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低效问题更形严重。
【看中国2015年02月07日讯】农民焚烧秸杆,据说是造成中国部分地区某些时段严重雾霾的罪魁祸首。2月1日,湖北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规定自今年5月1日起,全省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农民为什么要露天焚烧秸杆,而且政府屡禁不止?以前秸杆用途有二,一是被农民用来烧火做饭,二是被沤成农家肥提高农田肥力。现在农村用上了天然气、煤气或蜂窝煤,秸杆失去了烧火做饭的价值。但农民也懒得制作和施用农家肥,他们嫌麻烦、费时费力,剩下的就是就地一烧了之,或者弃之于沟渠,同样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乍看起来,中国农民变“懒”了。变“懒”的另一个证据也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农民懒得抗旱。现在几乎年年都有地方出现旱情,国务院总理总是跑到各地呼吁抗旱保产,但根据媒体报道,农民其实根本不买账。在抗旱问题上,中国农民与政府的心态完全不同。
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到今天,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以资本为纽带,重建了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而在更广大的中国农村,大量优质劳动力进城打工去了,投入农业的几乎都是“老弱病残”,人们不再进行所谓“精耕细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靠天收。人们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操作简便,用以替代过去的施农家肥和锄草。
我们不妨将这种“去精耕细作化”的农业称为“懒汉农业”,其最大特点就是靠天收,还带来农村环境污染、土质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国家统计的全国粮食产量以及其他重要农产品都保持“稳步增长”,但是中国农业数据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没有成本核算,农业效率和农民生产效率如何,没人搞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农业效率很可能是处于持续下降中。
“懒汉农业”的成因,不是中国农民变懒了,显然是出于农民的常识性经济理性。两三亿农民工进城,他们绝对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人群,有些人留在农村,不是因为他们懒惰,也不是因为他们属于“老弱病残”而劳动能力下降。很多农民都在算种田的账:种一亩粮食或棉花,好年成收入五六千元,坏年成收入一两千元,扣除农药、化肥、雇工或雇用机械的成本,已经所剩无所,农民一年忙到头,算是白忙活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是8896元,鉴于我国家庭户均3.02人,假设其中2人为劳动力,则每个农村劳动力年收入为13344元,月收入是1112元。但以目前的湖北农村为例,什么知识与技能都不需要的小工活,每人每天工钱是150元甚至更高,就算每月只工作20天,月收入至少3000元,干满30天月收入可达4500元以上。以这种市场价格的劳动力去种田,真的是亏大了。
如果将土地、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业劳动力一起纳入农业成本核算,中国农业的低效问题将更形严重。假如将农业产出计为土地成本对价,农民的劳动价值就有可能等于零;反过来,如果将农业产出全部计为农民的劳动报酬,则不仅存在大范围大幅度的农业“欠薪”问题,而且土地资产的收益将是负数。
“懒汉农业”和农业低效的根源,是农村和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落后,与今日中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严重脱节。大陆农村土地归村组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前是一种吃大锅饭的体制,农民劳动积极性不高。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生产关系转向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下子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原因是大家不再吃大锅饭了,每个家庭多劳可以多得。
但家庭承包制仍然是一种将土地与农村户籍、农民身份与农村劳动力捆绑在一起的制度,一方面农民有劳而得食的最低限度保障,另一方面农民摆脱不了土地和身份。随着壮劳力进城打工,农村土地实际上与农村人口中的“老弱病残”捆绑在一起,这部分人口不仅无力“精耕细作”,而且由于农业产出低,农户不屑于在土地上投入过多。在经济理性考量下,潜力无限的农村土地资产实际上陷入“投闲置散”的困境。这反过来又恶化了中国农业的低效困境。
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从改革中国大陆落后的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入手。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使之进入市场流通。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实现最佳或合理配置。现在中国大陆仍有七八亿农村居民,将他们与集体土地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极其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它顽固地维护的实际上是小农经济。
2月1日,大陆所谓“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承诺将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允许集体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进入市场流通。这一改革已经触及农业基本制度的要害,但是否足够以及实际效果将来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来源:东方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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