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09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三年人祸举国泪，天府之国人食人
题記：自古“人相食”要上书的，我们上书了吗？中共至今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见胡锦涛十七大政治工作报告）。
毛泽东到底光辉不光辉？毛泽东到底伟大不伟大？发生在1959年到1961年中国的那场人为的大饥荒最得说明问题。毛泽东罪恶滔天，毛泽东思想臭不可闻！我们老一代的人要站出来控毛泽东，揭露他的罪恶，决不能让历史再走回头路！
我是新繁县崇义桥（现叫大丰镇，已划归新都县）高家巷村人，老邻居都叫我小名润芝。崇义桥距成都市约二十华里，由一条成（都）彭（县）公路相连，那时是黄泥土，现是百油路。新繁县属于川西平原腹心地带，自盘古开天劈地以来，从未有过饥荒和饿死人的事。这里土地肥沃，一年两熟。阳春三月菜花千里，黄灿灿胜似锦绣；秋天沉甸甸的稻穗叮当作响过，像乐队在演奏丰收舞曲。因为土地全是黑黝黝的油沙土，用手一捏油就会指间溢出来。再加上两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凿开玉垒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内河，万顷田畴再无干旱之虑，纵是老天爷三年不下雨，庄户人家只需在堰坎上放几块木板，不一会儿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窜入阡陌，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清汪汪地映日沉月，美得像幅图画。那时家家有存粮，户户养肥猪，花丛飞蝴蝶，鸡鸭满院落，牛啃路边草，狗吠陌生人，故有“天府之国”的称誉。可是，1959年至1961年这短短三年时间，竟锇死数千人之多，你相信吗？
“大跃进”浮夸之风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大炼钢铁”迫使丁壮有家难回。春不播，夏不耘，秋不收，冬不藏，外加高征购，自然酿成大祸。从1958年末，全国不少城乡相继出现饿死人的事情，高坐北京紫禁城龙椅上的毛泽东时有耳闻。1959年2月，为了弄清情况，他派出得力秘书田家英带领工作组来四川作社会调查。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从1948年起任毛泽东秘书。他博闻强记，熟读经史，擅长诗词，是有名的才子，深受毛泽东尝识。此时，他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为了解到“大跃进”后农村的真实情况，他把点选在新繁县崇义桥。三年前我和他女儿曾志，还谈起这段往事。祟义桥是他外公的老家，何况舅母娘当时仍健在。人熟地熟，工作起来自然方便。他在这里结识了大队支部书记林功谦，记下了他与林的问答：
【你们每亩能产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两万四千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广播了的，那还假的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这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与林功谦这一问一答，是崇义公社对付上级调查人员的标准答案。田家英又问了许多群众，都是这么说的。隔了几天，林功谦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实身份，为他急于了解真实情况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才悄悄告诉他：【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每亩只有六百五十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个小队长马世才，问道：【你们队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三万斤。】按照虚报的产量，完成上级征购任务后，理应还剩这么多。马世才硬着头皮回答。
【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马世才打开了仓门。果见一堆稻谷,像座小山。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谷堆，只觉松泡泡有弹性，用竹竿一捅，稻谷纷分下落，原来是一个稻草堆，上面撒了一层稻谷。马世才惭愧地低下了头。田家英知道基层干部弄虚作假是处于无奈，没有责备这位队长，只是幽默地说：【这些稻谷恍壳太多了。】恍壳是当地土语，指无实的空谷。
每到开饭的时间，田家英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食堂观察；大家打完了饭，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陈大娘来打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软跌倒在台阶上，全家的稀饭撒了一地。这位老人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陈大娘抽噎着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五斤粮票，要陈大娘去食堂秤米。陈大娘感激不尽，接过粮票，为了多活几天，他秤回的是麦麸面。
田家英，叉着手，面对墙上【公共食堂万岁！】的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这就是田家英调查公共食堂的结论。田家英在崇义公社先后呆了六个月，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如实的汇报。可是毛不以为然，反认为他思想右倾，渐次不给予重用，致使田家英后来走上自杀的绝路。
目睹家乡的饥饿
1960年夏，我们“415”劳教筑路支队从云南盐津县转战西昌喜德修筑成昆铁路，因等车我们在成都呆了三天。那时我是中队墙报编辑，伪装成一付接受改造的样子，因而获得一天一夜的探亲假。在这短短二十四小时的探亲中，我深深看到了故乡成都饥饿中的惨状。那天我吃罢早餐，寻着熟悉的街市往回家的路上走。昔日锦城繁荣的景象已不复再见，大街小巷关门闭户，冷冷清清无欢无笑。商店里虽然摆有少许的商品，但全是凭票供应的“聋子耳朵—摆设”，餐厅饭舘也是如此。行人面带困倦的菜色，走路双脚不稳，且两目不停向四面收寻，看能否有进嘴的东西？上斑的人都带着食具，只要一见有人排斑站队马上跟进。一次排了很久的长队，待商店开门一看却是卖棺材的，这个笑话在流传了很久。在一条小巷的拐角处，忽见有个妇女追赶着一个男人，一边追赶一边叫喊：“逮住他，逮住他，他抢了我的包子。”
我举目望去，一个衣衫缕烂饥饿不堪的男人，气喘吁吁一边拼命跑，一边不停地将抢来的包子往嘴里塞，路边人没有出手去抓，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气。当我来到童年的大科甲巷街时，却被儿时结拜兄弟的妈妈周母母叫住。她头发全白，拐着一双小脚，满脸笑容，惊喜地问：“润芝（我的小名），你回来了？快进来坐坐。”
