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像（网络图片）
中国古代，明末清初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时期。明嘉靖至崇祯这一百余年里出现了许多新的时代特点，这一时期社会于各个方面新鲜的变化对文化思想和艺术创造诸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晚明是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时期，社会结构在悄然转型。
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概括起来讲，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由传统的社会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型，晚明恰是转型的起点。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一个十分漫长、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而且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在转型启始之时，社会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一方面，传统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地占居统治地位，社会的固有矛盾正在深化;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聚集，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而强烈的变动。
与之相呼应的是士人群中“为书至繁，著述之盛，包括之广，超越前代”。谢国桢先生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晚明清初尤多此类，不仅如此，此时许多的知识女性参与其中的文艺创作和品鉴，为官修正史重要的补充，弥足珍贵”。
一、女性的“理想”与“现实”
在对《玉台书史》《玉台画史》进行细究之后，明晰的信息是：上古至南唐才媛，虽年代纵跨久远，但辑录能书善绘者寥寥数位，《画史》仅载15人。多位对《玉台画史》作文本研究的学者制作表格以显示朝代更替间才媛人数的变化现象，在极富研究成果的图表中可以很快了解到才媛人数的起伏：远古至唐、五代较为平缓，至宋代猛增，而更高峰则在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人数激涨，逾百多人，其中名妓的数量超过历代所有，清代康熙朝年间后才媛人数则有所回落，这样的现象与明末清初大的文化背景相匹配。
古代女性的阶层分层大致在两本《玉台》中已经显现，我们知道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对所有男性的总的从属，在上流社会，小到家庭以内，有才干并且识字的母亲通常是儿女的教育者，主妇们无疑拥有对家庭事务的干预权。她们只是在自己的阶层中和仅仅是依照个人及家庭的关系的特定女性对特定男性的从属。虽然如此，在宋代士大夫家庭中的妇女尚享有一定的继承权，而明末清初，女性已失去了财产权，官方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理想”的准则已经渗入女性的行为举止之中，妇女地位似乎有所下降。
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当我们粗略地看一下私人文学、笔记野史这些“辅助”的史料却都从另一方面反映着女性不同阶层所拥有的某些“特权”，以及她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并非幽暗，最恰当的材料当然来自闺阁自己的作品，大量的诗歌，某些信札尺牍、随笔小品乃至戏剧和水墨丹青的创作，并辅之以她们男性亲属及朋友十分推重，和关注的相关论述与高评。她们结社，以家庭为中心，母女、妻妾、婆媳、姊妹、妯娌，甚至向跨地域、非血缘的女子社团发展，成为具有社交性质的“女子俱乐部”。
“是时，武林(今杭州)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溽，争饰明挡、翠羽、珠髾、蝉壳，以相夸炫。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这便是描绘处于城市中心的女性生活的一幅生动的画面，说的便是清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考的女子诗社——蕉园诗社核心成员出游的场景，她们也许受到过明末闺彦如方维仪等人的启发和影响，结社吟诗，往来酬唱，与男性的诗社一样结伴创作，分题赋咏，依韵联诗。
