合理；印度未来人口资源丰富，但是其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同时，基础设施与工业落后，需要长时间的弥补；墨西哥与南非，越南等，目前均只是地区性强国，尚且不具备成为全球未来一极的实力。
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反容易出现均势竞争的格局。难以有某一家远远超越众人，一枝独秀，直追美国。更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面临着与美国等传统强国的竞争，也面临着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俄罗斯希望能够重振大国雄风，恢复全苏联类似的地位，巴西则要从一个“未来永远在未来”的国家，成为一个“今日之国”，而，印度，则一直宣称要成为未来的亚洲世纪的主角。
新兴市场的群体崛起，将中国陷入均势竞争中，不仅要与美国竞争，更要与印度，俄罗斯等新起势力竞争，如在石油产业，俄罗斯就对中国有绝对优势，中国在远东仰仗其石油资源。这种竞争，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空间。
五，民富比官强更为重要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人民日报撰文，称人民是最大的受益者。说对了一半，确实全体人民都多少收益，但是最大的受益者，是权贵阶层。
中国当下基尼系数非常大，虽然官方和民间统计结果不一样，但是都承认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处于财富金字塔顶尖的，除少数实业致富之外，很多是依靠权力，或者亲近权力致富，此为典型的不仁而富。均贫富，遏制豪强大族，为未来之重点。
此外，在官方和民间之间，官方掌握的财富，远远超过民间。纵使是在近年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竟然还大幅攀升，显示了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宏观赋税，在不停加重。未来简政放权，任重道远。
此外，中国的劳动者收入，大约为GDP的40%左右，显示了人民大众的辛勤劳动，并没有完全或者说大部转变为自己应得的财富，而是被消耗掉。
中国未来要实现真实的富强，必从改变贫富差距，实现市场公平入手，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
六，中国的软实力在哪里？
虽然中国不停对非洲和中东一些有争议的政府给予援助，花钱买外国官员的支持，并且到处砸钱办孔子学院，花钱买吆喝，但是，中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落后，是不争的事实。
文化产业的兴衰，最可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当下，中国文化产业占比，尚不到5%，远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平均水平，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使科学文化界万马齐喑，经费与权位，最终不是落到最有研究实力，最有才华的人手中，而是落到最听话的人手中，落到最会“跑部钱进”的人手中。
电影、动漫等新型文化产业，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少，进口的多，呈现严重的文化产业逆差。而文化行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谁先进，谁处于高位，谁就可以外溢。这个铁律，不是到处花钱搞几个孔子研究院，不是动不动就给几个官办中央级媒体砸数十上百亿就可改变的。
在社会纷乱，人心思变的情况下，整个国家都在寻找出路。中国的改革，必须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到祖宗的古墓中，是找不到什么宝贝的。作为传统大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的新生与涅槃，值得中国借鉴。中国文化需完成文化大革新，走向现代文明，才是出路。
（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