她一把拽住拖我到家里，忙送来热腾腾的茶水，抱歉似地说：“现在不像过去，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糖啦、餅啦、油啦、肉啦、连花椒、海椒都要票，粮食吗就那一点点，真拿不出什么招待，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报上说你的那些事，我从来不信，看着你长大的还会有假么？！”她谈起往事没过完，对1957年报上刊上所戴批判我的那些文章全持否定态度，应了“伟人”的英明论断：“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坐在椅上喝着热茶，环顾四周，突然关切地问：“周伯伯呢？”周伯伯是她老伴，是结拜弟兄周道炎的父亲。他是个画罩帘子的画师，一生勤奋，靠笔头挣銭，养着三个儿子和両个女儿，反右前我常来看望他，也顺便打听下结拜兄长的下落。本来这是些孩趣之事，在1956他申请入党还向组织作了交待。他们单位十分认真，曾派人来外调问起这挡事。我当时是记者，听后好笑地说：“這是娃儿办姑姑宴（小孩们的一种游戏）的事，难道是历史问题么？”来人不好意思地一笑道：“這是对他的负责。”
周母母经我一问，眼圈一下红了，咽硬地说：“死了，上个月初八死的。”朋友父亲去逝甚感悲痛，即忙问：“什么病？”周母母警惕地掩上门，耳语地道：“人老，身体不好，粮食不够吃，饿死的。”
我“哦”了声，嘴巴张得大大的。
“你们每月的定量是多少？能吃得饱吗？我看你比在报社瘦多了”周母母强忍悲痛，关心起我来。我道：“四十八斤，勉强能活吧。”她放心了，显很高兴说：“這样多呀，比我们多三十斤。”
“你们才十八斤？”我听着惊了。“你以为还是你走前的二十二斤么，从今年一月就下降了，说是国家遭了灾，为了支援灾区人民，不餓死人，所以要节约四斤出来。”周母母越说越激动，最后竟气咻咻地道：“现在灾区餓不死人了，我们却餓死了。十八斤还是大人，不满十二岁的娃娃才十四斤。你知道不，现在各家各户吃饭都分着吃，各人有各人的定量。你不知道呀润芝，为一顆粮食亲亲伪父子、弟兄，闹得快打破头啊！唉，我毎月要拿出両斤来帮补孫儿，他们是吃长饭的人，不能饿着了。”
“那你呢，够吗？”我为她牺牲自已保全儿孫的精神大为感动。“我六十多岁的人了，死了死了万事了，不能让他们年轻人去餓死哟！”周母母长长吁口气，说到这里突然语调一转，神秘兮兮地道：“遭什么灾啊，听说毛主席把粮食拿到苏联换枪炮去了，你知道不？作孽啊！餓死老百姓也不管？”
由于身分关係，我不敢啰嗦，慌忙告辞快步往家里走去。家，冷冷的家，没有活力，没有快乐，死死沉沉像个地穴。继母告道，妻听说我要回来，一早到幼儿园接孩子去了，家里只有她一人。近三年不见她老了一头，眼睛不再明亮，双颊灰黯少色，身板佝偻，一说话就咳。，她伤心向说：“润芝（我的小名），你知道不，你鄉下二伯去年底就饿死了？崇义桥高家巷死了不少人，有些家绝户绝种。城里也饿死不少人，前天早晨出门，没有走上两条街就踩到三个死人，唉，我不知死在哪天啊（她老人家第二年就锇死了）？就這点吊命粮你爱人硬要叫我拿兩斤出来给琦琦，我还活不活啊？现在农村里什么吃的也没有，胡豆叶、芭蕉头、草根根，有的人还吃观音土。那东西吃下去肚皮胀得像面鼓，不几天就会死去。唉，这日子怎么过啊！老百姓私下骂死了，说共产党比国民党毒十倍，整人害人饿死老百姓，到它垮台时，我要拿起扠头扫帚打它狗日的，害得我们一家好惨，鸣鸣……！”我无言以对，劝不是，顺不是，只能沉默。
廖伯康的惨痛回忆
整个大跃进期间,全国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我们四川饿死了一千二百五十万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在接记者采访时作了如下的回顾：
“一九六0年十一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廖伯康当时是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一九六0年饿死人数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动力丧失，只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看，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杆扎起来的，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椅子。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川省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一九六一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隆到二百三十一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四十九亿斤下降了二百一十八个亿斤，甚至比一九四九年还少收三十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跨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就往外调一百五十七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可他们还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可在这个时候，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许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送信，胡耀邦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单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帮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宝，还由胡克宝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室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以后，杨尚昆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门，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释表明，一九六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一九六0年的数字，从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一九六一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二百多万；一九六二年三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去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到营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份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二百五十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式本子，翻开看了一下，又说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引者按：由此可见，中央书记处有一本反映饿死人数真实情况的底账。后来被毛泽东认为中央办公厅要搞他的黑材料）