蕉园五子中柴静仪与朱柔则婆媳均为《玉台画史》所辑录的多才女性。以后又发展成以林以宁为首，并由她的亲属姊妹共同组成的蕉园七子，即蕉园诗社的第二期。在小说《红楼梦》中，海棠诗社的活跃即以江南女子诗社作为创作的参照。这些居于江南城市中心的上流妇女，于日常生活中信奉三从四德，她们并没有向传统的闺范发起挑战，或做出公然的违背言论，虽然她们都极有话语权和极高的述说能力，她们只是向生活空间的拓展和编排社交文娱以丰富她们的经历和才思。
研究古代思想史的学者进一步告诉我们，明代中叶以后阳明心学给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江南。而此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又伴随着广泛的社会变动一起进行着，突出的方面如“扩大的教育机会、繁荣的坊刻业、流动的阶层分工和身份结构、城市乡镇的激增以及官僚家庭投资中商业财富显著的重要性。富商和不在地的地主主宰着城市和市镇中浮现的城市文化。”尤其是“士” 这个代表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正统思想在明清之际已经开始转变，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阐述了这一时期士商的通融，和传统士大夫阶层对于“商贾”的接纳。我们不会忘记那个“黄衫豪客”汪然明,一个被标榜为“风雅典型”的徽州富商如何赞助当时那么多年轻才女的行为。一时胜流如董其昌(1555—1636)、陈继儒(1558—1639)、王思任(1574—1646)、茅暎(明末清初吴兴人，戏曲评论点家，茅元仪弟)、李渔(1611— 1680)、钱谦益(1582—1664)等与之往来交游。
他定居杭州以后，制作大小画舫若干，专为方便与这些名士与美姬往来应酬之用。史料中记载他“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庵。其小者，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四方名流至止，必选伎征歌，连宵达旦，即席分韵，墨汁淋漓。或缓急相投，立为排解，故有湖山主人之目”。《春星堂诗集》卷一，《汪然明小传》汪氏《春星堂诗集》中就有《不系园记》，云：
自有西湖，即有画舫……(天启三年，1623)癸亥仲夏，为云道人筑净室，偶得木兰一本，断而为舟。四越月乃成。计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橱，俾收醉墨。出转为廊， 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飙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远追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
文中看出传“西湖一段佳话”的女主人公无疑是美姬艳伎，她们的身份与地位迥别于上述贵族、士流阶层的闺秀，这些被两本《玉台》中所分类的“名妓”，出自社会的底层，但这些美丽的女子，以歌舞为业，以校书为职，轻歌曼妙，吟唱委婉; 她们兼擅书画，孤高清芳、冶艳绝伦，且各自有着宽阔的襟怀。她们心怀天下，多情重义，令无数风流才子、国士名流倾倒不已。
南明倾颓后，许多堪称国士的有志知识分子与名姝丽姬的交往则为此一特殊时期留住了浓重绚丽的一页，是史实而非仅仅是传奇。这里不得不提到晚明清初时人，侨居金陵的闽南才子余怀(1616—1696)所著的《板桥杂记》上卷《雅游》对此地、此情、此景及众佳丽的描绘：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 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
……板桥在院墙外数十步，旷远芊绵，水烟凝碧。迥光、鹫峰两寺夹之，中山东花园亘其前，秦淮朱雀桁绕其后，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俗。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携手闲行，凭栏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皆寂，游鱼出听，洵太平盛事也。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迥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
从一开始名妓歌女就是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名妓歌女对艺术(词体)的贡献尤为突出。她们将城市平民所喜好的口头和视觉艺术与士大夫上层的文学传统结合在了一起，此时金陵的南曲旧院早已不是简单的风月场所了。
余怀出身莆田士族，早年即以诗文名震南都，兵部尚书范景文赏识其才，邀入幕府内做事，委以掌管文书和接待宾客之任。崇祯末科落第后，他便绝意功名，以著述自娱，同时参加抗清复明的运动。因工作之需，常与四方宾客游，亦喜于长板桥边吟咏顾盼，于秦淮旧院中留恋宴赏，所作歌诗为众姬所传诵。他与曲中交游甚广，或闲坐妓家，或赴同人诗会，或居间援手解难……《板桥杂记》系余怀晚年之作，此时国亡家破，境况凄凉的他常追思升平时期种种亲历，遂将“一代兴衰，千秋感慨”借欲界仙都来托出，将秦淮雅游之盛况及所见诸名姬丽品之风貌，逐一传述清晰。
