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消除帮派政治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在专制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图：Getty Images/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5年01月02日讯】临近年终，《人民日报》那篇《习近平为何一批再批“团团伙伙”》，算是为2014年的反腐主题做了诠释，即打击帮派政治，战果是收拾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党内大帮派。结合各军区、兵种频繁换将与地方官履新的消息，始自重庆“唱红打黑”以来的党内权争已告一段落。
帮派政治是人治的必然产物
长达几年的公开化权争确实让中共很受伤。《人民日报》文章表示，“病灶不除，顽疾难医。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每一只大老虎背后都刮着团伙、山头、圈子的不正之风”。“学习小组”（微信号：xuexixiaozu）仿佛担心外界不明白打击令计划早已在最高领袖的筹算之中，特别发表习近平今年5月8日的一篇内部讲话《中办干部必须绝对忠诚》，针对中办主任这个位置的特殊性，要求“决不用中办牌子搞关系，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搞公权私用、公器私用，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严防一念之差、一时糊涂、一穴溃堤。”习对令计划的评价大概包含在这句话里：“那尽管平时表面上看着忠诚，但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习指令计划的“靠不住”，显然不是指他辜负了胡锦涛的信任，而是与接班人危机有关的“靠不住”，这也是令计划在胡锦涛平安下车之后还能够熬上两年多的原因。但令计划究竟是何时、因何事卷入了这种可能带来灭门之祸的“皇位”继承之争，最终还只能等官方消息确证了。目前能够证实的就是周永康有石油帮、四川帮与政法系，徐才厚通过卖官鬻爵形成盘根错节的军中帮派，令计划有个西山会与一个有影无形的“秘书帮”。
习近平消除帮派政治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在专制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帮派政治就是专制政体的附生物，人治就是帮派政治形成的土壤。
政治帮派产生于中共“条块”权力结构
中共将自身的权力结构形象地概括为“条条块块”，中国当代政治治理模式就是条块治理。所谓“条条”是指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上下贯通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就是一个个权力体系。以公安系统为例，中央政府这一层级有公安部 ；省级政府有省公安厅 ；地级市及县级政府也均设有市县公安局，周永康掌政法系多年，通过控制省公安厅长的任命达成对系统的控制。所谓“块块”则是指每一级地方政府按事权划分的部门。近20年以来，“条条块块”增加了新的涵义，“条条”有时用来指的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块块”用来指地方区域发展规划。
每一个条条块块都有自己掌管的事权与升迁机制，这样一来围绕“条块”就形成了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比如周永康的石油系既有“条条”结构，也有“块块”结构（各油田管理局），政法系主要攀附在“条条”上，而四川系则是地方官僚的利益（“块块”）结合体。另一个所谓“团派”系指出身于共青团系列的官员，因其过于松散，可能并不构成真正的利益组合。
中央政府无力根除地方政治帮派
中共政治一向高度关注地方治理。毛时期是中央高度集权，对地方势力的形成极为敏感；一旦被中央认为有地方势力苗头，一律残酷打击。比如，中央认为广东的“和平土改”根源于广东干部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重创广东干部。直到改革开放，广东干部犹闻“地方势力”之名色变，噤若寒蝉，可以想象当初因地方势力被整得多惨。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税制改革，先是分灶吃饭，后变为分税制，地方政府有了独立发展经济的权力与能力，地方势力也开始兴起并发展。最开始是农村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我在《现代化的陷阱》第九章《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及地方恶势力的兴起》讨论过这一政治趋势。21世纪前十年，县级政治由当地一些政治家族垄断已很普遍。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颇有份量的调查报告——“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他曾在中部某县挂职副乡长与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罗昌平在令计划倒台后发表《令计划与秘书长的权力场》，文中详细介绍了令计划的西山会。罗还指出，这类政治帮派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没有特殊的秩序编排，但在全国到处存在，通常以某个行业或地域为标签，比如行业中的石油帮、电老虎、铁老大，又比如地域上的湖南常德、江苏盐城、吉林延边。中国2014年反腐，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山西。该省人称“血煤上的腐败”，在中央连通至令计划，因此官商两大集团均受到沉重打击。
帮派政治在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帮派势力坐大之后，中央政府除了政治打击之外，很难干预帮派内部的利益输送管道。帮派之间因为各据一地、一部门，与其它势力之间形成危险平衡；地方性帮派势力一般也不会主动挑战中央权力，但如果最高层发生权力之争时，也因其“宗主”关系不得不介入。中央不同派系势力之间一旦进入争斗状态，就进入“开弓没有回头箭”状态，最后往往成为你死我活的格局，中共历史上共有十一次路线斗争，其结局大体都是“胜者成王败者贼”。但是，权力交接过程中介入权争的人有时不是为本人争位置，例如周永康、徐才厚在中共十八大高层权力之争中站到薄熙来一边，主要是认为薄上台后，会在他们退休后保其本人及其家族平安。因为对他们这种高官来说，“平安下车”不仅指其本人平安退休，还包括其退休之后其子女及家族的平安。
按照中共目前定下的规则，习的任期是十年。其前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消灭前两朝形成的帮派势力之上，但他只能消灭妨碍其集权施政的帮派势力，并不能消灭帮派政治。因为帮派政治由中共政治制度本身的赋权特点而产生，是附生于这个体制的细胞，只要这一体制存在，帮派政治就不可能根除。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朝中帮派都奉自己为尊，通过平衡各帮派而维持本人的至尊地位，并保证自己身后不致身败名裂。斯大林、毛泽东在位时，其权力名望都达到颠峰，二人操纵高层帮派也得心应手，独独在安排身后事方面却力有不逮。在他们归天之后，党内高层各政治帮派立刻开始角逐最高领导权。权斗失败者或者系狱，或者送命。邓小平之后中共高层一度相对稳定，曾使世人都相信中共已经成功地厘定了权力交接制度，解决了所谓“接班人危机”。但近四年以来中国高层的剧烈冲突，以及习近平2014年反腐重点放在清除政治帮派，让世界再次清晰地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共极权政治两大与生俱来的病灶，即帮派政治与最高权力交接危机依然存在，并制约着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