杨尚昆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瘳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瘳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谁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一九五八年四川人均佔有粮食六百三十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一九六一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三百七十三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如此严峻，他不是继续欺上瞒下是什么？，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镇居民每月的口粮食是二十一斤，干部只有十九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十六两为一斤）的四至五两原粮（即代壳的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二到三两，折合新秤只有一到二两，城里居民每月供应二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的指标没有粮食。一九六0年七月一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佈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四千八百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修宝成铁路、成渝铁路时边远地区运不出来的死角粮食，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么搞怎么可能不死人？！听到这里，杨尚昆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一百元钱去。】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汇报后的第四天，即一九六二年的七月二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志、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中。杨尚昆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瘳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邓小平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十七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十七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阅后转给毛泽东。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六二年八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八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重庆市委党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和瘳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瘳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打。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听林也准备把瘳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从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到厂长。重庆原市委的五个副书记被撤了四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重庆水上运输公司去了个副经理。（以上引文见《文摘周报》二00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向中央讲实情》）
这个冤案直到二十年后的1982年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饿死了一千多万人，主要是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按照毛泽东旨意在行事。1962年在清查他的罪行时，他气粗腰硬一点也不承识错误。还有，他为什么敢和中央书记处对着干？中央书记处为什么连瘳伯康等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李井泉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其原因在于有一双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盖子，这就是毛泽东！远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时，李井泉是西南区的大组长，他为虎作伥，助纠为虐，故为毛泽东引为知已。就在四川省饿死人最多时候的1960年9月，毛泽东任命李井泉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员，掌管云、贵、川三省，后又荣升为中共中央政活局委员，成为书记处惹不起的“红人”。
几椿人吃人的案例
毛泽东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谋略，贯穿于我国各项工作的始终，各地党政部门都牢牢抓住这一主线。当年我在成都市郊作“万金油”干部，只要政治运动一来就开赴前线，每月都得向区委写一份有关“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情资报告。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华主席”下台。原四川温江地区管辖七个县，计有郫县、祟庆县、新津县、灌县（今都江埝市）双流县、新都县等，都是肥得流油的县，人吃人的事就在这里发生。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六日，四川灌县县委办公室以“阶级斗争新动向”为题，给温江地委办公室送去两份“情资”报告，是作为县委“抓阶级斗争”的“政绩”，所以才留存至今。这是份很贵重的资料，得感谢执笔人。