古代士林素有“江左风流”之好，“东山携妓”典出《晋书·谢安传》，记录的正是这位高官因不满朝廷昏聩、官场腐败遂称病辞官，隐居于浙江上虞之东山，闲时携妓出游，歌吹曼舞，以行为的放诞风流，掩饰其对家国前途的忧虑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东山携妓”已为古人的一种母题创作，可见他的举止是为历代风雅所标举，并争相为历代文人所敬仰和效仿的。晚明至清朝权更替，种种的时事际遇，使得大批的文人正可以借此作正面的退避，一方面回应政界的压迫，另一方面更不失为排泄愤闷的良药，他们放浪丘壑，以世俗为趣。而这些佐文士风流的女性，作为繁荣昌盛的青楼商业衬托下的美丽昂贵的“商品”，她们的才艺与技能于当时已发展到比她们任何时期的同行都要高，演绎出绚烂多姿的一段文化景象。
举世称艳的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顾眉生(横波)、寇白门、马湘兰、薛素素、卞玉京、陈圆圆……她们生命的结局虽各有不同，但是她们职业生涯中整体的文化水平之高已可以与当时一流文人的精神世界互唱共鸣，遂令后人称叹。她们工诗词、擅书画，与集居苏州、杭州、松江等江南中心城市的名士胜流以及徘徊在与南曲旧院隔水相望的当时来南方参加会试的总考场——江南贡院的四方才士举子们，共度着良辰美景，多少的激情、满足、抚慰、相悦在此间融化消靡，这些不受礼法拘牵的“自由”女子个个蕙心兰质、文采深茂，此时此刻如神女般，足令天下有情人为之魂梦颠倒， 沉醉其中，吟唱不绝。
当然吕坤(1536—1618)《闺范》中所谆谆告诫的“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为耳目所变,迹不欲为中外所窥,然后可以完坚白之节,成清洁之身……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的道理于名义上仍然是女性理想的行为准则，但实际的现状如上所述已经渐渐败坏。晚明清初因其朝代更迭、乱世变迁，每天都发生着雀跃的狂喜、惊心的伤恸以及审慎的出游。与其他皇朝末期不同的是，在女性的空间不大的中国古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种种条件的契合，这一段光景，涌现出许多才情高迈、翛然逸宕、风姿绰约的女性，她们坚韧的个性和优雅的风采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中不乏青楼姬侍、闺阁名媛，她们的故事，在这段动荡岁月里掀开了内闱的帘幔，趋向历史的前台，而她们烂漫天真、哀婉凄怨、才华藉甚的诗文翰墨，她们的文艺踪迹及书画能力每每被保存和辑录，这便是最好的呈现，女性文化艺术的画卷由此如风和日丽，桃红柳绿般旖旎展开，闺秀与名妓各自的生活风采和她们的动人故事就是明末清初女性文化最迷人的风景。
二、江南才女文化的繁荣
明人心中的江南，是现在的“浙江省以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的地区”。有些学者则称：“江南与其说是一个有着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不如说是一种经济生产消费模式和一种文化特性。在地理位置上明末清初的江南的心脏，恰好与位于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太湖流域地区重叠。”较之地理概念、行政划分及经济状况，此时得风气之先的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繁荣的特殊区域，由于印刷业的发达， 伴随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商业化及消费增长所带来的富裕，使得这些地方的女孩子们，可以比其他地区的女性拥有更好、更多的教育机会，她们纷纷以诗歌结社，写诗、交友、作画、出行。
对于来自士大夫阶层家庭的妇女来说，出游即现在所说的旅行是较为平常的，无论是本地的远足或跨地域的登高涉足，随夫远任都不会被视作对妇德的僭越。黄媛介之所以经常出行并成为闺塾师的理由，她的观点是“家内生活和贞洁美德，更多地取决于女性道德的坚贞不二，即她的主观愿望，而非其身体的有形所在”，这在当时是相当先锋的妇德观念。女学方面最重要的提倡者—顾若璞，她在捍卫儒家正统的妇女观时相当的坚定，同时她又认为阅读和理解经典的能力对女性的道德培养至为关键，所以她可以雇请塾师来指导家族中的女孩提高读与写的能力。
尽管许多在家中教育女儿或侄女的江南的母亲，相信传统妇德的重要并竭力维护它，但她们更加相信妇德和文学教育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就如沈宜修和方维仪所做的那样。顾若璞进一步指出“对妇德的追求而言，文学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女性就不可能是好妻子和好母亲”。林以宁约15岁时被其婆婆顾玉蕊(顾若璞的侄女)引荐，成为这位才德兼备并成为家族族长的睿智的女长者顾若璞的弟子。林以宁在她的亲授下遂成为整个江南地区非常知名的闺秀作家及画家，拥有出色的才能，她将蕉园诗社成功地延续下去，编织女性交际的网络，激励着闺媛文化及其才学的发展。
闺淑中也不乏书刊的主编，她们的典型代表是王端淑和商景兰，女性作为主编的传统延续到帝国的晚期。她们的行为一般都得到家庭中父兄、夫婿的欣赏、珍重和支持，蕉园诗社的每个才媛，前后有十二位骨干，均有诗集问世，她们中的部分闺淑同样一专多能，能诗擅画，那时她们的才干已被记录到官方的史志中，得以使整个家族获得荣耀。女性可以作为读者、作家、书家、画家的身份出入公众的视野，女塾师的出现使得正统妇德的牵制到达公众道德的边缘。黄媛介成为职业画家以维持生计等行为比成为才媛的家庭教师所受到的阻力无疑更多。
晚明时期，世纪末的动荡对政治生活造成的冲击以及经济的持续富裕，使文人们回到了他们休憩的天堂：家内的生活。当公众生活黑暗败坏，“避世”自然变得很有吸引力，许多公众生活幻灭的男性回到了世俗的乐趣中，大学者家内的厅堂和私人的花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交往场所之一，来这里的男女通常是士大夫、名流和名妓。而且名妓是作为他们盛邀的宾客，频繁出现在他们自己所举办的家宴上。她们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才媛，她们集中在江南的富裕地区和中心城市，这些女性艺术家穿梭于男性的领地，作为女德典范通常不能被接受或者被指为不稳妥，但是中国这一时期的名妓在社会中有着一种必不可少的综合艺能，她们可以在男性名流的公、私生活中游刃有余。她们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所受的教育程度又极高，甚至她们的文学才能有些可以像男性文人一样被称颂。
此时作为男性名流同伴的她们以精通男性的艺术著称，她们需要仰仗男性的资助过活，以绝佳的歌唱弹奏、飘逸的吟咏、通晓古典和现代的文学去迎合男性的口味。如名妓之首柳如是，儿时她在宰相周道登家里，受到了他的精心指导，少女时与几社才俊往来，书法则受到李存吾的亲授，陈寅恪称其书法远比钱谦益好，不仅仅书画能胜任，“盖河东君所作诗余之传于今者，明胜于牧斋之永遇乐诸阕，即可为例证。不仅诗余，河东君之书法，复非牧斋所能及。倘取钱柳以方赵管，则牧斋殊有愧子昂矣”。应该说与书画艺能相比，柳如是于文学方面的才能更为优异突出，她是她的爱人陈子龙复兴宋词的动力和灵感源泉。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化、商业化以及印刷文明(坊刻和家刻的昌盛)快速发展的脚步，将妇女带进了历史的记录之中。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有大批的文士参与了对女性文艺及书画才能的辑录， 亦正是这段时期迷人的缘由。于是我们看到聚集在这里(江宁府、松江府、苏州府、嘉兴府、杭州府)的大批文人士子，他们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书画家以及鉴藏家。
金陵有周晖、顾起元、姚旅和潘之恒，太仓有王世贞，兰溪有胡应麟，长洲有皇甫汸，吴门有王穉登，华亭有董其昌，嘉兴有李日华、汪珂玉，常熟有钱谦益，杭州有汪汝谦，海宁有葛征奇。这些地区灵慧的女孩子及其家族中知性的女性亲属们，由于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诗句的交换、观点的相互丰富，促使才女文化日趋成熟。
这里的才女群体以出版自己才华横溢的诗歌选集为荣，而赞助她们的就是她们资产雄厚的家庭。有的才女作为文学批评者，对于当时流行的文学著作，女性的诗集等，都有着极为精彩的评点，柳如是在成为钱谦益的家庭成员后，就同钱谦益一起编著了《历朝诗集》，并对才媛力作著论评价。与此同时，艺术、古玩市场的繁荣推动了绘画地区流派的激增，这些地区的画派先前是以省会为基础来划分的，如今则细化到松江的华亭、苏州的常熟等小的县区范围。扩大的画家群体，绘画世家的涌现，那么多杰出的男性画家背后的女性向公众的视界走来，成为才能罕见的女性画家而卓然独立。
柳如是、仇英的女儿、吴门文徴明的后裔女孙、常州恽氏的闺彦、武进张氏一门闺淑……具有书画传统的家族女性画家群自此层出不绝。这样一个整体的才女文化现象，首先出现在16世纪后期的江南，并直到19世纪，它还在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地区继续繁荣和延伸着。读者大众群的出现，对情感的重新关注，名妓文化能见度的提升、女性教育的提倡，女性出游机会的增多及女子特性的重新定义使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和颇具争议的文化生存方式。显然，这些正是文化大背景下的产物，才女文化在江南地区的蔓延滋长，延伸扩展，在社会阶层中有三个关键： 名淑、名妓以及在两端游走的闺塾师，由于她们的突出才能以及她们的先锋作用，以后江南的女学将更加开放，延续更为广泛。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