报告说：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四十一岁，地主成份。五一年丈夫病死，为逃避改造，五二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三月十六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区用具棺材将其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兜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为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另一份报告说：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三十九岁。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将社员杜之田已死两了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至于贫农吃贫农，父母吃孩子的案例，不属阶级斗争范围，报了不利于乌纱帽，便压了下来。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回顾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千上成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都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是相当多的。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看；另方面报喜不报忧，总是成续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永远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互为因果，上下隐瞒，天知地知，谁个不知？虽然人相食的事情不断发生，但谁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地方政府手中没有粮食，粮食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决心以牺牲农民利益去换取世界领袖的地位，怎的不锇死人嘛？
崇庆县（今成都崇庆市）离休老干部郑大军回顾这段惨痛的史时，说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
一九五八年我二十六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高潮中我在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几个方面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一九六0年十一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徹底清理【一平二调】），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圉，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槌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碗豆，那就进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的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视，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
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民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
【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0年十一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佔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一九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户户屋里不见火。如此【坚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风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地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蚁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吃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粘土），饿风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实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
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空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扁了。出纳说：这餐加的，拉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说：他妈吃了豹子胆！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缕烟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来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后是块敞地，我们就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前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穿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子，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仆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点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起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挪开，可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么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外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夹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里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禄，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倒在地门板上，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进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挠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条瘦肉筋。当然做老子的开了口，这一窝野种就疯迷了，当着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支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头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才树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喝饱，好不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
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华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喷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听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枪才栽进坑中。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苞谷杆、稻禾、麦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烙饼子，很香。还派人搜集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营营的【苔藓】叫【小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三十，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一九六一年春荒过去，地里依然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杆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这新一轮的案件，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吸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捉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定罪。只好睁一支眼闭一支眼。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过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的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胃，浸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得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们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胀破肚皮强。我能再说啥呢？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监狱里罪犯的印证
四川人吃人不是什么秘密，更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随处可闻。1961年宜宾市中山街一个小贩为了牟利，将五六岁的小孩骗至家中，先用被盖捂死，然后砍头去脚，开肠破肚，放在锅里熬煮，后碎成小块伴以作料，谎称是兔肉拿到街上去卖，生意好得不得了。后东窗事发，公安人员在他家里挖出一大堆儿童尸骨。他虽以故人杀人罪被枪毙，但留下的恐怖几十年也叫人难忘。那时老百姓长月不见肉，缺油晕，想吃肉快想疯了，有兔肉还不去买。
1964年我因“马盟”一案，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老地名叫沪州长庚宫，今为四川省警察学院）第九中队。这个中队是清一色的死缓和无期犯，其中大部份是“历反”和“现反”，有小半人是杀人犯。犯罪时间均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间，说来也许令人不相信，事由多是为一斤粮票杀人，一筒苞谷杀人，一碗米饭杀人，其中有五、六人饿不可耐而杀人吃的。监狱每年终要搞评审，犯人都要写认罪检查交待材料。他们中好些人写不起，便求我代写。有个姓康的犯人，过去是叫花子，带着徒儿打“莲花闹”（北方叫数来宝）沿街乞食。他个子不高，长得蛮蛮的，出口成章，一溜四言八句。在1960年那个饥锇年代，家家断炊，户户没粮，向谁讨去？他和八岁智障徒儿呆在一座破庙子里过冬，整三天没粘颗粮食，肚皮哇哇叫，头昏眼花走路打偏偏。为了活命，他竟用药药死徒儿，然后煮来美美地吃了几天。自此，心里不安，睡不着觉，老做恶梦，一闭眼就见徒儿来讨命。他怕，经常大叫大喊，最后主动去公安局投案自首，判了个死缓。我问他，难道不知道吃人是犯法事么？他说，怎么不知，太饿呀！饿起来难受死了，恨不得饱饱吃一顿死了都划算，就这样把徒儿杀来吃了。说着，他悄悄唱起一段“莲花落”：“走千家，串万家，家家熄火不冒花（指锅里没有煮的东西）；，，鸡不叫，狗不咬，跑断双腿没处讨？肚子饿，身没力，三天没有米饭吃。杀徒吃儿不应该，而今坐牢应该的，应该的。”
“你还挺认罪嘛！”我苦苦地笑了。
另一个，是判处无期徒刑姓曾的女犯。她关在女监，我在狱里办墙报，狱吏指定我为她写改造总结。她是贫农，住在山里，1958年丈夫响应号召，被公社派去炼钢采矿，不幸死于工伤，丢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八岁女儿不听话，五岁女儿长得乖。1961年公社没粮供应食堂，清如水的稀粥只有野菜，一连吃了半个月，全家大小叫饿。她饿得白鹤伸颈，患有腰痛症，叫大女儿去山上找里野果、野菌什么的，可老是空手回家。她骂她打，仍如此。在那个年代为了话命，谁家不去找。她气了，一气之下用斧头活活将大女儿砍死，然后放在煮猪食的大锅里煮来吃了。小女儿每一看见妈吃这东西便跪着说：“妈，你吃了姐姐你可别再吃我呀！我听话，我去找果找菌……”她一边说，我一边写；她说说哭哭，我听听写写，不足一千字的评审材料写了大半天也没写完。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工农记者，我能说什儿呢？我仰天叹息一声，自言自语道：“其罪难铙，其情可恤。苍天啊苍天，你睁开眼看一看吧？”
1976年因“四五”天安门事件，四川地方国营新华磺厂（一个地地道道的劳改厂）以“传播政治谣言罪”，将我加判八年有期徒刑，送到素有“奴隶黑狱”之称的雷马平劳改农场马家湾中队服刑。在这个队里有位刘姓老犯人，眼晴里布满血丝，长长个子高人一头，从不认罪，只要每天一出工就高喊：“毛主席，共产党，我刘长年（长年即雇工，他过去是穷人，以帮地主为生）犯的什么罪嘛？人家不要的，供销社不收的，拣来煮起吃了，就叫犯罪？填肚子，建设社会主义嘛！”接着，疯疯颠颠大声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吃不饱，饿肚子，又坐牢，粮粮饼饼买不到……”原来，在1962年冬，他饿昏了头，在坟山里把一个才埋进土里两天的死娃娃拣回家，煮来吃了。后被人检举，法院以“伤风败俗罪”，判他十六年有期徒刑。由于他出身成分好，“犯罪”又特殊，狱吏也不好说什么，每次都装着没有听见。
人吃人，毁了家庭的亲和力，毁了社会的道德良知，有什么办法，锇呀！这到底是谁之罪啊？是他（她）们吗？请回答！请回答！谁能回答？执政的“伟、光、正”共产党你们敢说这不是事实吗？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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